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元入獄後提了一個荒唐建議遭獄警呵斥，晚年帶着一個遺憾離世

姚文元是浙江諸暨人，出生於1931年，他的父親姚蓬子曾經是一名左翼作家，1927年加入共產黨，後來叛變投靠了蔣介石。姚文元讀大學的時候，總是向別人吹噓自己的父親，他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我父親是魯迅的戰友，瞿秋白、馮雪峰、胡風，都是他的好朋友，我們家的常客。”有人看不慣他的嘴臉，就把他父親曾經叛變的往事給扒了出來，弄得姚文元很是尷尬。

大學畢業後，姚文元進入上海盧灣區宣傳部工作，住在機關集體宿舍里。當時的姚文元比較邋遢，也不合群，喜歡獨來獨往。一身藍色的棉幹部服，穿了幾個冬天都不洗，已經油光可鑒了，他照穿不誤，同事們戲稱他為“賣油條的小販”。在宿舍里，姚文元是起床最晚的一個，從來不參加做早操。當時他的愛好也非常簡單，就是看書，寫稿子。

1954年，胡風受到批判，並被捕入獄。曾經以胡風是自己家裡“常客”為榮的姚文元反戈一擊，在報刊上發表了一篇名為《分清是非，劃清界限》的文章，對胡風進行猛烈抨擊。當時張春橋正擔任《解放日報》社長兼總編輯，他看到姚文元的這篇文章後對他大加讚賞。在張春橋的大力推薦下，姚文元成了上海作協黨組成員。

1965年11月，在江青和張春橋的授意下，姚文元炮製出了《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造成了極壞的影響。“文革”開始後，姚文元步步高升，先是擔任了上海“革委會”副主任、上海市委第二書記，接着又當選為中央委員、“中央文革”領導小組成員。1973年，姚文元再進一步，擔任了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央宣傳部部長。

此時姚文元也把自己的家從上海搬到了北京，有關部門給他安排的住處他不滿意，自己看中了緊挨北京八中的一所大院。這所大院共有125間房子，曾經是清朝一位王爺的府邸。姚文元一家5口人，卻佔了125間房子。為了保障他的安全，四周原有的圍牆被推倒重建，上面還架了鐵絲網。姚文元喜歡安靜，為了不受打擾，他不許北京八中的師生在緊挨他家的操場上做廣播操，校辦工廠的電鋸也不得發出聲響。可見姚文元當時有多膨脹。

北京的冬天比較寒冷，姚文元的房間里都有水暖，本來是用煤來燒熱的。但他嫌燒煤有味，就讓改燒輕柴油，算下來一天的取暖費就要200多元。一個冬天光取暖費就將近2萬元。他五口之家的取暖費相當於北京八中全校兩千多師生花的取暖費的四倍！“文革”期間，姚文元和江青、張春橋等人合夥，幹了不少壞事，迫害了不少老幹部。毛主席病逝後，“四人幫”妄圖發動陰謀，結果被一舉粉碎，姚文元先是被隔離審查，接着被關入秦城監獄。

在獄中，姚文元堅持每天讀書、看報，有時候還寫一些哲學方面的文章。有一次，姚文元看報時，發現上面有這樣一段話“現在全國人民的生活都富足了，很多人家過年時都是大米白面猛吃”。他當即皺起了眉頭，對獄警說：“這樣可不行啊，這樣搞幾年就會沒有糧食吃了，得發個票進行限制。請你們趕快代表我向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們轉告一下。”

這個荒唐的建議遭到了獄警的呵斥：“現在中國不是你們當權那個時候了，老百姓的日子好過多了，你還是好好改造你自己吧！”姚文元羞愧地低下了頭。1996年，姚文元出獄，當時他每個月有4000元的養老費，生活無憂。晚年的時候，姚文元有一個心愿，他希望能重新入黨。但他的請求沒有得到批准，2005年姚文元帶着這個遺憾去世，終年74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