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門旅遊必須有九宮格打卡，朋友聚會見面先開前置鏡頭，美食上桌擺盤拍照後才能動筷，甚至遇到麻煩也“先把手機拿出來”……“一生要出片的中國人”話題持續火爆。拍拍拍，修修修，發發發，不僅成為當代獨特的網絡文化景觀，更成為人們習以為常的生活方式。
為什麼大家如此執着於“出片”？“出片亞文化”又在怎樣塑造着我們？
（一）
客觀來說，視覺經濟是當下一種新型消費潮流。特別是隨着“文旅熱”遍地開花，社交媒體上的張張美圖配以精彩文案，不僅滿足了人們記錄美好的願望，更帶動許多“心之所往”付諸行動。也正是為了滿足這種注重視覺體驗、社交屬性的旅行需求，從景點商圈到深巷小店，都把打卡點位、出片服務納入營銷管理的範疇。
在供需雙方的合力之下，拍照在出行中的存在感越來越強。而且，這片是越出越多、越來越美，因此而“煞風景”的操作也着實不少。
有人追求出片量，動輒霸着遊樂園、博物館的觀景位不走，其他遊客只能尷尬苦等；有人想要氛圍感，專程到車來車往的隧道、公路一坐，全然不顧公共秩序和生命安全；甚至是衚衕里有棵樹生得別緻，眾人扛着“長槍短炮”一擁而上，街坊四鄰被吵得沒個安生……
“你有沒有為一張圖拼過命？”朋友圈裡多少詩與遠方、歲月靜好，實際上卻是反覆擺拍、費盡心力，不禁讓人發問：圖什麼呢？
（二）
所有人都有“被看見”的渴望。而影像與雕塑、繪畫等載體一樣，其價值除了留存，更重要的是呈現。
美國社會學家歐文·戈夫曼的“擬劇理論”就從符號互動視角闡釋了個體的自我呈現機制。在他看來，社會就像一個舞台，任何個體都要向社會呈現自我，人們都傾向於在他人面前展現自己好的一面，並由此產生一系列“印象管理”的策略。
隨着社交媒體興起，網絡空間成為人類的重要活動場所。早在2011年，《紐約時報》對2500位社交媒體愛好者進行調查發現，人們在社交媒體上向他人分享內容或鏈接的根本動機，首先是希望向他人提供有價值、有趣的信息，其次就是試圖通過這種信息共享行為來定義自己。
相比於真實世界中面對面的互動，打造“數字人設”變得更加容易，“有圖有真相”無疑是最為直接的方式。那些動人的風景、誘人的飯菜、精緻的用品，其背後傳遞的信息往往是“我正在享受這些東西”。
確認自我價值，尋求外界肯定，本是正常的心理需求，卻在網紅文化的催動下被無限放大。於是，“出片”逐漸成為一種社交資本，甚至被異化為一場畸形的競爭——
反覆挑選角度色調，但必須拿捏好鬆弛感；看似日常隨手一拍，但得不經意間讓關鍵元素入鏡；連臉上的光影、嘴角的弧度、頭髮絲的位置，可能都經過了精心設計與挑選。拍得難不難、累不累暫且不論，但一切看上去都那樣恰到好處，反而給人強烈的不真實感。
（三）
你是因為快樂想出片，還是因為出片才快樂？
這些年，常聽到“苦了自己也不能苦了朋友圈”的自嘲，提早備圖“預製”朋友圈也成了潮流。調侃的背後，不無疲憊與焦慮。
明明風景就在眼前，卻在低頭選片修圖中錯過，回家得靠翻手機來回味體驗；明明親友就在身邊，卻渴求隔着屏幕被看見，還可能因為同行者的拍照技術吵上幾句。當“出片率”成為衡量生活質量的標尺，鏡頭外的我們反而失去了太多享受快樂的機會。
當然，“綁架感”並不限於出片這一過程。如果圖片經過了精心準備，那麼自然會形成某種心理期待，一排排點贊、一句句“真美”才是預期中的正反饋，一旦沒有又產生新的焦慮：為什麼閱讀量不多？為什麼他沒給我點贊？又得逐字推敲該如何回複評論，才能繼續維持圖裡的人設。
顯然，這種對“台前之我”的表演、對“完美呈現”的偏執，沒有起到愉悅自我的效果，反而成為某種負累。
（四）
有人會說，出不出片、怎麼出片是個人選擇。但當這種“精神趕集”成為社會潮流，便不可等閑視之。
要看到，“玩命出片”的源動力不僅在於社交需求，很大一部分是被跑偏的網紅文化強行催發的。事實上，網上大熱的能夠複製、值得效仿的出片模板，很多都有刻意營銷的痕迹。
比如，此前很多人跟着熱帖去打卡，結果浪漫的“粉色海灘”原來是爛泥地，唯美的“仙境藍房”實則是破木屋，儘管直呼上當，但仍不耽誤“p圖”拯救……不知不覺間，我們正淪為流量生意的工具、視覺商品的材料、審美綁架的對象。
在人際的相互傳染、群體的審視下，這種影響也在逐漸向真實生活滲透。從婦幼醫院的椅子，到派出所的門口，再到居民小區的停車位，什麼地方一旦成了“出片勝地”准沒個消停。
在電影《楚門的世界》中，主角在不知情、非自願的情況下被“圍觀”，發現真相後的他駕船衝出“影棚”，逃離了被操控的生活。反觀當下，一張張美圖裡看似是自己設計的角度、表達的態度，但若深究起來，我們又是否被綁架在屏幕的方寸之間？困於臆想出的他人視線之下？
千山萬水，星河遼闊，世界那麼大，得好好去看看。很多時候少拿起幾次相機、手機，或許能得到更多獨屬於自己的“人生相片”。
撰文：關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