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紫，這個2600多年前的“頂流”色，再度成為今年的“年度傳統色”。
1月5日，齊紫在它的誕生之地山東淄博——曾經的齊國故都臨淄，被宣布為今年的年度東方傳統色。
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讓齊紫成為年度“頂流”？
齊紫被定為今年年度傳統色並非偶然，按照五行哲學丙午雙火之年，氣象鼎新，正與“齊紫”所代表的創變精神與文化高度相呼應。以“齊紫”為年度主題色，不僅延續了傳統色彩的哲學內涵，也寄託了對時代昌明、文化繁榮的美好期許。
齊紫當選為2026年年度色。（受訪者供圖）
中國流行色協會會長賀顯偉表示，齊紫色當選2026年度傳統東方色，正是傳統美學與現代審美的完美共振，它既是東方美學的當代表達，也是時代精神的生動註腳，更暗合2026丙午馬年的五行哲思。
中國流行色協會會長賀顯偉表示，齊紫色當選2026年度傳統東方色，正是傳統美學與現代審美的完美共振，更暗合2026丙午馬年的五行哲思。（受訪者供圖）
從誕生之初，到歷史沿革，到現代傳承，再到定義為年度色，這個曾經被定為“卑色”的齊紫，正在帶着它2600歲的厚重歷史，以及背後的意義與內涵，在當代的東方美學表述中，重新回到了當代的審美視野。
誕生溯源：
霸主的“代言”，從“間色”逆襲成王公專色
何為“齊紫”？其名直指根源：這是源於春秋戰國時齊國染制的一種紫色。“齊”之地與“紫”之色相結合，不僅昭示了這一色彩“誕生於斯”，亦見證了其“風行於斯”的時代。
在古代，“紫”被解釋為“帛青赤色”，是由青（藍）與赤（紅）交織而成的間色。現代常識中，顏色或許只是美學與文化的符號；然而在禮法秩序嚴明的古代，紫色卻因其“間色”身份而處境尷尬——在《禮記·玉藻》所構建的色彩等級中，正色為尊，間色為卑。
據了解，東方傳統色的誕生往往是源於其“工具性”：即對某些重要活動中的人或事進行“定性”和“信號傳遞”，以彰顯秩序與功能。而一種顏色想要實現身份的“逆襲”，背後必然需要強大的推動力。而“齊紫”能以專名傳世，春秋五霸之一的齊桓公可謂關鍵人物。
《韓非子·外儲說左上》記載，齊桓公尤好紫衣，常着紫色朝會，此風很快由宮牆之內蔓延至國境之中，引得齊國民眾爭相效仿。一時間，紫帛價昂，竟達到“五素（沒染色的布料）不得易一紫”的程度。後來，齊桓公採納管仲之諫，公開宣稱“甚惡紫之臭（xiu）”（討厭紫色帶來的氣味），並帶頭“勿衣紫” （不穿紫色衣服），才逐漸遏止了這股風潮。
在齊桓公的引領帶動下，齊紫成為中國最早的流行色，但是在“顏色即秩序”的春秋戰國，齊紫很快變成了王公貴族的專屬色。（受訪者供圖）
“齊桓公好紫衣”雖然本意上為君主言行須慎的訓誡，卻意外使“齊紫”成為史載最早的流行色。更深遠的是，經此一事，紫色逐漸蛻變為一種新的秩序象徵，它受到部分王公貴族的青睞，卻在民間受到抑制。在服色即身份、色彩即政治的春秋戰國，紫色開始承載超越視覺的禮制內涵。
《左傳·哀公十七年》中有一段記載，或可佐證紫色在當時的權威意味：衛庄公蒯聵完成宮殿改造後要宴請群臣，其中大夫渾良夫因穿紫衣、披狐裘、佩劍入宮，被太子以三大不敬之罪問刑。後世解讀，“着紫衣”在此已非單純愛好，而屬諸侯公卿之禮制特權，士大夫擅用則被視為僭越。
當然，紫色地位的上升也引來批判。孔子那句名言“惡紫之奪朱也”，正是在嘆息：作為一種間色的紫，竟然凌駕於正色朱紅（赤）之上，這不僅是色彩的顛倒，更是禮制秩序的失序，令人憤懣，卻又無奈。
色彩沿革：
既是權貴象徵，卻又“走進”百姓家
然而，古代中國人特別善於將心意與物象相互結合，每一種顏色的背後，是文化、智慧與情感的糅合表現，顏色不只是視覺上的展現與衝擊，更是情感上的寄託與象徵。在這種認知下，“齊紫”的地位並未因“聖人不服”的質疑而被掩蓋。相反，隨着歷史演進，紫色的地位卻與日俱增。
在崇尚黑色的秦代，紫色雖已非君王專屬，卻仍是身份顯赫的象徵。《圖畫見聞志》記載，秦時以“紫、緋、綠”三色袍定為品服等級；《漢書》亦載丞相“金印紫綬”。可見，紫色在當時已與高官顯貴緊密相連。
至隋唐，紫色正式登上“尊貴之色”的頂峰。隋朝將其定為品官服色之最；唐代則規定三品以上官員服紫，這一品級往往手握實權，紫袍因而成為權力與地位的象徵。此後，帝王常以賜紫為恩賞，如唐玄宗對功臣“盡假紫及緋”，唐德宗賜八十歲以上老人“版授刺史，賜紫”。一襲紫袍，遂成無數士人畢生追逐的榮光。
除官場之外，紫色亦被賦予“天威”之意。《後漢書》記載：“天有紫微宮，是上帝之所居也。”紫微宮為天帝居所，人間帝王宮殿因而得名“紫禁”，紫色至此成為“君權天授”的代言。明清北京皇宮稱“紫禁城”，正是這重意義的延續。曾經被視作“間色”的紫，就這樣步入人間權力的巔峰，進而與天道並列，完成了一場徹底的逆襲。
北京故宮在明清時期被叫作“紫禁城”，意味着紫色在古代已上升到與“天道”並列，賦予了“天威”的屬性。（圖片來源：新華社）
儘管長期被權貴看作“專屬色”，紫色在民間卻始終葆有旺盛的生命力。
自春秋起，紫色便是一種“流行色”，百姓對紫色的嚮往從未消退，甚至願意冒禁令“偷偷着紫”。轉機出現在宋代：市井百姓，工匠、商賈、富農乃至低級官員等，“袍內穿紫”已蔚為風氣。宋太宗最終順應民情，下詔“復許庶人服紫”。自此，紫色在保持尊貴底蘊的同時，也走入尋常生活，成為中華色彩譜系中不可或缺的一脈。
工藝發展：
植物尋“紫”，催生古人工藝匠心
齊紫之所以能從廟堂之高走入尋常巷陌，成為了東方傳統色之一，背後離不開古代染紫工藝的持續演進。
關於齊紫的起源，學界歷來存在兩種主要觀點：一為“骨螺說”，認為其源自骨螺分泌的絳紫色素。由於“甚惡紫之臭”這一句的記載，後人推測這類紫色初誕時或許攜有濃重氣味，畢竟一克染料需耗費上萬隻骨螺，其奢侈與氣味之烈可想而知；另一種觀點則從“齊人皆好紫”的普及程度推斷，骨螺產量難以支撐民間廣泛使用，因而齊紫更可能來源於可人工種植的紫草，染出鮮麗明快的紫調。
無論其源頭何在，古人對紫色的崇尚始終推動着染紫技藝向前發展。
唐代已建立起系統的植物染色體系，對不同材料的取材時節、部位與成色關係皆有細載；宋代趙彥衛在《雲麓漫鈔》中記述了京師的染紫新法：“仁宗晚年，京師染紫，變其色而加重，先染作青，徐以紫草加染，謂之油紫。”此時工藝已趨於精微。明清時期，蘇木染紫進一步簡化流程、降低成本；直至近代合成染料興起，紫色終於徹底褪去貴重外衣，成為尋常色彩。
齊紫染制工藝的迭進，不僅是一部技術演進史，更承載了歷代工匠在自然中尋覓顏色、在歲月里沉澱技藝的巧思與韌性。縱觀其演變，紫色從時尚色彩上升為禮制符號，再由廟堂流入民間，映射出特定歷史時期的權力結構與社會審美。色彩的背後，早已不僅是青與赤的簡單交織，更蘊藏着一個時代價值觀的流轉與變革。
古今連接：
引人共鳴的產品，承托東方傳統色的溫度和內涵
在歷史沿革之下，齊紫漸漸褪去了“貴賤”的沉重包袱，留下的是“水火相濟、陰陽調和”的哲學意境，工匠對色彩的孜孜追求，不僅顯現出天地相生、循環不息的東方智慧，也在傳承與創新中跨越時空，至今依然“浸潤”着當代生活。
實際上，東方傳統色要在現代實現廣泛傳播，往往需根植於大眾心中的熟悉意象，見其形、觀其狀，便能喚起共鳴。
其中，現代中國人熟知的茅台酒，自然具備了承接傳統色的載體潛力：當齊紫被列為2026年度東方傳統色之際，茅台便以“齊紫”為主色調，發布了貴州茅台酒（丙午馬年）生肖系列產品、貴州茅台酒（鼓樂飛天）、茅台王子酒（丙午馬年）、貴州大麴（丙午馬年）。
貴州茅台酒（丙午馬年）珍享版。（受訪者供圖）
貴州茅台酒（鼓樂飛天）（左）與貴州茅台酒（丙午馬年）經典版。（受訪者供圖）
值得注意的是，新“馬茅”與齊紫不僅僅在瓶身上作簡單應用，更是生肖文化與東方傳統色內涵的契合。在傳統曆法中，2026年農曆丙午馬年，五行屬“陽火”，“齊紫”所蘊含的深邃氣象，恰與“雙火”之年的豐沛能量、鼎新之勢高度契合；二者結合既彰顯了東方美學的深厚底蘊，又承載着人們對美好生活的熱切嚮往，更成為傳遞祝福與希望的載體。
更重要的是，古人在追求齊紫過程中不斷演變與革新的匠心傳統，與貴州茅台的精神底蘊深度相通。
貴州茅台酒（丙午馬年）生肖系列產品產自貴州茅台酒地理標誌保護核心產區。經典款和禮盒裝以“酒勾酒”方式，採用近200支不同特徵的基酒為基礎，甄選個性鮮明的基酒調製而成。珍享版則採用精品酒質，由200餘支不同特徵的基酒精心勾兌。這種對質量與工藝極致嚴苛的追求，隔着時空，與古人追求齊紫的匠心遙相呼應。
賀顯偉認為，紫色象徵“天地之中”，與茅台“天人共釀”的匠心隔空對話，彰顯東方美學的含蓄張力。當前全球色彩趨勢轉向“多元共生”，齊紫色以低飽和度色調回應“東方覺醒”，其天然染料與非遺工藝，則印證了經典永遠與自然共生。
新“馬茅”不僅將年度色彩“齊紫”具象化為可品鑒、可收藏的藝術精品，更貴州茅台以產品為媒介，踐行了民族品牌活化傳統、賦能當代的文化使命。
“在全球化的審美圖譜中，東方色彩不應是孤立的符號，而應成為連接不同文明的橋樑。我們正通過東方傳統色，向世界講述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東方敘事，讓‘國風’引領‘世風’，讓‘華流’成為‘頂流’。”
茅台集團黨委副書記、總經理王莉認為，讓東方傳統色永葆“生命力”，是茅台作為傳統企業的應有之責，茅台將傳統色運用到貴州茅台酒生肖系列、飛天文化系列等產品及品牌文化活動之中。讓消費者在品味美酒的同時，也能感知東方美學的溫度和內涵。
茅台集團黨委副書記、總經理王莉認為，在全球化的審美圖譜中，東方色彩不應是孤立的符號，而應成為連接不同文明的橋樑。（受訪者供圖）
“茅台將始終堅持創新，讓傳統色煥發‘創新力’，繼續在產品設計、品牌表達和空間體驗中，深化傳統色的運用，讓傳統色真正流淌於從研發、設計到消費的產業鏈各個環節，成為能夠賦能產品、提升審美、講述故事的‘文化資產’。”王莉說。
文 貝貝 發自山東淄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