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兩千多年的“禁娼”運動，妓家的日子越來越難過了

很多人認為，妓家始於東周，該行業的“祖師爺”是管仲。筆者認為，在東周以前也有許多從事皮肉生意的女人，只不過這種行業在東周規範化、國有化，所以後人才會認為春秋齊國是妓家的發源地。

雖然從嚴格意義上來說，管仲算不上妓家的始祖，但他卻是個偉大的經濟學家。為了增加齊國的財政收入，管仲建議齊王在宮中開設“內閭”，一次性解決了七百多名妓女的就業問題，且讓這一群體受到國家政策的保護。雖然“官方妓院”並不符合現代人的思想價值觀，但在那個思想尚不開化的年代，管仲開設的“內閭”有效地解決了齊國的經濟問題。

其實不只是現代人對管仲的“內閭”嗤之以鼻，當時上至士大夫下至販夫走卒，不少齊國百姓都抵觸管仲開設官方妓院這件事。《東周策》中提到：

“齊桓公宮中七市，內閭七百，國人非之。”

雖說齊國並不是妓女的發源地，但世界上最早“禁娼”的聲音便是從這裡傳出的。

不過，雖然當時這件事在齊國掀起軒然大波，但根本沒起到什麼作用，齊國的娼妓行反倒蓬勃發展，促進了國家經濟。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估計是因為當時滿嘴喊着“禁娼”的士大夫們，下班後就鑽進了“內閭”，所謂“禁娼”不過是雷聲大雨點小罷了。

到了秦漢以後，管仲的制度被保留下來，並演變成更加完善的“樂戶制”及“官妓制”，老百姓們上行下效，民間亦出現了“青樓文化”。雖說“青樓”這個話題有些曖昧，但我們無法否認這就是古代民俗文化的一部分。

唐朝時期，朝廷開設了許多國有妓院，朝廷的大臣們經常在下班後結伴支持“國企發展”，跑到妓院中放鬆身心。為了犒勞文武百官，朝廷還出台了一系列優惠政策，甚至會為官員報銷嫖資。

活在長安的老百姓，每天都會看到這樣的場面，街市上每隔一段路就會出現妓院，每到晚上整個長安城歌舞昇平。不同於現代人聞“妓”色變，在唐朝嫖妓並不是什麼見不得人的勾當，反而是一種風雅之舉。達官顯貴與文人墨客們流連於煙花之地，毫不避諱，就像我們逛夜店一樣。

其實我們也沒必要將古代嫖客想得特別齷齪，他們去妓院的目的並不單單是發泄性慾。唐朝妓院中有許多娛樂項目，包括琴棋書畫、吟詩作對、舞蹈、雜耍等。氣氛也並不是現代人想象的那般烏煙瘴氣，比較清雅。

相傳，唐朝的大臣歐陽詹愛上了一名風塵女子。可惜紅顏薄命，兩人相處沒多久女子便染病離世了。歐陽詹聽說這件事後，請假來到妓院，趴在情人的棺材上失聲痛哭，後來乾脆自殺為其殉情。

讓人意外的是，歐陽詹的行為非但沒有受到當時的輿論譴責，還得到不少士大夫的理解，當時人們都說歐陽詹是個重情重義的傢伙。從這就能看出，當時的老百姓對官員嫖妓這件事早已司空見慣，而嫖妓這一行為也不會被視作道德品質敗壞。

不過，唐朝人之所以會對妓家如此寬容，完全是因為唐朝相對開放的風氣所致。到了宋朝，情況就大不相同了。隨着時間的推移，宋人的思想越來越保守，特別是在民間，勞苦大眾對“嫖妓”這種破壞家庭和諧的行為深惡痛疾。於是，宋朝初期民間掀起了一陣“道德禁娼”的熱潮，老百姓不再包容妓女和嫖客。

不過，娼妓行畢竟經過了幾百年的發展，僅靠“道德禁娼”，顯然是於事無補的。宋朝時期的妓家五花八門，從官妓、營妓、家妓到私人形式的暗娼應有盡有，從事這一職業的，有敵國的俘虜、喪偶的寡婦、罪人家的女眷以及單純為了賺錢的賣身女。當時宋朝禁娼的力度不足，是很容易理解的，若取締了這一行業，這些女人將面臨失業的風險。

不過，朝廷命令禁止了“逼良為娼”這種情況，從准入機制上防止民風敗壞。此外，宋朝統治者針對性消費者的性消費行為也做出了一定限制，主要是為了防止肩負社會責任的官員因嫖妓影響公職。宋仁宗登基後，頒布了這樣的禁令：負責刑獄的官員禁止出入妓院，這是為了防止執法人員因嫖妓耽誤執法工作，或遭人利用。

宋神宗上台後，擴大了禁令的範圍，不只是刑獄人員，監察官員也被收錄入禁令中。不過，為了防止這群被“區別對待”的官員不滿，宋神宗網開一面，允許他們在一年中可以“放鬆”一天。宋神宗生日那天，禁止監司嫖妓的禁令會臨時解除。因此，每到這一天，監司人員便會成群結隊地出入風月場所，將他們這一年的積鬱全部發泄出去。

時人用一首詩描繪了那一天的場景，是為：

“三月正當三十日，風光別我苦吟身。

共君今夜不須睡，未到曉鍾猶是春。”

到了明朝，朝廷“禁娼”的力度越來越放鬆。開國皇帝朱元璋不但不認為嫖妓是一種道德風氣敗壞的表現，反而大力提倡。為了增加國庫收入，朱元璋在秦淮河附近開設了十多家妓院。

起初，來秦淮河畔上班的妓女很少，為此朱元璋還從各地搜羅了不少“經驗豐富”的女人，將她們安排到崗位上。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朱元璋的初衷與東周時期的管仲差不多。明初經濟蕭條，國庫緊張，朱元璋必須找到一種方式帶動“內需”。由於朝廷大力提倡，官員們帶頭消費，所以娼妓業的發展在明初迎來了巔峰。不但當時達官顯貴的宴會中會出現妓女的身影，連官員的日常應酬也可以在妓院進行。

不過，雖說妓院讓國庫充盈了，但妓院也帶來了種種負面影響。明初的官設妓院破壞了多少家庭，釀成多少人間悲劇，我們不得而知，只知道當時民間“禁娼”的呼聲越來越強烈。朱瞻基登基之前，就看到了官妓對社會造成的負面影響。因此，朱瞻基上台後，立即下旨取締了官妓，並明令禁止官員嫖妓。可惜的是，朱瞻基將重點全部放在官妓上，對私妓的取締力度不足。

朱瞻基的禁娼政策出台後，土豪鄉紳們立即拿出了對策，他們在家中養起了家妓，巧妙地打了朝廷“禁娼”的擦邊球。隨着官妓被取締，各地出現了許多失去生計的妓女，為了活下去，她們不得不開設暗娼。因此，朱瞻基雖然下旨“禁娼”，但妓家並沒有滅絕，只是以更隱蔽的方式存在着。

朱瞻基駕崩後，後來的明朝統治者再次放鬆了對娼妓的限制。明末清初，秦淮河畔盛況空前，遠勝於明初。不但秦淮河兩岸坐落着一排排妓院，連河中都飄着數不清的畫舫。清人所著的《板橋雜記》，其實就是一本官員、學生、文人的嫖娼記錄，其中記載的“秦淮八艷”則是秦淮河畔最搶手的八名妓女。

從上述記載中我們可以看出，歷代統治者對妓家的限制多停留在口頭上，並沒有出台相應的刑法，因此娼妓業的發展從未停步。

不過，到了清朝，妓家的日子便不再好過了。

康熙上台後，先後多次重申“禁娼”，並頒布明文規定：

“夥眾開窯誘取婦人子女，為首照光棍例斬決，為從發黑龍江等處給披甲人為奴。”

嘉慶登基後，進一步加強了處罰力度：

“京城內外拿獲窩娼至開設軟棚，日月經久之犯，除本犯照例治罪外，其租給房屋房主，初犯杖八十，徒一月……”

其實，歷朝歷代的統治者都在研究“禁娼”這個問題，有不少皇帝都將其付諸實踐。不過，只有清朝皇帝算是“動了真格”，將“道德禁娼”變為“法律禁娼”。饒是康熙、嘉慶頒布了更加完善的限令，但“禁娼”的效果始終差強人意。

清朝時期的官僚體制存在缺陷，因此不少私娼都與地方官有所往來。這些私娼的消息十分靈通，每次朝廷加大力度“掃黃”時，他們總能第一時間收到風聲，“集體消失”。因此，《揚州鼓吹詞》的開篇中出現了這樣的情節：

“一逢禁令，轍生死逃亡，不知所之......”

由此可見，清朝皇帝提出的“禁娼”制度並不完善，很容易被私娼鑽空子。在清朝末期，娼妓業再次繁盛。由於西方列強敲開了國門，商業經濟使娼妓業復蘇。此外，朝廷出台的“禁娼”政策越來越鬆弛，無法對私娼形成約束。更重要的是，同治皇帝非但沒加大“禁娼”的力度，反而走在嫖娼的最前沿。統治最喜歡的娛樂活動，就是穿着便裝微服出巡，到花街柳巷中釋放性慾。

總而言之，歷朝歷代統治者對娼妓業的態度是不一樣的，有的鼓勵，有的禁止，反反覆復。直到新中國成立後，“禁娼”才成了現實。

1949年11月21日，北京市第二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作出了關於封閉妓院的決議，明確規定：“茲特根據全市人民之意志，決定立即封閉一切妓院，沒收妓院財產，集中所有妓院老闆、領家、鴇兒等加以審訊和處理，並集中妓女加以訓練，改造其思想，醫治其性病，有家者送其回家，有結婚對象者助其結婚，無家可歸、無偶可配者組織學藝從事生產......”

參考資料：

【《東周策》、《板橋雜記》、《禁娼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