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長征路上同張國燾的鬥爭,是我一生中最黑暗的一段路程。”——毛澤東
1935年10月5日,張國燾在四川省理番縣卓木碉召開了一次另立“中央”的會議。
在會上,張國燾自任“臨時中央主席”,揚言要開除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博古等四人的黨籍,並下達了對四人的“通緝令”。
為了醜化毛澤東等人,張國燾讓人在會場張貼了一幅漫畫,漫畫上,一隻碩大無朋的啄木鳥,正伸出巨嘴對着毛、周、張、博四人啄去。

張國燾在什特意拿出這張漫畫得意地說:“今天我們在卓木碉開會,‘卓木碉“這個名字很吉祥。卓木碉就是啄木鳥嘛!我們要像啄木鳥一樣,把紅軍中的蛀蟲從革命事業這棵大樹中啄出來!”
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博古都在不同時期擔任過中共最高領導或負過總責,張國燾要把他們都“開除出黨”,顯而易見是想取代以上幾人,成為黨的最高領導人。
正是這種對權力的過份追逐,讓張國燾這位黨的早期重要領導人,將毛澤東視為自己的死對頭,最後走上了叛黨的道路。

一、
1918年10月,25歲的毛澤東來到北京,經老師楊昌濟介紹認識了時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的李大釗。李大釗很欣賞毛澤東,於是在北大圖書館給毛澤東安排了一個助理員的職位,月薪為八塊大洋。
在毛澤東來到北大的前兩年,張國燾就已在1916年秋考入北京大學理學院,成為這所著名大學裡的一名學生。

在一次偶然的機會裡,張國燾在圖書館裡借閱到了一本《新青年》。讀完這本刊物後,他牢牢記住了陳獨秀和李大釗這兩個名字。
從那以後,張國燾閱讀了大量關於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書籍,也同當時北大校內一些有名的教授往來密切,還結交了不少青年才俊。
這些人中,信仰各種主義的都有,張國燾卻能夠靠着超群的口才和大腦和頭腦,在這些人中左右逢源,這也成了張國燾引以為榮的資本。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張國燾積极參与,成了北大的一名學生領袖。

在天安門發表演講時,張國燾因同前來警察發生衝突而被捕入獄,成了第一批被逮捕的講演者之一。這也讓他在學生中獲得了很大的聲望。
張國燾出獄後,被推舉為北京學生代表,前往上海出席全國學聯成立大會。在會上,他被推舉負責總務工作,可張國燾卻認為自己是“五四運動”有名的學生領袖,居然沒有讓他當上學聯主席,於是生心不滿,拒絕接受學聯安排的總務負責人一職,返回了北京。
張國燾後來解釋過自己返回北京的原因:“此時我的主要努力,還是完成我的大學學業,為自己的前程立下基礎。當時正好杜威、羅索幾位著名學者到北大講學,這更引起我的興趣。我是一個熱心的聽講者。”

二、
回到北大後的某一日,張國燾來拜訪李大釗,正巧毛澤東也在李大釗家中。李大釗向毛澤東介紹道:“這位是張特立,張國燾同志。”
毛澤東也聽過張國燾的名字,知道他是北大的學生領袖,於是連忙迎上前,主動伸出右手向張國燾自我介紹說:“我是湖南毛潤之。”

沒想到,張國燾並沒有伸手與毛澤東相握,只是向毛澤東點點頭,然後便大刺刺地坐了下來,旁若無人地與李大釗高談闊論起來,完全把毛澤東晾在了一邊。
張國燾第一次見面便給毛澤東難堪,讓毛澤東一直記憶猶新。
許多年後,毛澤東在和斯諾談起自己與張國燾在北大相識的經歷時,曾深有感觸地說:“他看不起我這個鄉下土包子!”
雖然如此,毛澤東還是試圖在張國壽與李大釗交談時能夠插上嘴,表明一下自己對國家和民族的看法。

毛澤東每次試圖發言,李大釗都會停止自己的講話,鼓勵毛澤東說出自己的想法。顯然李大釗是希望毛澤東與張國燾能多加交流,甚至成為朋友。但張國燾顯然瞧不起滿口湘音、穿着寒酸的毛澤東,多次打斷毛澤東的說話。
毛澤東曾對斯諾說過:“當時我的職位低微,對於張國燾來說,我這個人是不存在的,他們是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管理員說南方話……”

三、
這次見面後不久,毛澤東便離開北京回到了湖南,並在湖南成立了共產主義小組,受到了陳獨秀的器重與賞識。
1921年6月,毛澤東收到了讓他趕到上海參加中國共產黨成立大會的通知。接到通知後,毛澤東與何叔衡一起從長沙出發,參加這次偉大的大會。
6月29日傍晚,毛澤東與何叔衡秘密從長沙小西門碼頭,登上了開往上海的小火輪。出於保密,兩人都沒有告訴朋友自己將要去參加一場偉大的大會,因此當天給兩人送行的,只有毛澤東新婚燕爾的妻子楊開慧。

楊開慧的手裡提着一隻小皮箱,裡面是毛澤東換洗的衣服,以及他喜愛的豆豉辣椒及楊開慧特意煮熟的、傳說吃了能保一路平安的幾隻茶葉蛋。
黨的一大代表大多都是年輕人,最年長的何叔衡也只有45歲,最年輕的劉仁靜不過才19歲,代表們的平均年齡為28歲,恰巧正是毛澤東的年齡。
在這次大會上,張國燾又一次見到了毛澤東。與上次在李大釗家的倨傲不同,這次張國燾居然主動對毛澤東打起了招呼:“潤之,一路辛苦!”之後又興緻勃勃地回憶起了兩人在北大的那次見面。

張國燾這麼做的原因很簡單,作為一大的主持人,在張國燾的眼裡,毛澤東這位一大的記錄員是威脅不到自己的地位的。
適時地做出一點“謙虛”的姿態,能夠拉攏和迷惑其他對自己不熟悉的代表們,讓自己可以順利爬到黨的核心領導地位。
正如張國燾所料,在一大上,他被選進了中央局,分管組織工作。
張國燾後來曾向自己的心腹何畏回憶過當時他對毛澤東的印象:“毛澤東穿着一件布長衫,像一位白面書生,身上永遠脫不了湖南的土氣,對馬克思主義的了解並不比王盡美、鄧恩銘等高明多少。

在大會中,也沒有提出過具體的主張;但他健談好辯,在與人閑談的時候愛設計陷阱,如果對方不留神而墮入其中,發生了自我矛盾的窘迫,他便得意地笑了起來。”
兩人的第三次見面,是在1923年廣州召開的中共三大上。在這次大會上,毛澤東被選為中央局成員,第一次進入了黨的領導核心,而張國燾則落選了。
但在1925年1月的中共四大上,張國燾又被選為中央局委員,重新回到了中央。毛澤東在四大之後去了湖南考察,寫出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和《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黨的五大之後,按照黨的安排,張國燾和周恩來去南昌準備南昌起義,毛澤東則去湖南領導秋收起義。從這時起,直到1935年,兩人再也沒有見過面。
就在南昌起義萬事俱備的時候,張國燾卻打起了退堂鼓。他提出中止起義,與張發奎一起打回廣東,再由南向北發展革命的主張,理所當然地遭到了周恩來等人的抵制。
一向溫文爾雅的周恩來,罕見地拍着桌子對着張國燾吼道:“究竟你是贊成干,還是要停止我們干?”

惲代英也站起來指責張國燾說:“共產國際和陳獨秀的錯誤害死了中國革命,葬送了成千上萬的同志。現在南昌暴動一切準備好了,又要阻止我們的行動,如果你再動搖人心,就要打倒你!”
張國燾見大家都反對自己,只好垂頭喪氣地說:“好吧,我少數服從多數,你們決定吧!”

四、
1935年6月,紅一、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勝利會師。6月25日這天,毛澤東早早地來到了兩河口場口,不多時,張國燾在大批警衛的簇擁下,也趕到了兩河口。
毛澤東見到張國燾後,主動走上去抱住張國燾,高興地說道:“國燾同志,咱們一家人終於團聚了!”
張國燾也表現得很是熱情,他與毛澤東熱情擁抱,又和朱德、周恩來、張聞天、博古等人一一握手,並熱情地說:“你們辛苦啦!”

與中央領導人一一握手之後,張國燾又握着毛澤東的手,感慨地說:“老毛,我們分開八年了!”
毛澤東也感慨地說:“是啊,我們是1927年7月分手的,距今有8個年頭了!當年一別,我們分別組織兵暴、農暴,而後又各自創建了一支主力紅軍,歷經坎坷挫折,今天在川康邊界相聚,真讓人感慨萬千啊!·”
在歡迎儀式上,張國燾代表四方面軍,歡迎中央的到來,並表示“今後要在中央的直接領導下,去戰鬥,去奮進!”
這是張國燾的心裡話嗎?顯然不是。

這次會師時,毛澤東見到紅四方面軍張貼了許多“歡迎三十萬中央紅軍”的標語,於是問四方面軍的幹部:“你們怎麼知道中央紅軍有三十萬?”
那位幹部告訴毛澤東:“是張主席推算出來的。”
多年之後,徐向前曾回憶說:“當時我就覺得中央紅軍沒有那麼多,他們從江西一路打過來,傷亡、減員一定非常嚴重,不可能有這麼多。
但張國燾說中央紅軍是老大哥,比我們多五倍是肯定的。現在我們四方面軍有八萬人,按五倍算中央紅軍應該在四十萬以上,我們只提三十萬,已經留有餘地了。”

張國燾的如意算盤是,中央紅軍這麼強大,如果自己能成為最高領導人,那豈不是可以為所欲為了?
但會師之後,張國燾很快發現一方面軍無論人數還是裝備,都遠遜四方面軍。仔細一打聽,他才知道中央紅軍離開中央蘇區時只有8.6萬多人,現在只剩下兩萬多人,槍支彈藥也剩得不多了,哪裡有他所想的三十萬之眾?
而當時張國燾指揮的四方面軍擁有戰鬥人員8萬多人,裝備和後勤補給也很充足,可謂兵強馬壯。
因此張國燾的心裡不禁產生了一個個的疑問:眼前的一方面軍,還是那支令國民黨軍魂飛魄散的部隊嗎?這支疲憊之師還有多少戰鬥力?……

想到這裡,張國燾在失望之餘,心中卻又產生了一種得意之情,心態開始出現了變化。在他看來,四方面軍人多槍多,根本不用把中央放在眼裡。連共產國際顧問李德都發現從這時起,“張國燾處處擺出了一副主人的架勢。”
分了在中央製造分裂,張國燾以“了解遵義會議情況”為名找到博古,向博古挑唆說四方面軍不同意遵義會議的決定,說博古是共產國際批准總書記,應該由博古繼續在中央負總責。
張國燾沒想到的是,博古雖然軍事能力有所欠缺,但黨性卻極強,在這個問題上是非分明,拒絕了張國燾的拉攏和試探,表示自己堅決服從遵義會議的決議。
後來毛澤東得知這一情況後,表揚博古是一個“很有原則、很有組織觀念的人。”

五、
在博古這裡碰了釘子後,張國燾決心直接向中央和毛澤東攤牌。
在兩河口會議上,中央確定了兩個方面軍共同北上的戰略方針後,張國燾卻提出了反對北上的理由:“從這裡愈往北走,愈是毫無掩蔽的黃土荒山,我軍易於遭受敵機的襲擊。
陝甘北部地廣人稀,糧食情況遠不如川陝甘邊境一帶豐裕。寧夏南有黃河,東、西、北三面都是大戈壁,我們進到那裡,易於被敵封鎖。再說,現在松潘北部敵情不明,貿然前往,非常危險。”

在這次會議上,張國燾除了否定中央北上的方針之外,還指責中央和軍委的路線不正確,要求改組軍委。
會後,毛澤東找到政治局的幾位同志商量對策,張聞天提出把我自己擔任的總書記一職讓給張國燾。
毛澤東斷然否定了張聞天的想法:“不行,總書記的職務不能給他,這樣革命的政治方向都會改變了!”
為了團結張國燾,中央還是決定增選張國燾為中央軍委副主席,又決定成立一個統管一、四方面軍的總司令部,由朱德擔任總司令,張國燾擔任總政委。可是張國燾卻還是不滿足,仍然堅持自己的“南下計劃”。

對張國燾的南下計劃,政治局沒有一個支持的。連不擅長指揮的博古都看得出來:“南下川康,正如同麻雀飛進了陰溝里,進得去出不來,死路一條……”
在政治局幾乎全部的反對下,張國燾仍然堅持南下,並提出“如果一方面軍要北上,則四方面軍單獨南下”的分裂主張。
為了紅軍的團結,中央決定將一、四兩個方面軍混編,分左、右兩路軍共同北上,中央機關隨右路軍行動,張國燾率左路軍行動。
但張國燾不僅不執行中央北上的方針,一邊密令陳昌浩率右路軍南下,一邊提出“徹底開展黨內鬥爭”,成立偽中央並自封主席,還把中央主要領導開除出黨,陰謀以武力解決黨中央。

為了教育、挽救張國燾,保存左路軍,毛澤東顯示出了一名領袖的胸懷。他一直爭取張國燾他取消第二中央,回到正確的立場上來。
張國燾率四方面軍南下後,僅僅一年,左路軍便從八萬多人減到三萬多,實在混不下去後,才不得不取消偽中央北上。
張國燾到達陝北後,許多同志紛紛要求批判和清算張國燾的罪行。張國燾對此十分抵觸。在毛澤東的耐心勸導下,張國燾終於給中央寫了份檢討,承認自己我否定中央的政治路線是假,實際上是為了爭奪紅軍的最高指揮權。”

六、
1938年4月,張國燾借祭拜黃帝陵之際,從西安逃至武漢,公開叛變投敵。
張國燾叛逃一事,在延安的年輕人中引起了波瀾。有一次,毛澤東在成仿吾、羅邁等人的陪同下去陝北公學檢查工作時,在陝北公學就張國燾叛逃事件發表了一次公開講話。
在講話中,毛主席風趣地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張國燾前去祭陵,結果開了小差。但世界上的事從來就是好中有壞,壞中有好,不能一成不變,鐵板一塊。我們共產黨內也有機會主義分子、分裂主義分子。”

說到這裡,毛主席用手指了指寶塔山說:“延安的寶塔山是全國人民的一盞明燈,成千上萬的愛國青年冒着生命的危險,衝破國民黨的重重封鎖來到延安。
可是張國燾看不起它,說延安是塊雞骨頭,食之無味,棄之可惜。我說延安至少有兩塊肉,一塊是堅定不移的政治方向,一塊是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
說到這裡,毛主席環視會場,提出了一個問題:“同學們,為什麼要自願到延安來吃苦呢?”
毛主席的問題讓會場上頓時活躍起來,大家有的說為了抗日,有的說為了參加革命,說什麼的都有。

毛主席風趣地說:“大家都是周瑜打黃蓋,願打願挨,不能吃苦怎麼能打敗日本帝國主義?
張國燾就不懂這個道理,他是個假革命,最後成了孤家寡人,凄凄慘慘,走向反革命,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所以中央已決定:開除張國燾的黨籍!”
這時,會場上響起了熱烈的掌聲。毛主席這一番深入淺出、富於哲理的講話,解開了延安青年人的思想疙瘩,也讓大家知道,中央和毛澤東爭取、挽救張國燾雖然沒有成功,卻使四方面軍的同志認請了張國燾的真面目。
張國燾最後叛逃時,連一個警衛員都沒有帶走,可見他早已是一名“凄凄慘慘的孤家寡人了”!

參考資料:
鳳凰網:《張國燾在北大與五四運動中》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從擁抱到決裂——毛澤東與張國燾》
光明網:《毛澤東與張國燾的幾次特殊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