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毛主席生病，舒同介紹一位大夫開猛葯，譚啟龍：你膽子真大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主席去世，舒同在得知了這個噩耗後，悲痛地說：“不管怎麼樣，如果沒有他，我們至今還在黑暗中摸索！”說完以後，他竟然流下了兩行熱淚……

舒同既是毛澤東的革命戰友，而且因為他精通書法，毛澤東將他視為“書友”，他們之間的詩書交往，不僅反映出兩個革命家之間的交流與切磋，也折射出時代的煙雲，給後人留下了無數佳話。

1905年，舒同出生於江西省東鄉縣，他6歲就開始練字，10歲在一位前清秀才的指導下，先後臨摹了柳公權、顏真卿等名家的字體，逐漸摸索出了自己的風格。

舒同

1926年，舒同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成為了東鄉縣地方黨組織的創始人。1930年，舒同調到紅軍隊伍中從事秘書和政治工作，每當作戰間隙，他都會潛心進行書法研究，甚至在騎馬行軍的途中，他也會用右手在膝頭比比劃劃，因此他的褲子總是膝蓋處最先破。時間長了以後，大家送了舒同一個“馬背書法家”的雅號。

有一次，舒同用石灰水在蘇區根據地的牆上寫了很多革命標語。毛澤東看到以後，對朱德說：“總司令，你來看，沒想到我們紅軍竟出了個書法家，在牆上寫了幾種字體，但不知是何人？”

朱德說：“我知道這個人，他是紅四軍政治部秘書，名叫舒同。他可不簡單呢，曾畢業於臨川師範學校，我聽葉劍英說過，1926年夏，北伐軍攻佔撫州，部隊舉行群眾集會，舒同為大會書寫的‘歡迎北伐軍群眾大會’的橫幅，曾引起他的極大興趣。”

舒同書法作品

1932年春天的漳州戰役結束後，舒同奉命參加打掃戰場，正好遇到了毛澤東。毛澤東高興地握住舒同的手說：“小夥子，如果我沒有猜錯，你就是舒同吧！我早就聽過你的名字了。”

舒同謙虛地說：“比您要差得遠。”

毛澤東說：“哪裡哪裡！往後咱們要互相學習和交流喲，就是文友了！”

兩人邊走邊談，毛澤東從彈痕遍地的地上撿起一顆彈殼，笑着說：“這就是戰地黃花啊！”

舒同會心一笑，他為毛澤東如此豐富的情感世界和如此神妙的比喻所觸動，他又想到了毛澤東曾在1929年寫過一首詞，裡面有一句叫“戰地黃花分外香”，但很多指戰員卻把“黃花”理解為菊花或菜花，今天看來，原來毛主席是另有所指！

1935年10月，紅軍到達陝北後，舒同調任紅一軍團第四師政治部主任。1936年，延安創辦了“中國抗日軍政大學”，負責籌備的同志請毛澤東寫校牌，但毛澤東當時實在忙不過來，便對來人說：“你們去請紅一軍團的舒同寫吧，他的字寫得好，我很欣賞。”

就這樣，舒同奉命書寫了“中國抗日軍政大學”的校牌，還寫了左右兩邊的“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8字校訓。

舒同題寫的“中國抗日軍政大學”校牌

不久以後，紅軍為了團結抗戰，決定請陝北旬邑縣一個叫蕭芝葆的前清翰林出任邊區參議員，但幾次請他，都被他拒絕了，他的理由是：“共產黨好是好，但都是當兵打仗的，沒文化，談不來。”

毛澤東便讓舒同以中央的名義給蕭芝葆寫了一封信，信中宣傳了我黨抗日統一戰線的主張，蕭芝葆看了信以後，欣然同意出山，他說：“這封信不僅字寫得漂亮，文筆也比我好，共產黨有人才！”

由此可見，舒同不僅書法很好，文章也寫得很精彩，黨內、軍內許多重要文章都出自他的手筆。如1939年9月17日，舒同在《抗敵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軍區聶司令員舒主任致東根清一郎書》，就能看到他寫作特有的氣勢和文采。文章的開頭是這麼寫的：

中日兩大民族，屹然立於東亞，互助則共存共榮，相攻則兩敗俱傷。此乃中日國民所共知，而為日本軍閥所不察。

文末又進行了點題：

老成凋謝，豎子當國，輕舉妄動，禍人害己。識此，日本軍閥法西斯蒂，不特中國國民之公敵，實亦日本國民之公敵也。

舒同

正因為舒同文章也寫得好，毛澤東曾稱讚他說：“舒同是黨內的才子，是黨內一支筆。”何香凝女士也曾評價說：“國共兩支筆，國民黨內有于右任，共產黨內有舒同，我更喜歡舒同。”

在解放戰爭時期，舒同曾多次深入敵營，成功策反了國民黨第46軍、96軍和國民黨第二綏靖區等多支部隊起義，不僅積累了豐富的敵軍工作經驗，而且在國民黨高級將領中也有着很高的威望。因此中央在考慮解放台灣時，毛澤東曾內定由舒同擔任“特殊情況下的台灣省委書記”，但因為後來朝鮮戰爭爆發，攻打台灣的計劃只好擱淺了。

新中國成立後，舒同歷任中共中央華東局常委兼宣傳部長、華東軍區政治部主任等職。1954年，華東局撤銷，毛澤東點名調舒同進京，並給出兩個職位讓他選擇：一個是《人民日報》總編輯，另一個是文化部黨組書記。但舒同最終沒去北京，而是在陳毅的推薦下擔任了山東省委第一書記。

不過在毛澤東的心裡，他似乎更希望把舒同放在宣傳戰線上，充分發揮他“黨內一支筆”的作用。1958年，中共中央機關理論刊物《紅旗》雜誌創刊，原先擬定的編委都是在北京工作的領導同志和理論專家，但編委名單報到毛澤東那裡時，他又親筆添加了3位在外工作的第一書記，其中有一位就是舒同。

毛澤東和舒同（左一）

舒同在山東任職期間，毛澤東曾多次來到濟南視察，他沒有住賓館，而是與舒同住進臨鐵路線的一幢房子里，兩人除了談工作外，就是談書法、談詩詞，有時還談中醫。

有一次，毛澤東和舒同聊起了書法，他說：“我喜歡收藏你的字，有人說‘舒體’字是‘七分半書’，即楷、行、草、隸、篆各取一分，顏、柳各取一分，何紹基取半分。也有的書法家評論你的字體風韻是‘沉雄峭拔，恣肆中見逸氣，忽似壯士鬥牛，筋骨湧現’。這些我都同意。”

舒同問毛澤東：“主席，您見多識廣，想必收藏了很多古人的書法作品吧？能否評論一下。”

毛澤東笑着說：“我收藏了600多種拓本和石刻影印件，看過400餘種碑帖。我特別喜歡王羲之、王獻之的行書帖和懷素的草書帖。對於乾隆皇帝的字，雖然到處都有，但有筋無骨，我不喜歡。乾隆時期提倡趙書，代表人物是張照。那個時期成形的‘館閣體’，評價不一，有人就認為是鑽進了書法的死胡同。”

毛澤東的這番話使舒同豁然開朗、大長見識，後來他回憶自己走過的書藝道路時，總覺得是毛主席的話為自己書法的發展指明了方向。

毛澤東和舒同

1957年夏天，黨中央在青島召開會議時，毛澤東不慎得了感冒，加上失眠的困擾，病情日漸嚴重，隨行的保健醫生用西藥治療，效果並不好。舒同得知以後，便推薦一位著名的老中醫劉惠民來給毛澤東治病。毛澤東見到劉惠民後，風趣地說：“你是施惠於民啊！”

但劉惠民開的藥方多用一般醫生不太敢用的毒性較強的藥材，毛澤東的保健醫生和工作人員都很擔心，不同意他吃。劉惠民也因為事關重大而有所顧忌，他多次聲明：“藥方可以開，但必須由舒書記的夫人親自跟我去藥店抓藥、親自煎藥，並親自看着主席喝下去才行。”

舒同當即表示：“劉大夫治療感冒的葯我吃過，的確很靈。他要求由我的愛人給主席煎藥，我同意。萬一有問題，由我們夫妻倆負責。”

最後工作人員在徵求毛澤東的意見時，他風趣地說：“舒同同志擔保了的，我不怕！”

於是舒同的妻子便親自擔起了為毛澤東抓藥、煎藥、喂葯的任務。劉惠民的葯也確實有效，僅過了3天，毛澤東的感冒就完全好了。

舒同和妻子

不過此事細細想來，風險還是相當大的，時任山東省委書記處書記的譚啟龍就曾對舒同說：“你的膽子可真大啊！”

1958年，中央在四川成都召開工作會議。毛澤東在會上問舒同：“山東還有哪些困難需要中央幫助解決？”

舒同見毛澤東如此關心山東的發展，便大着膽子，把山東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中飽受戰火煎熬、做出了重大犧牲、工農業基礎薄弱、財政方面資金短缺、至今還欠中央巨債務等問題一股腦兒全說了出來。他當時的心態是：一吐為快，準備挨批。

沒想到毛澤東聽完以後，卻對主管中央財政的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說：“先念同志，舒同同志說他們還欠中央的錢，對不對啊？全國的解放，山東是做出過重大貢獻和犧牲的，這些錢，我看就給他們免掉吧！”

李先念當即表態：“我同意主席的意見，一個字：免！”

在場的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一聽山東的債務就這樣給免掉了，當場急了，他趕緊舉手說：“主席，我們四川也有債務呢！”

毛澤東卻風趣地伸出4個手指說：“另當別論！”

60年代末，舒同也受到了衝擊，他寫了一份長卷申訴書給毛澤東，毛澤東看完後，當即指示說：“解決他的問題。”但遺憾的是，這一指示沒有得到落實。

在那段艱難的日子裡，一本《毛主席語錄》陪舒同挺了過來。舒同曾對自己的司機說：“你說說毛主席語錄哪一頁哪一段，我全能背下來。”司機隨口說了一頁，舒同果真一字不差地背誦了出來。

毛澤東去世後，舒同住在北京西山一個古柏參天的山坡上，與毛澤東之子毛岸青為鄰，下下棋，聊聊天，或者一個人讀讀書，寫寫字。他經常說：“毛主席的字雖然沒有像書法家那樣經過訓練，但氣勢宏大，汪洋恣肆，無拘無束。現在的人束縛太多，很難學好懷素，毛主席做到這一點很不容易。”

晚年的舒同練字

1992年，87歲高齡的舒同住進了北京301醫院，他的記憶力漸漸衰退，但在散步時仍不時吟誦毛澤東的詩句：“天高雲淡，望斷南飛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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