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自我滿足而塑造的“大好天子”，勤於玩樂且霸道的明宣宗

明宣宗朱瞻基是歷史上少有的全才皇帝，能文能武、琴棋書畫樣樣精通，在治國上也頗有建樹，與其父明仁宗共同開創了“仁宣之治”。他是成祖眼中的“好聖孫”，朝臣嘴裡的“真英主”，史家筆下的“太平天子”，後世心中的“小太宗”。

現如今在相關作品的推動下，對宣宗的評價也被進一步推高。他不光是個好皇帝，而且不是小好、是大好。他的《耕夫記》、《織婦詞》也讓不少人將他評價為兩千多年來，真正心系底層民眾的好皇帝。

作為皇帝的朱瞻基真的就這麼完美無缺么？

熟悉明史的朋友，大概都知道明宣宗還有個綽號“促織天子”。《聊齋志異·促織》開篇第一句話就是“宣德間，宮中尚促織（蟋蟀）之戲，歲征民間”。

講道理，這不是什麼問題。普通人日常可以通過自己喜好的遊戲娛樂放鬆，皇帝也是人，自然也可以。但是皇帝和普通人一樣，都不應該沉迷其中。

王世貞在他的《弇州史料》中收錄了一道宣宗頒給蘇州知府的聖旨，光這一次宣宗就征蟋蟀一千隻之多。在他推動下，當時一隻品相上好的蟋蟀，價格竟達四十多兩白銀。《皇明紀略》中甚至有人因蟋蟀而自殺的記載。

1982年景德鎮出土大量明宣德朝官窯殘片，其中數量不低的蟲罐、過籠等器物也旁證了宣宗對於“促織之戲”的沉迷和喜愛。

如果說“斗蛐蛐”還能讓人理解和接受的話，宣宗的另一個愛好就讓他和“好皇帝”聯繫不起來了 – 喜好女色。根據朝鮮人的說法，宣宗多次派遣使臣至朝鮮索要“貢女”，而且還是幼女。

若海又啟曰：“家禮，女子年十四至二十皆可嫁。而今十歲處女，亦皆推選。皇帝雖求十歲處女，在我本朝當選十四歲以上者以獻，何如？無知年幼之女，至於遠父母兄弟，則必召怨傷和矣。”上曰：“以兩國相婚言之，則如家禮所言可也。此皇帝為其使於眼前而求之，求之如此，而不從其命，無乃不可乎。”

《李朝實錄》

這還不是朝鮮的一家之言，明朝這邊的《明朝小史》也有宣宗喜好“幼女”的記載：

帝嘗幸大臣第就宴，家人供事，有女甚美，行酒左右，上悅之。然稚齒未可進環。上謂曰：“爾要東西與我說。”又曰：“先與爾頭面。”眷戀久之而去。

除此之外在《罪惟錄》里，甚至有宣宗因妓女和大臣爭風吃醋而將其罷官的故事。不少人認為正是因為身體難以滿足這方面的慾望，宣宗才求助丹藥，最終導致自己壯年而亡。

而這些還不是宣宗私德方面，最為敗壞的記錄。

朱瞻基在做皇太孫時，明成祖曾下令讓他習武健身。宣宗不但學得好，騎射精通，而且還學出了愛好，熱衷外出遊獵。宣宗的老師戴綸和林長懋，覺得不能因此而荒廢了學業，就常常規勸他，但是朱瞻基並不理會。

見勸不動皇太孫，戴綸和林長懋二人就轉而向成祖進諫。指出皇太孫過於沉迷遊獵，希望成祖能夠督導皇太孫多用心於學業，但是成祖轉頭就把他們倆給“賣”了。在一次閑聊中成祖將戴倫的諫章出示於皇太孫，朱瞻基不但沒感念自己老師的用心良苦，反而把他們給恨上了。

朱瞻基登基後依然勤於遊獵，耿直的戴倫、林長懋二人多次勸諫皇帝不要沉迷於此以免損害江山社稷，被激怒的宣宗最後將他們兩人投入獄中。林長懋被囚禁了十年多，而戴倫更慘，不但籍沒家產，他本人也在宣宗的親審中被“箠（鞭）死”。

頃之，（戴綸）復以諫獵忤旨，命參贊交阯軍務。而長懋自南京來，後至，亦出為鬱林知州。無何，坐怨望，並逮至京，下錦衣衛獄。帝臨鞫之，綸抗辯，觸帝怒，立箠死，籍其家。諸父河南知府賢、太僕寺卿希文皆被系。而長懋在獄十年，英宗立，乃得釋。

《明史·戴綸傳》

有人替宣宗辯解稱，這是因為宣宗痛恨他們背後打小報告的“小人”行徑。就算是看不慣他們的“小人”行徑，懲治他們有必要用這麼殘酷的方式么？又為什麼要株連他們的親族？

戴綸的叔叔戴希文不但自己被株連下獄，連未成年的兒子也被閹割入宮成為宦官。好在這孩子自己爭氣，在宮中熬了下來。後被賜名懷恩，不但是成化、弘治兩朝有名的太監，也是明朝難得留有好評的太監。

而且江西巡按陳祚並未打過小報告，他一樣因勸諫宣宗不要過於遊獵而全家下獄，其父瘐死獄中。

在古代師生關係的重要性並不比“君臣、父子”弱多少。當年明太祖大肆屠戮功勛朝臣，無人敢阻，也無人能勸。但是馬皇后一句“民家為子弟延師，尚以禮全終始，況天子乎?”就救下了太子的師傅宋濂。

這個典故宣宗不可能不知道，而戴倫、林長懋也同樣是他的老師。即便自己的老師真的有罪，於情於理也應該盡量保全，何況他二人根本就無罪。

這既是宣宗的無情、殘忍，也是他的“霸道”。作為皇帝，他接受不了任何人的質疑或反對，並且質疑或反對他的人都要遭受他最猛烈的報復。最能體現宣宗這一性格的，莫過於他對“漢王謀逆”案的處置。

對於這段歷史，不少朋友的印象是這樣的，一個搞笑的王爺，折騰了一出搞笑的謀反，結果被明宣宗輕鬆平滅，實際的史實比這殘酷的多。

有一種觀點認為“土木堡之變”導致大量明軍勛貴將領陣亡，從而讓通過勛貴控制明軍的皇帝對軍隊的影響被弱，文官勢力藉此膨脹並壯大。其後明朝皇帝和文官開始爭奪皇朝權力，明朝在這種持續性的內耗中快速衰落下去。

這裡不討論這種觀點是不是正確，只是覺得持這種觀點的人不能光埋怨明英宗和王振，因為宣宗對於功勛將領的摧殘更甚於“土木堡”。宣宗在討平漢王朱高煦後發起大獄，共誅殺文臣武將六百多人，流放兩千多人。

廢高煦父子為庶人，築室西安門內錮之。王斌等皆伏誅，惟長史李默以嘗諫免死，謫口北為民。天津、青州、滄州、山西諸都督指揮約舉城應者，事覺相繼誅，凡六百四十餘人，其故縱與藏匿坐死戍邊者一千五百餘人，編邊氓者七百二十人......

《明史·朱高煦傳》

更不用說其後朱高煦一家全部殞命。某種程度上，論起手段的殘忍，宣宗並不弱於太祖和成祖。讓身背“弒兄屠弟”罵名的雍正“汗顏”，也堪比那位有名的“太宗”。

註：朱高煦共十一子，長子和三子死於朱高煦之前，二子在仁宗時被罰鳳陽圈禁（也被宣宗處死），其餘八子和他死於同一天。王妃韋氏在朱高煦被處死時一併賜死，其餘妾室勒令殉葬。

最後在治國方面，宣宗的成就或者說功勞，也不是傳說中的那麼大。

首先應該注意到一個問題，宣宗之治為何被稱為“仁宣之治”？這十一年，其父明仁宗當政時間只佔了十個月（如果按改元算，僅有五個月）。

這麼定義的原因是這十一年的國策基本都是明仁宗定下來的，宣宗是在執行和延續這些策略，這也是一些人稱呼宣宗為“守成之君”的原因。在追捧宣宗的同時，不應該把仁宗的成就也加到他的身上。

而且宣宗自己在治國方面也有明顯的失誤，簡單列舉兩例。

明朝的基礎以及皇朝的保障衛所制，到了宣德朝已經腐敗不堪並趨於崩潰，最突出的問題是勛貴官員們占役，以及因生活困苦而導致的逃軍。雖然問題的鍋不在宣宗身上（各地軍衛從洪武時就開始逃軍），但宣宗的問題是他沒重視，也未解決這個問題。

註：明軍在無戰事時有服朝廷徭役的義務，很多勛貴、官員以此為由長期強役士兵成為免費勞動力。

宣德六年，勘合京師五軍營在冊軍士人數為五萬七千人，只有滿編的一半多一點。人都湊不齊，訓練只能是三天打魚兩天晒網了，軍械軍需準備怕是更沒人關心了 ……

這不光與宣宗“重視民生”的形象不符，也導致明朝錯失了解決“衛所”問題的黃金機會。衛所制度在宣德朝繼續崩壞並最終走到了無法挽救的地步。明朝出征土木堡的烏合之眾從哪裡來的，不正是從這些腐爛、荒廢的軍衛里走出來的么？

註：明軍土木堡的慘敗不僅僅是英宗、王振指揮的問題。例如大軍離開京師的第一晚宿營時，大風吹動旌旗，居然引起了嘯營。幾十萬明軍大呼小叫，以為瓦剌軍襲營，亂作一團。也先如果真的襲來，英宗早就成俘虜了。土木堡大潰敗前，明軍幾次組織上萬規模的精銳與瓦剌交戰，均全軍覆滅 ……

其次，宣宗坐視蒙古瓦剌部的壯大。

永樂朝時蒙古已分裂為瓦剌、韃靼、兀良哈三部分，由於韃靼的阿魯台脖子比較硬，一直不低頭，永樂一朝六征蒙古有五次都是在打他。這在客觀上幫助了瓦剌部的壯大。

從永樂後期開始，力量日益壯大的瓦剌部開始攻擊阿魯台蠶食韃靼部。到了宣德朝瓦剌部明顯已經有了統一蒙古的趨勢，宣宗仍然無動於衷就是問題了。如果說分裂的蒙古對明朝是利好，那麼統一的蒙古就將成為明朝的噩夢。瓦剌部在明朝的坐視下完成了蒙古的整合，然後作為回報為明朝送去了“土木堡”。

就像很多人說的“明實亡於萬曆”，鍋不能全扣在崇禎頭上。那麼同樣宣宗也不能摘掉自己身上關於土木堡的責任，而且退一步講，英宗這個皇帝不也是他一手扶立、教育出來的么？

有人可能會說，宣宗駕崩的早，英宗是被王振忽悠並帶壞了。不說一個身份卑微的閹人，憑啥用十年不到時間就把一個“強盛”的帝國折騰的破敗不堪。這個閹人本身不就是宣宗提拔、培養並安排在自己兒子身邊的么？

所以宣宗是“好皇帝”的同時，他身上依然有着很多“壞皇帝”的屬性。明朝在他的治理下不但走到極盛，也開始快速下滑。這些之所以不被人們熟知，是因為在“為尊者諱”的影響下以及自身的需求，很多人不自覺的喜歡去塑造“完美英雄”。

通過宏大敘事以及褒讚成就來獲取一種與光榮同伍、膜拜成功的沉浸式陶醉快感。進而主動通過春秋筆法、甚至是篡改他們原本的事迹，以掩飾這些人物身上的錯誤。最終變得不相信並排斥他們有這樣那樣缺點、問題的事實 ......

現在不少歷史人物身上環繞的爭議，就是這樣產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