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多年的東漢，為什麼儘是小皇帝當朝？

伴隨着私有制和階級的出現，中國原始氏族社會開始解體，其最後一位華夏部落聯盟首領禹被兒子啟繼位為“夏後”，開始了“父傳子，家天下”的王位繼承製。

這裡所謂的“家天下”，就是指帝王把國家政權據為己有，世代相襲的一種理念。即所謂帝王把國家當作一家的私產，世代相傳。家天下是歷史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到了夏朝時期，中國帝王便把天下的土地、臣民都當成了君王一家的私人財產了。

再到嬴政一統中原，開創集權帝制以後，“家天下”的繼承製度在中原王朝已經根深蒂固了，可以說是貫穿了長達兩千年的封建統治史。幾乎每個朝代，都出現過數量不等的“兒皇帝”，也就是未滿弱冠之年便登基的幼帝，這種情況在東漢時期最常見。

那麼，為什麼會出現“兒皇帝”登基的現象呢？究其本質，在於皇位繼承製的局限性。

公元221年，一統天下的嬴政認為自己的功德超過此前的所有帝王，包括遠古時期功德無量的“三皇五帝”，於是便取“三皇”中的“皇”，“五帝”中的“帝”，自稱為“皇帝”。這一傳統被延續下去，自嬴政之後的所有統治者，除少量政權如太平天國等，幾乎每個封建統治者都以“皇帝”自居。

除此之外，嬴政還確立了一套圍繞帝制而產生的一整套集權制度，其中“家天下”的繼承製是其中的重中之重。為了讓江山不斷在本家子孫中傳續，“奉宗廟之重，終無窮之祚”，把社稷傳承給二世、三世乃至千萬世。雖說嬴政的如意算盤沒有打成，大秦王朝二世而亡，但由他所開創的這套繼承製卻保留下來。到了漢朝時期，這套繼承製已經相對完善。

顯然，這種繼承製度局限性非常大，繼承者的人選集中在皇帝的子孫中，選擇的餘地非常有限。一旦皇帝英年早逝，幼帝登基的可能性非常高。東漢除光武帝、明帝、獻帝之外，其他皇帝均未活過三十六歲，其中除了安帝、質帝、桓帝是以宗族身份登基以外，其他皇帝均遵循了“父傳子”的原則。

皇帝雖然后妃眾多，但由於他們結婚時身體發育不完善，縱慾過度，無疑會影響自身及後代的身體健康。東漢時期皇子的死亡率非常高，後宮爭寵、廢立加上落後的醫療條件，都是導致皇子早夭的重要原因。能活到成年的皇子極少，所以皇儲幾乎沒有選擇的餘地。東漢時期的皇帝平均壽命較低，所以他們留下的皇子年齡不大。

因為繼承製度的限制，哪怕皇子年齡很小，也必須將其立為儲君。幼帝登基後，又會重新陷入惡性循環中。

除了上述原因外，後宮干政也是導致東漢多幼帝的原因之一。

東漢時期有這樣一個奇怪的現象，那就是皇帝的平均壽命不長，但皇后及太后卻都很長命，“主少母壯”的例子不勝枚舉。漢朝時期有這樣的規定，只要是有嫡正地位的正宮皇后，在皇帝年幼、昏庸或皇嗣中斷的情況下，都可以以監護人的身份臨朝稱制。在這種情況下她們可以獲得與皇帝對等的權力。

在這種背景下，難免會出現“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的太后，她們為了滿足自己的權欲，經常做出“廢長立幼”的勾當，將權勢牢牢地握在手裡。例如，元和帝的皇后鄧氏，就曾打着長子劉勝體衰的幌子，立還在襁褓中的幼子劉隆為帝。鄧太后把持朝政長達十六年，先後立過兩名幼帝。

從這些後宮干政的例子中我們能夠看出，東漢時期的後宮制度是非常不完善的，這也對後來的朝代起到了警示的作用。

後宮干政，還會帶來外戚專權的連鎖反應。

劉秀建立東漢政權，靠的是豪強地主的支持。劉秀不同於其他的開國之君，他並沒有“兔死狗烹”，除掉一眾開國元勛，反而對這些功臣禮遇有加。在東漢時期，“門當戶對”的婚姻觀念已在人們的思想中根深蒂固，公卿與豪族有與皇族結親的資格。這些貴族本來就有比較高的社會地位，當他們的家族中出現嬪妃甚至皇后、太后時，難免會利用這種裙帶關係獲取更多的利潤。

除此之外，臨朝稱制的太后們，為了穩固自己的地位，通常會召本家外戚入朝參與大政。顯然，倘若皇帝年長，肯定不會縱容後宮、外戚亂政。太后及外戚為了長期掌權的需要，有必要立一個便於控制的“兒皇帝”。外戚的倒行逆施，極易引發幼帝的反抗情緒，一旦幼帝成年，他往往會藉助宦官勢力剷除外戚。最終，皇帝、太后、外戚、宦官交替專權，造成了一系列的惡劣結果。

東漢王朝正處於封建社會發展的關鍵時期，幼帝登基的現象是發展時期必經的陣痛。不過，歷代封建王朝終其一生也沒能解決這一問題，這一問題最終伴隨着集權專制退出歷史舞台而消亡。

參考資料：

【《漢書》、《資治通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