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旭警示：美國開始第六次戰略轉移，中國一定要小心

空軍大校、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教授戴旭曾公開表示，美國已經開始了第六次戰略轉移，對此中國必須予以高度警惕。戴旭還認為，面對美國的全力圍堵，我們首先應當明確其背後的動因和出發點，以便做到針鋒相對，兵來將擋。

那麼，美國的前五次戰略轉移究竟有哪些，中國又能否在這場“巔峰對決”中勝出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還是先來了解一下美國的成長史，看看它是如何戰勝此前的每一個對手，繼而發展成為全球第一大國的。

獨立戰爭後，美國總統詹姆斯·門羅根據彼時美國國力與國際環境，提出了著名的“門羅主義”。

即美國政府認為，歐洲列強不應再干涉美洲事務，對於歐洲各國之間的爭端，美國也將保持中立。

“門羅主義”雖然看上去比較“溫和且保守”，但卻為美國日後稱霸美洲大陸墊定了基礎，亦可視為美國的“第一次戰略轉移”。

在“門羅主義”誕生的九十年後，美國挾美西戰爭餘威開啟了“第二次戰略轉移”。

一戰末期，美國趁幾大歐洲列強兵疲馬乏之際突然加入戰爭，最終以戰勝國身份參與了戰後的勢力劃分。

一戰後，美國經歷了長達六年的“柯立芝繁榮”，綜合國力大增。也正是從此時起，美國開始全面取代歐洲傳統大國，成為了名副其實的全球第一強國。

如果說一戰時的美國只是小試牛刀的話，那麼二戰中的美國無疑就是當仁不讓的主角了。

二戰後，美國作為這場戰爭獲勝的最大功臣獲得了極高的聲譽與威望。

在美蘇等國的主導下，戰後的世界新秩序，即雅爾塔體系被正式確立。

美國也通過“馬歇爾計劃”與“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了新的全球性霸權。這是美國的“第三次戰略轉移”。

在肢解了英法等國的殖民體系之後，美國又將“第四次戰略轉移”的矛頭指向了昔日盟友蘇聯。對於當時的美國來說，蘇聯是唯一能在意識形態、軍事、經濟等方面與之抗衡的國家。

為了遏制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在全球擴張，美國可以說使出了渾身解數，並付出了不菲的代價，終於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將其拖垮。

冷戰結束後，美國隨即又將“魔抓”伸向了位於歐、亞、非三大洲交匯處的中東地區，由此開啟了美國的“第五次戰略轉移”。

美國之所以對中東感興趣，除了該地區戰略地位顯著外，豐富的石油儲備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

其先後通過1991年海灣戰爭與2003年伊拉克戰爭，在中東站穩了腳跟，並控制了當地石油命脈。

雖然美國此後撤出了大部分軍事力量，但被其扶持上台的伊拉克政府至今依然對美國俯首帖耳，唯命是從。在可以預見的將來，美國在中東地區影響力應該不會發生太大波動。

從美國前五次戰略轉移中我們可以看出，美國在國力尚弱時，先是選擇在本地區進行有限擴張，等國力有所提升後，再將影響力擴展到歐洲，最後是整個世界。

雖然在這過程中，不乏有像第二次獨立戰爭這樣的盲動，以及越南戰爭這樣的戰略性失誤，但總體來看美國在對外擴張的時機把控與路徑選擇上是相當穩健與合理的，其手段也不可謂不老辣。

對於中國而言，美國前五次戰略轉移過程，也是我們從一個落後的專制王朝演變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繼而發展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過程。

兩百多年來，中美兩國關係似乎一直在敵友之間反覆轉換，充滿了歷史的弔詭與戲劇性。

隨着中國綜合國力，以及國際影響力的提升，美國對中國的提防心理與敵視情緒開始與日俱增，兩國關係也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

如果說當年的蘇聯只是在軍事上讓美國體會到了“恐懼”，日本只是在經濟上對美國構成了“威脅”，那麼如今的中國則是在政治、經濟、科技、軍事等多個領域讓美國人感受到了全方位的挑戰。

雖然從小布什執政時期開始，中美關係就已經有了下滑跡象，但其顯著惡化應該還是始於特朗普執政的後半段。

拜登政府上台後，美國內政外交均發生了不小的變化，但在對華政策上卻維持了與前任政府高度的一致性。拜登政府認為，今後十年將是中美競爭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十年。

為此，美國將繼續收縮戰線，在夯實與日本、韓國、澳大利亞等傳統盟友關係的同時，進一步拉攏印度、越南、菲律賓等與中國有着領土爭端的國家共同“抗華”，用“切香腸”的方式反覆試探中國底線，迫使中國在戰略上犯錯。

雖然中國此前一再表示“太平洋足夠大容得下中美兩國”，並希望兩國能秉持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精神，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推動中美關係健康穩定向前發展，但種種跡象表明，中國的韜光養晦策略似乎很難再維持下去了。

如今白宮發布的新版《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已經明確將中國視為“優先考慮的，唯一的全球頭號競爭對手。”

美方認為，“中國是唯一有意願重構世界秩序、且日漸具備在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領域的能力、去實現這一目標的國家。因此，美國政府必須把保持對中國的持久性競爭優勢，作為最優先的任務”。

由此可見，美國為了對付中國，已經做好了充分的準備，而“反華”也已經成為當下美國兩黨少有的共識。自建國以來，美國一直都是一個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兼而有之的國家。

當它認為自己的社會制度與國際地位遭到挑戰時，必然會做出各種應激反應，採取各種或明或暗的手段。

歷史上，美國從來沒有對任何競爭對手心慈手軟過，哪怕是自己的盟友：昔日的日本、如今的歐盟，在必要時都會去敲骨吸髓，把僅剩的那點油水榨乾。

如今美國不僅在南海、台灣、香港等“敏感問題”上向中國不斷施壓，還在政治、軍事、經濟、科技、輿論等多個領域對中國進行封鎖與打壓，並試圖在科技、經貿等方面與中國進行脫鉤。

其下手之狠辣，目標之明確，決心之堅定幾乎超出了此前所有人的預料。

有人認為中美矛盾的根源在於意識形態，只要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實現了所謂的“民主和自由”，中美矛盾就會迎刃而解。

對於此類說法，筆者實在無法苟同。

中美走向對抗的主因是美國認為的兩國之間不可調和的利益衝突。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曾對外宣稱：世界不能離開美國的領導，美國必須在其中佔據領導地位。

按照這個邏輯，只要中國有威脅到美國霸權的可能，中國就是美國的敵人，正如同俄羅斯哪怕變更了社會體制，只要塊頭放在那裡，美國還是會一再壓縮它的戰略空間一樣。

中國無論採取何種政治體制，都不可能在南海、台灣、釣魚島等問題上讓步，也不可能在高新技術等核心競爭力上自斷臂膀。

而對英美國家來說，中國政府凡是在維護領土完整與取得科技突破方面的努力，都可視為對西方世界的威脅與挑戰。對於這種在全球普遍存在的“西方中心論”，我們根本無力去徹底消除，只能想辦法應對之。

美國作為目前全球唯一的超級大國，對中國來說的確是一個非常難纏的對手。對於這樣一個強大的對手，我們如果想要與之展開長期較量，就必須予以高度重視和客觀評價，千萬不可掉以輕心或盲目自信。

現在有許多人認為美國內部矛盾叢生，國力已江河日下。此類觀點實在有失偏頗。

美國的衰落固然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這種衰落首先是相對的，其次是一個十分漫長的過程。

從這些年美國參與的國際衝突來看，它至少在大部分時間裡依然能夠做到“一呼百應”。此外，對於中美之間深度綁定的經濟關係，我們也不宜高估，不要以為有了這個“壓艙石”，就不會出現當年“美蘇冷戰”那樣的局面。

早在幾年前，美國就開始着手尋找中國的“備胎”，並想方設法將一部分產能從中國遷往他國。雖然這個過程非常緩慢，但大的趨勢不會發生變化。最後，我們也不要被美國時不時放出的一些“客套話”所蒙蔽。

拜登政府之所以一直對外聲稱，美國不尋求將世界劃分為兩個對立森嚴的陣營，說白了只是緩兵之計而已。

美國首先會佔領道義的制高點，然後再利用這段緩衝期，制定各種對華制裁的政策，並輔之以各種下三濫的手段削弱中國的國力，等時機成熟後再對中國以“致命一擊”。

所以，對於美國政府高層的某些講話，我們大可不必太當真。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對中美關係有着十分清醒的認識，他認為，對美國一定要有最壞情況的打算，不要怕中美關係倒退，更不要怕停滯……

因此，在處理中美關係上，我們既要避免激化矛盾，也不能做無原則的退讓和妥協。既然中美關係走下坡路基本已成定局，那麼中國要做的就只能是盡量延緩攤牌時間，努力壯大自身實力，讓對手在出招時有所忌憚。

如不出大的意外，今後十年應該會是中美關係的高危期。在這期間，中國大概率會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

但與此同時，中美兩國的綜合國力與軍事實力還會保持着較為明顯的差距。

對於美國而言，這或許是幾十年內遏制中國的最後機會，故而很可能會在對中國不利的方向上或不利的時間段瘋狂製造事端。對此，我們一定有充分的思想準備。

中國崛起之路註定不會一帆風順。筆者相信只要中國能保持住戰略定力，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並做好各種突發情況下的預案，就一定能在與美國的博弈中立於不敗之地。

考慮到這些年來，美國幾乎不打無把握之仗，同時也很難承受一場大規模戰爭的失敗，等到中美兩國綜合國力與軍力接近時，美國就有可能出於成本與代價上的考慮，打消與中國對抗的念頭。屆時，中美關係或許將翻開嶄新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