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中國偽史論：中國人種西來說

大家都知道明未清初的“西學中源”說，而相應的在清初從教人士曾一度宣傳過一種中國人種西來說。

如《道學家傳》“小引”云： 蓋上古之時，非無書史可考。然經秦火之後，古儒真傳道統，竟多失落。故《鑒》、《史》之所載天地人三氏等以至伏羲，中華典籍，皆無確據可稽。是以究諸西史，幸神師指示，古經尚存，一一詳具其內。果見東海西海，同一無二，原同一脈。……未有天地之先，昊天之主宰，無聲無臭，於穆不已，以其全能，命陰陽二氣、火氣水土四元行，開闢乾坤，造成萬匯。乃將土化為人祖，男則名曰亞當，女則名厄襪，配為夫婦，以傳人類。父子公孫，代代相繼，傳至第十三代子孫，名號伏羲者，乃始入中華，為首御之君，畫地始有民居。從茲至今，朝代年紀，一一可考，於西曆參對，符合無差。（ 阮元《疇人傳》卷三五）

李祖白的《天學傳概》也有類似說法，而論述較為詳細。其略云： 天主上帝開闢乾坤，生初人，男女各一。初人子孫聚居如德亞（引者按：今譯為“猶太”），此外東西南北並無人居。當是共事一主，奉一教，紛歧邪說無自而生。其後生齒日繁，散走四遐逖，而大東大西有人之始，其時略同。考之史冊，推以歷年，在中國為伏羲氏。既非伏羲，亦必先伏羲不遠，為中國有人之始。此中國之初人實如德亞之苗裔，自西徂東，天學固其所懷來也。生長子孫，家傳戶習，此時此學之在中夏，必倍昌明於今之世矣。延至唐虞，下訖三代，君臣告誡於朝，聖賢垂訓於後，往往呼天稱帝相警勵。夫有所受之也，豈偶然哉？

其見之於《書》曰：“昭受上帝”，“夫其申命用休”；《詩》曰：“文王在上，於昭於天”；《魯論》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中庸》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孟子》曰：“樂天者，保天下”。凡此諸文，何莫非天學之微言法語乎？審是，則中國之教，無先天學者。（楊光先《不得已》）

李祖白（－1665年），中國明朝末年至清朝初年天文學家、天主教教徒。

這一中國文明西來說，顯然不是中國從教人士的創論，而是來華耶穌會士的大膽假說。它同“西學中源”說一樣，都是在利瑪竇等人用中國經典附會天主教和李之藻、徐光啟等人的“東海西海，心同理同”等思想的基礎上發展而來，但兩者的結論恰好相反。

比起“西學中源”說，這一中國文明西來說更加牽強、武斷和大膽。它竟以一句“考之史冊，推以歷年”就斷定伏羲為天主的第十三代子孫，中國人為猶太人的苗裔，甚至中國上古君臣告誡、聖賢垂訓的都不過是天主教的“天學”，這些結論實在是太驚世駭俗了。對於一貫以華夏為世界中心，文明之所在的中國士人來說，這簡直就是一種侮辱，不能容忍。

楊光先（1595-1669）

難怪排教的楊光先（1595-1669）見到此說，就抓住不放。他致書為《天學傳概》作序的許之漸說：“祖白無端造此妖言，出自何典？往時利瑪竇引中夏之聖賢經傳以文飾其邪教，今祖白逕謂中夏之聖經賢傳是邪教之法語微言，祖白之罪，可勝誅乎？”同書中還說：“祖白之為書也，盡我大清而如德亞之矣，盡我大清及古先聖帝聖師聖臣而邪教之苗裔矣，盡我歷代先聖之聖經賢傳而邪教之緒餘之矣。豈止於妄而已哉！實欲挾大清之人盡叛大清而從邪教，是率天下無君無父也。”

總之，中國人都是猶太人後裔，這是無君無父的妖言無疑。

李祖白的《天學傳概》成為楊光先反教的一個突破口。康熙三年七月二十六日，楊光先赴禮部具投“請誅邪教狀”，並附呈《天學傳概》等作為證據，終於引起清廷的重視，從而引發了聞名中外的“康熙曆獄”。經過一年多的會審，終將湯若望逐出欽天監，李祖白等人則被處斬。後來，楊光先雖以不知曆法而致敗，但耶穌會士的行徑卻引起了清廷的疑忌。

所以，在平反“曆獄”之後，南懷仁等雖重回欽天監治理曆法，但監務大事則為康熙安插的滿漢監正所執掌。在康熙為湯若望平反，為李祖白等昭雪之後，利類思（Louis Buglio, 1606-1682）等著《不得已辨》、《崇正必辨》等書，反駁楊光先的《不得已》。其中，雖於曆法、天主教義等與楊書百般辯爭，但對於“伏羲為天主之苗裔”一說，則不敢認真計較。此後在華教士著書亦未倡言此中國文明西來之說。凡此皆可見此說極易招致中國人的反感，故亦為教士所諱言矣。

然而，由於楊光先的批駁，此一中國文明西來說也不脛而走。後來的學者雖不明論其非（以其不雅馴之故），但王錫闡、王夫之等人極力論證西學原本中國，推尊中學，皆隱然欲辟“中國人西來”說之謬。直到乾嘉年間，錢大昕跋《不得已》，仍推崇道：“其抵耶穌異教，禁人傳習，不可謂無功名教。”

阮元等編撰《疇人傳》，亦摘錄《不得已》中的“日食天象驗”一篇（其中有駁斥中國文明西來說的言論）於該書楊光先傳文之中。錢、阮二人為乾嘉漢學大師，也是當時主張“西學中源”說的著名學者，特別是阮元主編的《疇人傳》一書，更是乾嘉時代論述“西學中源”說的代表作。

由此可見，“西學中源”說在涵義上的變化及其流傳，與清初耶穌會士和從教人士宣傳的“中國文明西來”一說也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

我們看到，此說由於中西學術之爭而產生，同時隨着中西之爭的發展而變化。當熊明遇等提出“西學中源”說時，其用心是為了淡化中西之爭，縮小中西學術的隔閡；然而隨着時勢的變化，此說又成為清初某些遺民學者藉以貶斥甚至抵制西學的思想依據。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康熙中葉以後，康熙皇帝為了熄中西之爭，採納西方科學，也大力提倡和宣揚“西學中源”說，從而使此說成為清代官方欽定的學說。

康熙宣傳“西學中源”說對於西方歷算學在清代的傳播曾經起到過相當重要的作用，但到了乾隆、嘉慶年間，那種貶斥西學的“西學中源”論又逐漸抬頭，成為當時理解和接受西方科學的一大障礙。這兩種傾向的“西學中源”論，有聯繫，更存在着很大的差別，貌同而神異，需要加以區別。當代學者論及此說，每不顧及於此，以為此說把西學東漸引向了恢復中國古法的道路，甚至以為中國近代科學的落後亦緣於此說之流行。其實，“西學中源”說本身就是隨着時代和學風的變化而變化着。其到清末，也是有一些人藉此說主張引進西學，同時另有一些人藉以貶低和抵制西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