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黨中央撤出延安，在幾萬國軍附近活動，毛主席如何化險為夷

1947年3月，黨中央決定撤出延安。

7月下旬，來到陝北靖邊縣小河村時，毛澤東主持召開了中央擴大會議。

會議結束不久，國軍已經離他們越來越近了。

南面，董釗、劉戡（kān）正率領8個國軍旅沿咸榆公路北上，直奔綏德、米脂。

北面，鍾松帶着輕裝的半機械化36師沿長城星夜兼程前行，也朝綏德、米脂而來。

南面和北面國軍人數加起來有幾萬人。

雖然他們計劃是先到綏德、米脂會合，然後與榆林國軍守備部隊一起對抗西北野戰軍，但是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就在綏德、米脂附近，且正朝這兩個地方靠近。

在幾萬國軍附近活動，毛主席如何化險為夷？

一、被逼入絕境

綏德、米脂這兩片區域，東西約30公里，南北約20公里，一旦毛澤東等人在這裡被圍，後果不堪設想。

當時，負責毛澤東和中央機關安全的只有四個連，武器老舊，編製也不滿員，不到300人。

一個不到300人的連級單位怎麼去和幾萬人的旅級以上部隊作戰呢？

當然只能不斷轉移，否則絕對是以卵擊石。

在彙報敵情時，周恩來說南北兩路部隊離他們已經越來越近，並用“四面楚歌”來形容他們的處境，毛澤東則輕鬆地說：“四面楚歌，但沒有風聲鶴唳！”

看起來輕鬆，其實毛澤東只是為了穩住眾人，他作為主帥不能亂，看地圖時，不免嚴肅地說：“沿大理河，向榆林方向靠近！”

毛澤東的這個決定，非要和北面、南面的國軍並肩而行甚至相遇不可。但換位一想，彭德懷和西北野戰軍也在榆林附近，這個決定也沒有錯。

對此，任弼時只說了一句：“一路上，難免有刀光劍影！”

最後，經過會議決定，眾人同意了毛澤東的意見。

一路上，毛澤東等人都巧妙地避開敵人，於8月7日來到烏龍鋪。

這個時候，敵人與他們更近了，可以用“被逼入絕境”來形容。

二、堅決不過黃河

看到毛澤東等人與敵人越來越近，不少人着急不已，劉少奇、朱德給毛澤東發去電報，讓他們趁董釗、劉戡與鍾松會合的機會，趕快過黃河，否則就晚了，連彭德懷來信也這麼說。

此時，天又下起了暴雨。

任弼時不無擔憂地說：“敵人本來兩路而來，現在已經變成了北、西、南三路，得趕緊做決定了！”

毛澤東既沒有聽劉少奇、朱德、彭德懷的建議，也不像任弼時那樣着急，只是說：“胡宗南沖我們而來，打不敗他就不過黃河！”

從局部來看，毛澤東的這句話令人費解——一支不到300人的隊伍怎麼打贏幾萬人？但從大局來看，不是毛澤東親自帶人去和幾萬國軍打，而是留下仍然在陝北的跡象，拖住胡宗南部隊，為其他解放軍創造勝利的條件。

此外，毛澤東還擔憂一個問題，那就是一旦和彭德懷會合，很可能會讓彭德懷放不開手腳，這就無異於給彭德懷添麻煩。

毛澤東表示不過黃河後，任弼時首先站出來反對，覺得要過黃河，以保證毛主席和黨中央的安全，兩人為此爭論不休。

任弼時也是對的，他的出發點是為毛澤東和黨中央考慮，在胡宗南三支主力附近徘徊，無異是在老虎身邊跑步，沒有任何安全感。

周恩來在此時出來打圓場：“我們附近的葭蘆河不是黃河，只是黃河的一分支，先過葭蘆河再說，那樣才有迴旋的餘地。”

周恩來的這話起了作用，分歧暫時結束，但新問題又來了。

三、給我拿煙來

正在毛澤東、任弼時、周恩來討論快結束時，偵察員飛馬來報：“劉戡部隊馬不停蹄，冒雨從烏龍鋪出發了，正朝我們而來，在山頭上隔幾里外都能看到他們的影子！”

“快走吧，再不走就晚了！”任弼時焦急地說道。

說完，任弼時已經去挑人，叫他們去找百姓借小船，嘗試着過葭蘆河。

然而，連日來的大雨，再加上此時的暴雨，已讓葭蘆河的水位不斷上升，也變得湍急起來，百姓的小船根本承受不住這種風浪。

也就是說，葭蘆河不能過。

怎麼辦呢？眾人都沒了法子，只能看向毛澤東，讓他來決定往哪一邊去。

毛澤東沒有當即下決定，而是淡定道：“給我拿煙來！”

近幾日，毛澤東得了肺炎，為了他的健康，身邊人早已不帶煙，給不了。

找了幾個人後，終於為毛澤東找到了一支，但雨太大，點不了火。

這時，周恩來的警衛李銀橋主動站出來為毛澤東點煙並且成功了。這讓李銀橋第二天就被調到主席身邊工作，一干就是15年。

大抽一口煙並緩緩吐出，毛澤東整個人頓時充滿了精氣神，眼睛也雪亮了許多。

他沉穩地說：“不過黃河也不過葭蘆河，跟我走。”

沒有辦法，眾人只能跟他走。

讓大家沒有想到的是，他們在敵人的眼皮底下轉移，敵人居然一點也沒察覺到，幾次都是這樣。

這事被傳得神乎其神，當地百姓說：“真龍不過江，誰也敵不了！”

李銀橋後來分析，他們不被發現，主要是敵人從一開始就沒有發現他們。

結語：

毛澤東的做法無異是風險巨大的，他帶着幾百人在幾萬人的眼皮底下徘徊，一旦被發現，肯定插翅難飛。

但是，他們終究沒有被發現。

這裡除了李銀橋說的理由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共產黨在陝北的群眾基礎好，他們的行動信息被守得死死的，敵人根本就問不出他們在哪裡。

從側面來說，這也是毛澤東對群眾工作的一種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