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政軍民齊努力，生產自救，戰勝大災荒
除了軍事上的困難外，天災也來了。 1942 年春，天旱無雨，夏糧收成無幾。春旱持續發展，旱情波及十幾個縣，許多地方大秋作物無法下種，致使秋收所獲甚微。
1943 年災情更為嚴重。先是旱災，自春到秋久旱無雨長達8 個月。許多水井乾涸，河水斷流，甚至人畜的飲水都成了問題。冀南災荒發展比較早和最嚴重的地區為一專區的元城、大名，三專區平大路以東地區，四專區的清江、邱縣、企之、廣曲、臨清，二專區的巨鹿、冀特區、新河、寧南三區，六專區的垂楊、清河、冀縣等地。夏糧幾乎顆粒無收。有些地區未能播種，有些地區春苗枯死，入秋後仍是白地一片。冀南全區有884 萬畝耕地未能播種，有不少地區成了“無苗區”。
旱災之後接踵而來的是水災。飽受8 個多月乾旱之苦的冀南軍民，入秋後，又連遭暴雨，洪水泛濫，滏陽河、衛河兩岸盡成澤國。水勢稍退後，日本侵略者又先後破壞了運河、漳河、滏陽河等河堤，使河水漫溢，洪水退後的大片土地再度被大水淹沒。受害地區達30 余縣，許多村莊成了一片汪洋。
館陶全縣64％的村莊成了“水村”，武城縣被淹110 個村，清河縣被淹面積達50％，任縣、隆平縣更嚴重。房屋塌倒，人畜漂沒，半浸在水中的斷垣殘壁，景象十分凄慘。
冀南的災荒是日本侵略者造成的。自日軍入侵冀南後不僅放水淹田毀壞耕地，而且修據點、修炮樓、修公路、挖封鎖溝、築封鎖牆等佔去了大量良田。以廣平縣為例，全縣共有89 個村，敵人在10 個村莊修了炮樓，佔地2頃。修公路56 里，佔地4 頃多，共計佔地10 頃多。按每畝地每年收糧4 斗，一年共收穫糧食104 萬多斤，可供1730 多人吃用。如果再加上敵人實施的“三光”政策所毀的良田和燒毀的村舍，那就更多了，弄得多少人饑寒交迫，顛沛流離。“人禍”加劇“天災”，“天災”又加深“人禍”。“天災”和“人禍”交相肆虐，陷冀南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
我們除遇到旱災、水災外，還有雹災和蟲災。冰雹大者如雞蛋，實為少見。蝗蟲之多，遮天蔽日，也是罕見的。蝗蟲飛過來，簡直像天陰了一樣，太陽也看不見了。這樣說並非誇張。大的蝗群方圓幾里，一落地，頃刻間就把幾畝、幾十畝甚至幾百畝農作物吃得一乾二淨。蝗蟲所到之處，寸草不留。
據南宮、巨鹿、隆平三個縣統計，有524 個村的莊稼完全被蝗蟲吃掉。蝗蟲如此厲害，確實驚人。當時，我找到一本歷史書看，是什麼時候出版的，書名叫什麼都記不清了。書中記載有清朝康熙、咸豐年間的大蝗災情況，也是十分驚人的。那本書還講了印度鬧蝗蟲的一個例子。印度有一次蝗災最厲害時，鐵路上鋪了厚厚一層蝗蟲，火車開過來時出軌了。當時還真有點不敢相信。最近看報紙，新華社發了一條消息，說埃塞俄比亞東部遭蝗蟲襲擊，大批蝗蟲使火車的動力裝置失靈，甚至造成火車出軌。可見那本書的記載還是有根據的。
繼災荒而來的還有瘟疫，當時有痢疾、浮腫，還有更可怕的霍亂流行。一家人上吐下瀉，有的病一、二日而死，亦有的發病一、二小時即死的。冀南人民災病交加，苦不堪言。巨鹿縣因飢餓而死者5000 餘人，因霍亂而死者3000 餘人。清河縣王世公村曾在一天中死亡400 餘人。垂楊縣段蘆頭鎮一個集日因飢餓、疾病倒街而死者30 人。當時，冀南區餓死的、病死的共有幾十萬人。許多地方几乎是“家家添新墳，村村有哭聲”。
有些老百姓為了糊口，拆了房屋，拿着木料到冀魯豫、冀中去換糧食。那一帶比冀南好些。還有不少人為了求生，不得不背井離鄉逃荒外地，有的村成了“無人村”。往年收成比太行一帶好的冀南平原，變得雜草叢生，滿目荒涼。
在冀南這段時間，我才真正體會到“福無雙至，禍不單行”這八個字的含意。過去多是從字表面上理解這句成語，這次從實踐中理解和體會“禍不單行”，可就深刻得多了。真所謂“福不雙至，禍必重來”。災害來了，衣食無着，身體必然就弱了，生病的也就多了。人生病了，又缺醫少葯。天氣久旱無雨，一旦下雨，又往往出現暴雨，以至泛濫成災。越是久旱不雨，一旦來雨就容易下雹子。“禍不單行”四個字，生動地反映了舊中國老百姓荒年的悲慘。
那時部隊吃飯也限量。吃飯時司務長經常說的一句話就是“管了不管飽”。我們有的縣長餓得竟昏倒在地上。那時的幹部和群眾是同甘共苦的，沒有一點特殊化。有一次我到曲周縣一個村莊，正遇到一家婦女生孩子。孩子已經生下來了，家裡什麼吃的也沒有，大人孩子危在旦夕。見到這種情景，我們心中極為難過，送了她3D 斤小米，救活了母子倆，她很感激。那個年代，軍民關係、官兵關係好得很，真正是同生死、共患難，我的二女兒此時出生，將她放在邱縣南辛店老百姓家中。按照規定，每月留給奶媽30 斤小米。這30 斤小米，在當時可解決大問題了，不僅可以養活小孩，也大大接濟了房東一家三口人。“文化大革命”後，這位房東大媽到北京來看望我們，我們一再感謝她收養了我們的女兒，她反過來向我們道謝，說在這災荒年每月30斤小米也幫助了她們渡過難關。房東家離我們的地下醫院很近，我的二女兒就拿個碗常到醫院，人們見了就給她一勺吃。她就是這樣餓着肚子長大的。
我的三女兒宋適荒放在元城縣一位老百姓家裡，由於又餓又病接回來沒幾天就死了。那時，不只是尋常百姓家忍飢挨餓，有餓死的、病死的，我們當幹部的也同樣忍飢挨餓，家裡人也有被饑荒奪走生命的。
遇到這麼大、這麼多的自然災害，時間又這麼長，確是歷史上罕見的。
旱、澇、蝗、雹加上瘟疫，真可謂“五毒”俱全，嚴重威脅着冀南軍民的生存。敵人頻繁地、殘酷地“掃蕩”、“圍剿”，使冀南遭受嚴重損失，抗日軍民付出了巨大的犧牲。但這並不可怕，只要軍民團結奮戰，同仇敵愾，就可以和敵人繼續斗下去。日寇是不可能把我們趕出冀南平原的。而我們，不管如何艱難困苦，最後卻要將日寇趕出冀南。但是，如此嚴重的災荒確實令人可怕。解決不好救災度荒問題，我們就有可能被災荒趕走。已經有不少老百姓攜兒帶女離開冀南，逃往他鄉。
堅持冀南抗戰，燃眉之急是解決好生產救災，度過饑荒，安定人心。餓着肚子怎麼打鬼子。我們區黨委、行署和軍區的領導同志，多次開會研究部署生產救災度饑荒的工作。行署和各級政府建立了救災委員會，領導各地區賑濟災民，積極設法發放貸款，調濟糧食，救濟災民。我們從冀魯豫區借了糧食300 萬斤、麥種50 萬斤運回冀南，一部分救濟群眾，一部分用來為明年生產作準備。其實，冀魯豫區也並不富裕，也是度過災荒不久。他們這種高尚風格，冀南同志很受感動。
北方局、晉冀魯豫邊區政府和一二九師十分關心冀南的災情，積極支持冀南生產救災度荒。 1943 年，邊區政府先後發放春耕貸款和救濟款740 余萬元（冀南票，下同）、貸糧和救濟糧64.8 萬餘斤。秋季洪水過後，邊區政府又給冀南貸麥種190 萬餘斤，發放救濟糧326.5 萬餘斤，還有大批食品。有了糧食，老百姓的情緒逐漸穩定了。
我們還開展了借糧活動。號召大家發揚團結抗戰、互助互濟、共度難關的精神。借糧是件政策性很強的工作。餘糧戶基本上都是地主。開展借糧的村成立借糧評議小組，通過調查摸底，公允地提出借糧數量。講清道理，做好思想工作，避免出現頂着不借局面，順順噹噹地借出糧食。此外還開展以工貸賑，組織各種互助組，挖河築堤，興修水利，進行生產自救。根據連續旱災、水災情況，培修堤岸治理決口，疏浚河道開渠引水。
冀南軍區領導部隊一面打擊敵人保護群眾，一面同冀南人民一道開展抗災救災，協助地方堵口築堤，疏河道、開水渠等，據不完全統計總長達460餘公里，幫助群眾打井一萬眼。大規模開展捕蝗活動。當時捕蝗的場面是轟轟烈烈的。黨政軍民一齊動手，人山人海。開始捕蝗時，有個別老百姓思想還不太通。可能是受封建迷信影響，不願意打。把蝗蟲看作“神蟲”，主張燒香祈禱，請求“神蟲”嘴下留情，不要吞噬莊稼。也有人以鄰為壑，主張敲鑼打鼓將蝗蟲轟出本區了事。
我們打多了，有些老百姓還不高興，我們只好耐心做工作，思想很快就通了。時代不同了，只要把道理講清楚，思想認識很好解決。軍隊按單位統計數量，按斤計算上報。地方捕蝗由政府發動各村群眾聯合作戰，黨政軍民大打“人民戰爭”。有的掃帚打，有的木杴打，也有的用木棍釘上鞋底打。男女老幼齊出動，有打的，有喊的，其場面甚是壯觀。在蝗蟲多的地方採取挖溝的辦法，溝深2 尺、寬1 尺，將蝗蝻趕入溝內，然後用土埋死。這種辦法古人就曾用過。史書記載清朝康熙年間鬧蝗蟲時，老百姓就用過就種辦法消滅蝗蟲。
到了冬天，我們還組織人力將蝗卵挖出焚燒，這個辦法比土埋蝗蝻的效果還好。據有的書記載，清朝還有一種制度，一旦發現蝗災，即調軍隊前去助民捕蝗。這本來應該說是件好事。但是，老百姓不願意。因為清軍到災區後，要好吃好喝招待，災年的老百姓怎麼負擔得起。清軍下鄉，還踐踏莊稼。所以，老百姓寧肯隱匿不報。這些封建軍隊比蝗蟲更可怕，與其引來兵災，不如忍受蝗災。我軍是人民軍隊，我們助民捕蝗非常受歡迎，各地軍民聯合捕蝗不僅消滅了蝗蟲災害，而且從中體會到團結的力量，只要團結一心再大的困難也能克服。
在冀南最困難的1943 年，平原分局書記黃敬同志到冀南檢查、指導工作。黃敬同志作風根深入，在路上遇到老百姓，常常停下來同他們聊天，向他們作調查。我們招待黃敬同志吃飯，最好的飯是小米飯，最好的菜是辣椒醬和芝麻醬，而且每頓飯的菜只能給很少一點。
1944 年麥收後，嚴重的災荒基本上過去了。農村生產逐漸恢複發展，形勢好多了。但是，要使農村經濟進一步發展，徹底克服災荒所造成的困難，並不是那麼簡單。還要很好解決在災荒中的特定條件下，出現的特殊問題，如贖地問題、非正常婚姻和賣兒賣女問題等。這些問題不解決好，可能影響農村生產恢復和發展。在嚴重的災荒中，有些農戶為了度荒，把土地典賣了。
災荒過後，專署發出贖地訓令，明確指出：凡1943 年以來，因生活所迫而典賣之土地，均可照原價贖回。區黨委、行署和各級政府大力幫助貧困農民贖回災荒中低價賣出的土地。同時領導群眾進行減租減息和增資增佃活動，也稱“雙減雙增”活動。目的是減輕農民負擔，改善農民的生活條件。非正常婚姻是指在災荒中，有些貧困農民因飢餓妻子再嫁，有的賣兒賣女。為使骨肉團聚，黨和政府進行了大量細緻調查工作，盡最大努力解決災荒中妻離子散問題。解決好這些問題是至關重要的，不僅有利於安定群眾情緒，發展農村經濟，更有利於進一步調動和發揮人民群眾的抗戰積極性。
依靠群眾，紮根群眾，咬緊牙渡難關
1942 年和1943 年兩年，是冀南抗戰最艱苦的年代。
敵人瘋狂地進攻，“合圍”、“掃蕩”、“封鎖”、“蠶食”、“治安強化”等，敵我鬥爭極其尖銳、殘酷，又錯綜複雜，有軍事的、政治的、經濟的和文化的等各方面的鬥爭。冀南抗日根據地被嚴重分割，容納大兵團活動的地區已經沒有了。
根據地被分割後，根據地村莊距離敵人據點、碉堡近的只有2、3 里，中間無一村之隔，敵人隨時都可以組織進攻和襲擊。不只每天，而且每時都有可能發生戰鬥。前一分鐘還平靜無事，也許在一分鐘之後就有一場惡戰發生。
1942 年全年共進行大小戰鬥2400 余次，平均每日7 次，1943 年大小戰鬥4000 余次，平均每日10 多次。
在戰鬥如此頻繁、激烈的情況下，又偏偏遇上歷史上少見的嚴重自然災害，旱災、水災、雹災、蟲災接踵而來。災害種類之多、受災範圍之廣、時間之長都是空前的。加之，伴隨自然災害而來還有傳染病流行，嚴重威脅着抗日軍民的生存。可謂天災人禍，苦不堪言。這兩年的日子確實不好過，熬時間，“看著錶不走，看着太陽不動”，這個滋味沒經過當時實踐，是體會不到的。
“四·二九”大合圍後，中共中央北方局任命我為冀南區黨委書記兼軍區政委，受命於危難之際。當時我還是冀南行署主任，集黨政軍領導於一身，肩上的擔子更重了。我們緊緊依靠黨的正確領導，依靠上級首長和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擁護，堅持鬥爭，堅持根據地。
北方局、八路軍總部和一二九師，對冀南的嚴重形勢非常關心。5 月初，劉鄧首長就明確指出：“四·二九”受挫後，在幹部和部隊中必然會發生失敗情緒，甚至懷疑今後平原能否堅持，地方也會有這些問題。指示我們必須提高部隊與地方的鬥爭信心與勇氣，充分認識形勢的嚴重性和鬥爭的殘酷性、長期性。
6 月下旬，北方局也提醒我們：冀南正處在嚴重危險之中，此種嚴重局面還在發展，要求我們在困難和危險面前，克服悲觀情緒，提高堅持冀南抗戰的信心，要保護群眾力量。號召冀南區“全黨、全軍與冀南千百萬群眾共存亡”。
我們遵照北方局和劉鄧首長指示，根據冀南區被敵人分割的嚴重形勢，1942 年10 月初，召開了區黨委擴大會議，冀南黨政軍主要領導同志都參加了，大家深入分析了冀南區鬥爭的嚴重形勢，進一步研究了堅持鬥爭的有利條件和當前困難的程度。要求各級領導幹部立足冀南，勵精圖治，堅持鬥爭，堅持根據地，不管環境多麼困難，鬥爭多麼殘酷，決不離開冀南平原。“縣不離縣”（是指縣委、縣政府和縣游擊隊的活動不離開本縣，在本地區堅持鬥爭），冀南黨和八路軍始終和冀南人民在一起，決心與冀南人民同呼吸、共命運，生死與共。
區黨委根據擴大會議精神，作出《關於渡過今冬明春艱苦局面的決議》。今冬明春的嚴重形勢和艱苦局面，不會有所減輕和改變，一切工作必須從最嚴重、最困難、最艱苦的局面着想。鞏固思想陣地，長期打算，積蓄力量，以待時機。冀南抗日軍民通過各種方式表示與敵人血戰到底的決心。
為適應當時鬥爭形勢，我們對不同地區確定了不同的鬥爭方針、任務和鬥爭形式，以繼續堅持鬥爭、堅持根據地。
在敵人統治較久、較鞏固的地區，堅持“長期隱蔽、積蓄力量”的方針，着重加強黨的秘密工作，開展社會統一戰線工作，開展偽軍偽組織工作。同時也不放鬆團結基本群眾，指導其日常的合法鬥爭。所謂合法鬥爭，就是採用“革命的兩面政策”，利用敵人統治範圍內很少的一點合法為掩護，以積蓄抗日力量，保護人民利益。採取這種策略的村莊，各種組織形式，在表面上完全是偽組織的一套，但實質則是抗日的，也就是所謂“白皮紅心”。
在接近敵人主要交通線和主要據點但其統治卻都比較弱的地區，一方面堅持秘密工作，一方面團結和組織群眾，進行隱蔽的武裝鬥爭，擴大抗日政府和抗臼軍隊的政治影響。這種隱蔽的鬥爭，要注意及時而動、適可而止。
在敵佔優勢的游擊區，則廣泛開展群眾游擊戰爭，配合革命的兩面政權，保護群眾利益，摧毀偽政權，進行反“蠶食”、反“維持”鬥爭，牽制與消耗敵人，阻止與遲滯敵人向我根據地推進。
在我游擊根據地，積極進行武裝建設，從保衛群眾日常鬥爭中發動群眾、改造村政權，團結社會各階層，加強群眾游擊戰爭，準備應付更險惡的環境。
根據鬥爭方針、任務和鬥爭形式的變化，組織形式也必須隨之改變。實行精兵簡政，緊縮領導機關，領導機關全部軍事化。政權組織，隨軍行動。旅與分區合併，正規軍進一步實行地方化，以連、排甚至大班為獨立行動單位，開展游擊戰爭。
“精兵簡政”是一項非常重要的政策，黨中央極為重視。 在1941 年底，黨中央就強調指出：敵後抗戰能否長期堅持的最重要條件，就是根據地人民能否養活我們，能否維持抗 日的積極性。假如民力很快消耗，老百姓因負擔過重而消極，而與我脫離，那不管我們其他政策怎樣正確也無濟於事。
中央要求我黨政軍領導均應深刻了解這一點。我們根據黨中央和一二九師“精兵簡政”的指示，在1942 年、1943 年兩年中，軍區進行了六次精簡整編。
整編後，軍區司令部只保留4 個科，11 名幹部。軍區政治部平時只由劉志堅主任帶一名秘書負責政治部全面工作。軍區直屬隊總共只有161 人。地方機關也進行了精簡，有的縣政府只留縣長、秘書2 個人，縣委也只有3 個人。
部隊還減發口糧，嚴格限定吃飯人數，停髮菜金、辦公費和各種雜支費，節衣縮食，和群眾共渡難關。
在精兵簡政過程中，進一步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各分區主要領導參加地委常委，地委書記兼軍分區政委，縣、區委書記兼縣、區游擊隊政委、指導員。黨中央代表機關中央局、分局和各區黨委、地委，為各地區的最高領導機關。各級黨委由黨政軍主要負責幹部組成。主力軍必須接受所在地區黨委的一元化領導，“一切服從戰爭”是統一領導的最高原則。
許多地區變成游擊區或敵占區後，群眾抗日情緒受挫。敵人氣焰十分囂張，敵特漢奸異常活躍。為打擊敵特的猖撅活動，保護群眾利益，激發群眾的抗日熱情，開展敵占區工作，貫徹“敵進我進”的鬥爭方針。軍區和區黨委經過周密調查和準備，挑選一些熟悉敵占區情況並與當地人民有密切聯繫的幹部，組織起20 多支精幹的武裝工作隊（簡稱武工隊），秘密進入敵占區，訪問當地士紳名流和有影響的人物，宣傳我黨和抗日政府的政策，開展社會統一戰線工作。對少數作惡多端、民憤極大的漢奸、敵特嚴懲不貸，打擊敵人的囂張氣焰。殺一儆百，顯示我們的威力，為受害的群眾撐腰出氣。
我們還把部分部隊化整為零，組成了許多分散小部隊，由得力幹部率領，分散到各縣開展游擊戰。小部隊和武工隊相結合，深入“格子網”，開展敵占區、接敵區工作，將敵占區變為游擊區，將游擊區變成游擊根據地，創造小塊根據地，擴大迴旋餘地。
我們還吸取了冀中開展地道戰的經驗，將用于堅壁、藏身的地洞，逐步發展成能藏能打的地道。有些村裡的地道戶戶相通，有的村與村之間也挖通了。冀南區開展地道鬥爭比較好的，是靠近冀中的第五軍分區。
冀南地區還創造了一種“改造村形”的辦法和敵人鬥爭，並將“改造村形”和開展地道鬥爭結合起來，保存自己，消滅敵人。所謂“改造村形”，就是把一個村子內的幾個方向的街道口或衚衕口堵起來，只留一條出入口，並將村內一些院落貫通，在適當地方構築隱蔽的射擊孔。這樣，一個村子就變成了一座地上“堡壘”。在抗戰最艱苦的時期，我們抗日軍民利用房上的天橋、暗堡，村頭、街中的擋牆以及村內、村外的地道打擊敵人，堅持和發展冀南的游擊戰爭。
劉鄧首長看到我們冀南太艱苦了，犧牲的幹部太多了，為了保存幹部，來電報徵求我們的意見，把區黨委和軍區領導機關，搬到平漢鐵路以西辦公。這是劉鄧從戰略上考慮的。我們幾個領導開會討論是搬還是不搬。師首長這樣關心冀南，大家心裡都熱乎乎的。討論結果，都表示不能搬到路西去，留在原地咬緊牙關堅持鬥爭。群眾對我們很熟悉，如果我們走了，對幹部和群眾的情緒有影響。只要我們留在冀南，不講話也沒有關係，在群眾中走幾趟，老百姓看到我們，同群眾見一面，就是對群眾的鼓舞，就有一種政治工作的作用，就能堅定大家的信心。老百姓看到我們的馬，就知道這是某某的馬，就知道陳再道、宋任窮和其他領導人還在這裡。
我們在群眾中深深紮下了根，現在和我們剛到冀南時相比，大不一樣。那時，冀南的老百姓還不了解我們。到了老百姓家裡。大姑娘們都藏着不敢見面，躲着我們。經過一段群眾工作，對我們了解了，就開始露面了。以後時間長了，彼此就更了解了，親熱得像一家人一樣。我們同老頭幾、老太太、姑娘、媳婦，都住在一個院子里，好房子騰出來給我們住，而他們全家寧可擠在一起。那時的軍民關係真是水乳交融。如果我們離開些日子的話，回來一進門，老百姓見了就說：“啊，又回來了。”他們好像是盼了很久似的，非常高興地出來迎接我們。這雖然是一句普普通通的話，卻包含着對子弟兵的深情厚意。這是經過多少工作之後，軍民凝成的感情得到的一句話。我們進了院子，原來住哪間房子，還住那間房子，真像回到了自己家裡一樣。
我們討論的結果報告師部後，劉鄧同意了我們的意見。我們領導機關沒往路西搬，和廣大軍民一起，不管多苦、多難，一直在冀南堅持鬥爭。後來，中央考慮到冀南的迴旋餘地大小了，把冀魯豫的三分區所轄之堂邑、冠縣、濮縣、清平、朝城、臨清六縣劃歸冀南，改成冀南第七軍分區，趙健民任司令員，肖永智任政委兼地委書記（肖永智犧牲後由許夢俠接任），專員周持衡。我們跨衛河地區，活動餘地就大了。實在困難時，可以跳過衛河休息一下。
為了減輕發生嚴重災荒的冀南人民的負擔，1943 年將騎兵團、七七一團、十團、二十團和二十一團等主力團，先後調出冀南。為了保存幹部，抽出一批幹部上太行、上延安。陳再道、劉志堅、范朝利、鍾漢華等同志去了延安。徐深吉調太行後也去了延安。後來他們都作為代表參加了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王宏坤同志也到北方局黨校參加整風。還有一大批冀南的黨政軍幹部到偏城參加整風搶救運動，稱後梯隊。在搶救運動中，出現了“左”的做法，傷害了不少同志。
在冀南留下少數幹部就地堅持，稱“咬牙幹部”。冀南地區留下王任重、朱光、王蘊瑞和我，機關和直屬隊的人數很少了，不足二百人，區黨委、行署以及軍區的後勤機關都轉入了地下。那時我身兼四職。困難時期我們都穿便衣。發現敵情就分成兩股，王蘊瑞指揮一坨，我指揮一坨。到一個地方，幹部、戰士都睡在一個房子里，不管是官、是兵，還是炊事員，都打地鋪。
狗叫，容易暴露目標。為了保密，我們開展了打狗運動。那時保密工作非常好，一股住村東頭，一股住村西頭，誰也不知道誰。天亮後，一見面原來都住在一個村子裡。
為了渡過難關，我們不但幫助群眾搞生產自救，我們自己也組織生產自救。我和任重、蘊瑞、朱光同志，在邱（縣）北就拉犁種過地。那時沒有牲口，只好組織人拉犁。即使有了牲口也不行，沒有糧食喂，人還沒有吃的，哪裡還有牲口吃的。我們四人加上警衛員八個人拉一張犁，每天種3 畝地。開始的時候，還覺得輕鬆，有說有笑，還有唱的，感到干這樣活兒很新鮮。可是，過個把鐘頭，情形就不同了，說笑之聲聽不到了，唱的就更沒有了，誰都累得不想說話了。等到天快黑了要收工的時候，人簡直一步也走不動了。有時警衛員和我開玩笑說：“政委，你把繩子拉彎了。”
那時搞生產，幹部參加勞動，不是一天，一個禮拜，走一走形式，而是一干就半個月或者更長些。其它什麼工作不做，有仗打仗，沒仗就同老百姓一起種地，自己也生產一點。軍隊裡面不論是司令員，還是政委，地方上不論專員，還是縣長，個個都腳踏實地地干，不打一點折扣。
抗戰期間，在冀南最困難時期，我們就是這樣咬緊牙關，與天斗，與地斗，與敵人斗，粉碎了敵人的“圍剿”、“掃蕩”，戰勝了天災，渡過了災荒，贏得了勝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