水稻的大量種植，是二里頭王國崛起的關鍵

司馬遷在《史記·夏本紀》中兩次提到稻：“令益予眾庶稻，可種卑濕。”“與益予眾庶稻鮮食。”

意思是，大禹叫伯益發放稻種，教導群眾在低洼潮濕的地方種植水稻。

這一記載在新砦遺址和二里頭遺址的考古中得到了驗證。

考古工作者對上述兩遺址的土樣進行“浮選法”統計，發現按重量計算，稻米的權重皆為85%左右，粟和黍加起來的重量權重僅為15%。

這裡可能隱藏着二里頭王國崛起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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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0kaBP期間，全球各地發生了一場降溫事件。

當時，歐洲阿爾卑斯山地冰川重新活動，北美地區發生嚴重的乾旱事件，西亞地區的降溫幅度堪比新仙女木事件最冷和最為乾旱的時期。

在中國，同樣如此。證據如下：

貴州董哥洞、湖南蓮花洞、湖北神農架山寶洞、遼寧本溪水洞等石筍δ18O顯示，4.2~4.0kaBP期間是一個顯著的弱季風期。東北金川的泥炭纖維素δ13C顯示，在4.2kaBP左右該區有一次大的氣候轉型，氣候從之前長時間的濕潤狀態轉為之後的乾旱狀態。

原理很簡單，中國東部的氣溫、降水的變化，主要受西太平洋副熱帶高壓的控制。

當西太平洋副熱帶高壓變弱，雨水帶自然轉移，變得更加靠南、靠東。從而使得東邊和南邊的雨水增加引發澇災，西邊和北邊的雨水減少引發旱災。

當東、南、西、北要麼發生旱災，要麼發生澇災，久而久之，人口就會慢慢向中部地區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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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轉移是一個漸進的過程。

一開始是，氣候巨變使人口和資源失衡，造成本地區內部競爭加劇，最終導致大型聚落的誕生。陶寺、石峁等超大型聚落的誕生，即與此有關。

當氣候惡化加劇，為爭奪生存空間，地區之間就會由協作而變為鬥爭。陶寺被毀，就與石峁人群南下有關。韓建業認為，這一考古事件，對應文獻所言的稷放丹朱，未必如此，但背後一定是北方人向中原遷徙。

在陶寺南方，石家河文化遭到毀滅，對應文獻上的禹攻三苗，也與氣候變化有關。

《墨子·非攻上》：“昔者有三苗大亂，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龍生於廟，犬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穀變化，民乃大震”。

夏冰，即天氣降溫。地坼及泉，即乾旱。這意味着長江流域出現乾冷天氣。

基於考古發現，中原人群似乎並沒有向南方遷徙。所以，戰爭並非總以佔領對方地盤為目的，也有保護自己不被侵犯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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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0kaBP的降溫事件，造成了整個社會的大崩潰。

例如，在內蒙古岱海地區，老虎山文化由於氣候的影響而發生衰落，該地區留下200餘年的空白；在西遼河流域，小河沿文化曾發生衰落，不少地區出現文化空白。

研究表明，從龍山時代到二里頭時代，黃河中下游的聚落總數量從1669個驟降至180個；山東地區的聚落總數由677個降為44個；晉南地區聚落總面積由2000萬平方米降為不足300萬平米。

大崩潰同樣波及到嵩山南北地區，雖然程度弱一些。

但不同於其他地區，大崩潰之後，嵩山南北尤其是洛陽盆地，人口快速增加。

據統計，二里頭時代，洛陽盆地的聚落總面積超過2000萬平米，相比龍山時代，上升了八成左右。

此時，該如何養活他們？

其實，新砦遺址和二里頭遺址人群中，稻米在飲食比重中的超高佔比，已經在告訴我們，當氣候巨變時，中原地區的糧食結構，因為不單一，兼具南北特徵，所以更能緩解災情。

簡言之，北方種植粟米，氣候巨變後只能退耕還牧，南方種植水稻，受災後什麼也做不了。只有中原地區，雨水少時種植粟米，雨水多時種植水稻，旱澇保收。（基於當時“東亞雨神”南徙，中原地區的平均雨水量要比過去多一些。故此，水稻在二里頭糧食比重中較高。）

當中原地區在氣候巨變時的農業優勢體現出來後，人群遷入是必然的。

伴隨着人口的增加，是財富的聚集，以及政治的統一。

於是二里頭王國就誕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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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堯舜時代，中原遭遇大洪水。鯀治水九年，禹治水十三年，終於成功。在這二十二年里，雖然人們可以通過搬家的方式來躲避洪水，但糧食問題難以解決，因為粟和黍不適合生長於雨季。

這就是為何大禹“令益予眾庶稻”。

彼時，大禹等人認識到水稻的重大作用，所以中原地區的人們才能在龍山大崩潰時代損失最小，並能在隨後的時代，快速崛起。

不得不說，誕生於長江流域的水稻，是二里頭王國崛起的最大功臣。

畢竟，那可是85%的口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