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周一個沒有活力的時代——活在洪武時代（五）

2022年11月18日07:05:02 歷史 1165

你好，歡迎來到一周一本書。今天繼續聊這本《活在洪武時代》。

前面，我們說了史靈芝案、郭恆案、楊饅頭案和陸仲和案，展現了朱元璋為了最大限度鞏固明王朝的統治，在軍事、貨幣和稅收制度頂層設計中存在的重大缺陷。今天我們從一起知丁連坐案說起，看看朱元障是怎麼管理社會的。

案件很簡單，就是鎮江府的坊甲鄰里人，長期縱容以韋棟為首的十八名遊民，聽憑他們交結官府禍害百姓。韋棟等人事發後，這些“坊甲鄰里”被朱元璋全部抓了起來，集體罰去做搬石頭砌城牆的苦力。

洪武時代被罰去做苦力的罪犯，命運相當悲慘，劉基曾哀嘆“工役人死暴露屍骸不收”。這批鎮江百姓自然也不例外，有些人為此耗盡了家財，有些人直接累死在工地，有些人選擇逃亡，然後被捕處死。

朱元障為什麼會抓這些“坊甲鄰里”呢？因為他們沒有執行朱元障頒布得知丁法。

知丁法大意是，百姓必須知曉鄰居平日里從事何種職業，家中有幾口人；讀書的，要知曉在哪裡上學，誰是老師，同學是誰；當老師的，要知曉學生有誰；種地要知道何時出門耕作，何時回來。工匠出門做工，要知做工的目的地，工種，歸來的時間。知道經商的本錢多少，貨物輕重，路途遠近，走水路還是走陸路。若長時間未歸，鄰居就必須去家中調查原因，等等。

朱元障頒布知丁法的目的，本質就是為了禁錮社會，方便統治，勒令百姓只能從事士、農、工、商四種職業，否則就是“逸民”“游食者”。鄰居之間必須相互監視，如果發現“逸民”“游食者”不管，一旦逸民犯了事被處死，他們都要同罪連坐。

問題是，士農工商的“四民體系”是春秋時代的概念。到明代，職業早已多元化，服務員、牙人、戲子、畫師、劇作家、護院、代寫書狀信件等等，都不在“四民”的範疇。

那些不在“四民”之列的百姓，只能改行，時間只有一個月，其難度之大可想而知。但難度再大也要改，畢竟大勢所趨，否則鄰居就要舉報押送官府了。如果不想改行，又不想被抓，有沒有辦法？答案是有，就是自殘。

洪武十九年（1386年），福建沙田縣13個百姓，既不能一個月內另謀職業，又怕自己被抓，就商量自斷手指，這樣就有了不在“四民”之內的充足理由了。結果，被人告發，於是被梟首示眾，各家成年男丁被殺，婦女、小孩一律流放。

與知丁法配套的是路引制度，就是百姓出門要辦通行證。路引的辦理並不免費，還不是一個小數目。換算成大米，最高約為320斤大米，其次約256斤大米，最少也得192斤大米。百姓負擔不起，自然減少出門的頻率。

朱元璋就以知丁法限制百姓自由擇業，以路引制度限制百姓自由流動，以犧牲社會活力為代價，來換取老朱家政權的穩定。

當時，各處城鎮與關隘都嚴查知丁法和路引制度的落實情況，不僅偷渡逃軍逃囚被抓，就連許多正常的百姓也會被抓。比如，為了省錢，去一個地方百姓會一起申請路引，但到地方辦事很難同步，有人辦事順利，有人沒有辦完事、但路引是有效期的，於是就經常出現路引登記十人返鄉五人的情況。

面對這種情況，朱元障只會用雷霆手段，施以嚴刑峻法。他認為帝國到處是“貪婪之徒”，百姓愚頑難治。根本不會體察百姓的困境。從此社會上充滿了恐懼的氣氛，親戚鄰居互相監視，妻舅、母舅、伯叔兄弟互相告發，父母扭送子女去官府……這就是朱元璋親筆描繪的洪武時代，簡直就是一座人間地獄。

洪武二十五年，太學生周敬心有一段冒死上奏，揭破了洪武時代的“盛世”幻象。

周敬心說，百姓們被繁重的勞役和沉重的賦稅壓得喘不過氣來；朝廷的教化滲透到基層，但沒有百姓喜歡；朝廷的法律極其嚴苛，百姓也不願服從。朝廷追求國富兵強，追求高深的城池和壯麗的宮殿，追求更廣的領土和更多的編戶齊民。所以不斷徵兵、不斷汲取民財，對外征戰不休，對內大興土木。不斷發起政治整肅運動，其中洪武四年、十三年、十九年、二十三年便大搞了四次，大批官員百姓沒做甄別調查便被誅殺。這些被殺者當中，許多人其實是忠臣烈士善人君子。

當百姓們都活在水深火熱中，剩下的出路就只能是造反了。就有了書中的“彭玉琳案”，揭示了一個遍地暴動的洪武時代。

在廣東，東從潮州，經惠州、廣州和韶州，西至高州和雷州，包括瓊州和崖州，幾乎整個廣東，在洪武時期都爆發過民眾的武力抗爭。

在廣西，洪武三年有陽山縣百姓聚眾起義；洪武五年有南寧衛激反當地百姓，3000餘人揭竿而起；洪武八年有柳州衛轄區內的百姓起義；洪武二十八年有規模極大的黃世鐵起義，明軍在鎮壓過程中殺死了壯丁18000餘人及家屬8200餘人，暴動發生區域僅剩下648戶百姓。

在福建，洪武三年有惠安縣百姓武力暴動；洪武五年有同安縣百姓攻佔縣城；洪武十年有泉州百姓攻入安溪縣搶走縣印；洪武十二年有龍岩縣百姓數千人落草雷公獅子嶺；洪武十四年有福安縣百姓8000餘人揭竿而起、龍岩縣百姓再次暴動。

這是三省的情況，其他地區也大致相同。總而言之，在明初六七十年中，農民起義此伏彼起，連綿不斷。起義遍佈於廣東、廣西、福建、江西、湖廣、四川、陝西、山東和浙江等十來個省份，規模大的有幾十萬人。一個王朝的初期，農民起義竟如此頻繁，地域如此廣泛，這在歷代王朝中也是少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