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刻薄是真刻薄，但不寡恩；冷酷是真冷酷，但非無情。雍正一朝無官不清的說法，也許誇張了點，卻是對雍正治國的公正評價。雍正無疑是一個極有個性的人，也是一個傑出的人物。他感情豐富，意志堅強，性格剛毅，目光銳利，而且奮發有為。” 著名文化學者易中天如是評價雍正。
雍正親題勤政牌匾
雍正即位後，勤於政務，大力清除康熙統治後期的各種積弊。
雍正即位之初，政治混亂，吏治廢弛，貪污腐敗之風盛行。為了安穩政治局面，剷除弊端，雍正決心在全國上下大規模地開展清查虧空運動。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雍正接受山西巡撫諾岷的建議，施行耗羨歸公和設立養廉銀等制度，設立會考府等，以此限制、減少官員的貪贓舞弊和橫徵暴斂。
雍正皇帝
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又針對康熙末年各地錢糧虧空嚴重的情況，決定嚴格清查，對貪官污吏即行抄家追贓；對民間拖欠，敕令在短期內分年帶徵。經過一番鐵腕整治，大清政局在短時間內便得到顯著改善，貪官污吏們也大為收斂。
雍正為了維護自身的皇權統治，首先是消除異己，分化瓦解諸皇子集團：一是將胤禵從西北軍前召回，加以圈禁；二是晉封允禩為廉親王和總理事務大臣；三是將允禟發往青海西大通(今青海西大通西北)。
年羹堯是漢軍鑲黃旗人，進士出身但有用兵之才，在川藏一帶平叛屢建功勛，康熙末年授定西將軍兼任川陝總督，一心一意依附當時還是雍親王的胤禛。胤禛即位後，年羹堯備受寵幸，屢次升遷，被授予川陝總督、太保、撫遠大將軍等職，而且爵封一等公。年羹堯又因為妹妹是雍正的妃子，開始居功自傲，雍正日漸感受到那令人窒息的威脅，終於動了殺機。雍正三年(公元1724年)二月，出現“日月合璧，五星聯珠”的天文奇觀，眾臣子紛紛進表稱賀。年羹堯也上表，但字體潦草，並將成語“朝乾夕惕”寫成了“夕惕朝乾”。雍正以此為借口，認定年羹堯居功藐上，心懷不軌。那些揣摩透雍正心思的大臣也趁機彈劾年羹堯，於是年羹堯被羅織了九十二條大罪。雍正還是給年羹堯以最後的尊嚴，令其自裁，其親族、同黨或斬首或流放或貶謫，處境十分凄涼。
年羹堯因為結黨營私多年，於是雍正在打倒年羹堯後開始着手追查年羹堯的黨羽。很不幸，汪景祺和錢名世撞槍口上了。
年羹堯
汪景祺，浙江杭州人。雍正初年，他的朋友胡期恆任陝西布政使，是年羹堯的心腹。汪景祺前往探訪，乘機投書拜謁年羹堯，做了年羹堯的臨時幕客。汪景祺隨即將自己心血之作《西征隨筆》二卷獻給年羹堯。年羹堯自裁後，《西征隨筆》被繳進宮中。雍正讀後在首頁題字:“悖謬狂亂，至於此極！惜見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種得漏網也。”雍正憤恨之餘，便以汪景祺“作詩譏訕聖祖仁皇帝，大逆不道”之罪，將汪景祺處斬並梟首示眾，其妻兒發配黑龍江給披甲人(滿洲軍士)為奴，兄弟叔侄輩流放寧古塔，疏遠親族凡在官的都被革職並交原籍地方官管束。
錢名世是江蘇武進人，與年羹堯是鄉試同年，頗有交情。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年羹堯平定青海叛亂，錢名世賦詩八首贈之,有“分陝旌旗周召伯，從天鼓角漢將軍”、“鐘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之句。錢名世在第二句詩後特意加註解說:“公(年羹堯)調兵取藏,宜勒一碑，附於先帝‘平藏碑’之後”。錢名世詩中居然對年羹堯如此褒獎，甚至把年羹堯比做召伯姬奭，這還了得？
氣憤至極的雍正便以此給錢名世定上“曲盡諂媚，頌揚奸惡”的罪名,將其革職查辦，驅逐回原籍，並御書“名教罪人”四字，命錢名世原籍地方官製成匾額掛在錢家中堂上。“名教罪人”的意思是破壞封建名分禮教的人。
錢名世
雍正還命常州知府、武進知縣每月初一、十五去錢家查看匾額懸掛情形，如未懸掛則呈報巡撫奏明治罪。錢名世離京之時，雍正敕命朝中自大學士、九卿以下官員都作諷刺詩為錢名世“贈行”，共有三百八十五人奉詔作詩。雍正過目後，交付錢名世，命其輯成集，題為《名教罪人詩》,刊印後頒發全國，讓天下士子人人得以知曉。而且，該書編輯出版的費用還全部由錢名世自行承擔。
雍正送給錢名世的“兩件大禮”，不啻唾其面、椎其心、奪其義，對讀書人來說，這比結果了生命還要難受。所以，馬屁不能拍過頭。
隆科多是康熙帝孝懿皇后的弟弟，一等公佟國維之子。康熙末年官至步軍統領、理藩院尚書，雍正初年襲爵一等公，授吏部尚書，加太保。隆科多也是雍正的重臣，且隆科多因傳遺詔，使雍正得以登基，可謂功不可沒。但是，隆科多居功自傲、擅權結黨，已對雍正的皇權產生威脅。隆科多還自比諸葛亮，宣稱“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已至之時”，以示康熙對其的信任和器重。
隆科多
但是，隆科多的飛揚跋扈，已使雍正日益不滿。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十月，隆科多因私藏玉牒(皇室宗譜)罪被審，諸王大臣合議劾隆科多犯有四十一條大罪，敕令永遠圈禁，家產追補贓銀，其二子也受處分。公元1728年，隆科多於禁所鬱鬱而終。
查嗣庭
同樣，被當做隆科多的黨羽，查嗣庭也難逃厄運。
查嗣庭是浙江海寧人，康熙四十五年(公元1706年)進士，選入翰林，後經隆科多保奏授內閣大學士大夫，又經左都御史蔡王廷保奏授禮部左侍郎。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秋天，查嗣庭受命出任江西鄉試正主考，查嗣庭出了:“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出自《論語》);“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出自《孟子》)為主題。“次題”也有兩道:《易經》的“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詩經》的“百室盈止，婦子寧止”。
雍正便以此為借口，說查嗣庭不尊君為“元首”,有辱君威，便以“腹誹朝政，謗訕君上”為由定其罪。查嗣庭被判處凌遲處死。直到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五月結案時，查嗣庭雖冤死獄中，卻仍被戮屍梟示。查氏之子十六歲以上的被處斬刑，十五歲以下的兒子以及查嗣庭的二哥查嗣傈及其諸子均流放三千里。
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河南巡撫田文鏡上密疏參劾李紱因與黃振國等人科舉同年，私結朋黨。不久，李紱入京覲見，陳述田文鏡貪虐及黃振國等人冤抑情狀。同年冬，浙江道監察御史謝濟世上疏參劾田文鏡十罪。雍正把奏疏退還，而謝濟世堅持要上疏。雍正一怒之下把謝濟世革職逮捕，經大學士、九卿、科道會審擬予處斬。由於謝濟世所劾與李紱所劾內容完全一致，都為黃振國鳴冤，黃振國是蔡王廷所薦，蔡王廷與李紱關係親密，雍正於是認定他們結黨營私，將謝濟世減死發配新疆阿爾泰，蔡王廷降為奉天府尹，李紱降為工部侍郎，不久又將他們全部革職。
“以論前史而獲罪者，自陸生楠之獄始。自茲以往，非惟時事不敢論議，即陳古經世之書，亦不敢讀矣。此真歷代文字獄所未前聞也。”《清野史大觀》如是評價陸生楠案。陸生楠枉死，而同案的謝濟世則僥倖被赦免，撿回一條小命。
陸生楠是吳縣知縣，被引見為工部主事。但雍正見他傲慢不恭，所呈奏摺又寫有“五經四書中如‘惠迪吉’、‘從逆凶’，何以異於佛老”等句，覺得是在諷刺自己。於是下旨將陸生楠革職，也發配阿爾泰。
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五月，駐守阿爾泰的振武將軍、順承郡王錫保上疏彈劾陸生楠《通鑒論》十七篇，文中“抗憤不平之語甚多,其論封建之利，言辭更屬狂悖，顯系排議時政”。雍正得奏後，於七月初三日諭內閣，對《通鑒論》中的“狂悖”議論逐條加以批駁。隨後，將“罪大惡極，情無可追”的陸生楠就地正法，命九卿、翰詹、科道定擬陸生楠應治之罪，陸生楠在阿爾泰軍中被處死刑。
這些案件的產生，使雍正帝認識到當朝的科甲士人之間不但存在着很嚴重的請託、庇護的現象，而且還有人對當朝的統治政策和自己的統治方針心存不滿。於是便以打擊科甲朋黨為名，對科甲士人發動了大規模打擊。當然在禍患存在時，使用一些非常手段，確實能鞏固強權與緩和政局。雍正帝還是大有可取之處，在清除朋黨的同時，不拘一格地任用許多賢能之人，如李衛、張廷玉、田文鏡、鄂爾泰等，這也為乾隆時期的盛世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