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君臣連同十萬兵將被蒙古人逼到海上，不能靠岸，情急之下，大臣陸秀夫背着小皇帝投海自盡。其他的君臣和兵將紛紛投海自盡，弄得海上浮屍綿延幾十里地。連同蒙古人都慨嘆南宋君臣的剛烈，後代人慨嘆，讀書的種子絕了。後代學問的出現和南宋以前的學問似乎不是一條支脈，有些背離讀書的初衷，甚至變成了被體制馴化的東西，也就失掉了讀書的種子。
如果把南宋以前讀書人看成是讀書的種子，那麼他們應該有心憂天下的情懷。他們讀聖賢書，要以聖賢為榜樣，學習聖賢的立德、立功、立言精神，而且要真的相信，真的去做。即便做了官以後，也會依據聖賢標準要求自己。當然，也有奸臣，只是為了賣國求榮，卻並不考慮身後事。大多數官員都是要修齊治平，要為皇帝分憂，甚至為了提意見冒死進諫。在他們的意識里，讀書最終的目的是為了安邦定國，為皇帝分憂解難，為百姓謀福利。本身沒有什麼不對，也從來沒有產生懷疑。雖然沒幾個人能做到如此地步，就連皇帝也不一定能做到如此地步，顯得目標太過於高遠，但他們深信不疑，要朝着遠大的目標奮鬥。如此一來，讀書的種子們要依據聖賢書上的準則說話辦事，尤其要把自己的命運和國運聯繫起來。畢竟，聖賢書上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本身就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最終指向是國運，而不是自己。不但要把自己的命運和家族命運聯繫起來，而且要和國運聯繫起來。甚至有些知識分子做官之後，要把自己命運等同於國運，“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周朝建立之後，商的遺民伯夷和叔齊不食周粟，跑到首陽山隱居，採薇來吃，直到餓死，算是“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他們已經把自己的命運和國運聯繫在一起，沒辦法分開了。從屈原開始，就有了美政的理想，也有了把自身命運和國運聯繫起來的文學傳統。楚國滅亡了，屈原忠於國家，以身殉國。為了紀念他，同時也為了紀念這種忠君愛國的思想，人們要在端午節吃粽子，本身是一種祭祀的產物，卻成了懷念屈原的必備之物。
後代很多知識分子都有自己的獨立人格和操守，會忠君愛國，甚至在國家敗亡之際以身殉國。他們從小讀書受到的教育就是這種教育，雖然有“識時務者為俊傑”的說法，但他們非常執拗，早就把自身的命運和國運聯繫在一起。畢竟，他們讀了聖賢書要參加科舉考試，考中之後做官。要是考不中，可以隔三年再考。不管是考中的還是考不中的，都會讀書，也都會在書中獲得一些知識和文化，會讓讀書人的精神薪火相傳，也就是讓讀書的種子流傳下去。只是，很多讀書人考中之後，迅速適應官場的規則，迅速拉幫結派，貪污受賄，淪為祿蠹，哪裡還有讀書人的精神和氣質？
宋代重視讀書人，不殺議事大臣，限制皇帝權力的同時，給議事大臣們一定的言論自由權利，同時也給讀書人放寬了言論限制。雖然宋代君臣屢屢被人詬病，說他們重文輕武，經常吃敗仗，但宋代的文人們還是很厲害的，甚至可以帶兵打仗，而對待異族入侵問題的時候，出現了主戰派和主和派，到現在都沒有定論，到底是主戰派對還是主和派對。但不管是主戰派還是主和派，都是知識分子組成的，也都是本着為國家發展做貢獻的精神，提出意見來。即便最終陸秀夫背着小皇帝投海自盡，也在彰顯忠君愛國精神。沒有背叛和出賣，沒有苟且偷生。只是可惜了小皇帝的性命，還不懂事就已經以身殉國了，而且是被強迫的……
後代雖然出現過不承認朱棣正統地位的方孝孺，出現過“哭廟案”中被砍頭的一群書生，出現過為變法甘願犧牲的譚嗣同，出現過殉清的王國維，但這樣的人還是太少了，大多數讀書人都成了“識時務者”，成了隨波逐流的人，只要能保住性命，就可以苟且偷生，甚至要叛國投敵了。或許，讀書的種子真的沒有傳下去，只是出現了發育不良的乾癟的種子，才使得後代的讀書人愛惜自己的身家性命吧。他們似乎學聰明了，看到聖賢的高遠，甚至遠不可及，也就不去追求了，反而專註於眼前的福利，專註於自己的享受。於是，在朝的文人成了體制內混飯吃的庸庸碌碌之輩，參與派系鬥爭，同時要搜刮銀子，送出銀子，為自己謀福利，至於國家命運，只是一個口頭上的概念，卻並不當真。要是國家滅亡了，他們或者去邊遠地區做遺民，或者忙不迭地去新的朝廷做官，卻從來不會以身殉國。在野的文人一心謀求功名利祿，卻早已經失去了為民請命的精神，甚至已經失去了讀書人的獨立人格和操守，變成被體制馴化的功利之徒。
明清八股文的興起讓很多讀書人的思想受到了限制，也就不會有什麼命運與國運的聯繫了。他們為了自己，而不是為了國家讀書。如此一來，命運與國運也就分開了，讀書的種子也就真的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