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家族傳承是很多家族財富創始人的一項偉大使命和心愿，有志於將自己一輩子努力打拚下來的江山傳承和福澤後人。傳承從來不是容易的事，這個話題老生常談，但也常談常新，因為真正實現的家族總是龐大數量中的少數。
李嘉誠，華人圈子的熱點和焦點人物，這次出售全球“港口”事件又將其推向媒體輿論聚焦點。社會輿論也紛紛發表自己的評論和觀念，立場也不盡一致，但總體上貶大於褒。作為焦點的家族總是被人關注，其一言一行都容易被聚焦到放大境下進行放大因此傳承對大家族來說也是巨大的考驗。
我們先回顧一下李嘉誠家族出售“港口”事件的時間線。
2025年2月21日，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發布通知，計劃對與中國船舶運營商及中國建造船舶相關的國際海上運輸服務實施費用徵收與限制措施，這意味着進入美國港口的中國製造船舶可能被收費；
2025年2月27日，中國商務部發言人何亞東回應稱，美方的301調查是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行為，違反世貿組織規則，中方強烈反對，並警告此舉將推高全球海運成本、擾亂供應鏈並增加美國通脹壓力；
2025年3月4日，李嘉誠旗下的長江和記實業宣布，將以228億美元的價格向美國貝萊德集團出售其全球43個港口的權益，包括巴拿馬運河兩端的巴爾博亞港和克里斯托瓦爾港；
2025年3月6日，路透社報道稱，美國擬對所有與中國有關聯的船舶（包括船隊中有中國製造或中國籍船舶的）徵收港口停靠費，並施壓盟友效仿，否則將面臨報復；
2025年3月10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再次回應，批評美方此舉將擾亂全球供應鏈，損害美國消費者和企業利益，並敦促美方停止錯誤做法；
2025年3月18日，中國國務院港澳辦罕見轉載媒體評論，批評李嘉誠此舉“與民族大義背道而馳”，引發輿論爭議。
借用熱點事件，小編將以“李嘉誠”家族為其中一例剖析自古至今家族在傳承上面對的難點和痛點。
麥肯錫針對全球家族企業傳承做了一項研究發現：全球範圍內家族企業的平均壽命只24年，其中只有大約30%的家族企業可以傳到第二代，能夠傳至第三代的家族企業數量不足總量的13%，只有5%的家族企業在三代以後還能夠繼續為股東創造價值。香港中文大學經濟及金融研究所范博宏博士考察了新加坡、中國香港和中國台灣共250家上市公司董事長下台前後8年的股票表現後發現，華人家族企業的代際傳承8年下來扣除市場波動後平均財產流失率高達60%。清華大學五道口國家金融研究院全球家族企業研究中心稱，我國4700多萬家民營企業中，可能有超過60%即近2800萬家在傳承過程中消失。
從上述三組研究數據發現，家族企業傳承成功的概率在全球的概率都是非常低的。家族企業作為家族重要的財富來源和載體，也是彰顯家族財富的重要指標，其企業的興衰也往往代表着家族本身的興衰。
傳承概率這麼低的根本原因是什麼呢？又有什麼在決定家族傳承的概率呢？通過對古往今來家族案例的研究，我們發現有以下幾大關鍵原因導致家族財富的蒸發。
一、 環境變量，財富土壤的坍塌
環境變量決定了家族財富的土壤，其變化無論帶給家族黑天鵝事件還是灰犀牛事件，破環了家族財富來源的土壤，甚至是從根本上消滅了家族的財富。其環境變量包括以下幾方面的內容：
首先，政治動蕩。每一次政權的更替、重組或波動，都有可能摧毀家族財富生態，蒸發家族財富。
中國歷史上政權的更替、王朝的興衰都讓許多家族消失在歷史長河中，如西漢時期的嶺南呂嘉家族，嶺南國的三朝元老，把握權力和財富，因政權波動和重組最後灰灰湮滅。
在中東，阿薩德家族統治敘利亞數十年，通過控制石油貿易、稅收及盟友援助（如伊朗革命衛隊曾提供數億美元支持）積累巨額財富。戰前家族資產被反對派估算為約1200億美元，遠超2011年敘利亞GDP（675億美元）。內戰持續消耗國家財力，政府軍費一年約200億美元，阿薩德家族資產僅夠支撐6年戰爭。西方制裁切斷石油出口收益，傳統斂財途徑（如外貿回扣、投資）因戰亂停滯，家族財富大幅縮水。後政權被推翻，至今流亡在外。
又如利比亞扎卡菲家族在政權被推翻後，家族成員流亡或被捕，其財富被新政權沒收，包括海外資產、房地產和商業利益等等。若財富過度依賴於政權，則政權的動蕩就是致命的。但同樣，沒有一個健康、強大而穩定的政權作為依託和憑藉，許多家族會喪失財富的最大護欄。
這次從李嘉誠家族的“港口”事件不難發現，他們將自己變成了一個沒有主要政治權力庇護的獨立商業實體，家族成員基本上都加入了加拿大國籍，僅李嘉誠在擁有加拿大籍的同時還保留着中國香港的身份，這在正常的商業生態和邏輯中會減少政治帶來的牽絆，但在國際政治博弈中則會讓自己無所屏障，處於極其被動的局面。
人是有根的，無根的人則如浮萍一樣，在做關鍵性抉擇的時候面臨的挑戰是巨大的，代價也是巨大的。
其次，經濟危機。經濟危機是系統性危機，如伴隨而生的債務危機、信貸收縮、資金鏈斷裂等對經濟發展的產業鏈和供應鏈、金融鏈等等都會產生巨大的破壞性衝擊甚至是毀滅性衝擊，也必然會導致許多家族財富的來源在相關產業或領域的快速縮水或者蒸發。
榮氏家族（中信泰富），2007年全球金融危機期間，中信泰富因外匯對沖交易失誤，導致公司虧損約155億港元。榮智健（榮毅仁之子）因投資決策失誤被迫辭職，家族財富遭受重創，儘管榮氏家族通過基金會維持了後代的生活，但其商業帝國的輝煌一去不返，財富大幅縮水。
蒙特茲·韋本家族，互聯網大拿，2000年科技泡沫破裂後，Blue Martini股價暴跌，其個人財富從14億美元蒸發98%，家族財富幾乎歸零，雖嘗試創業但未重返富豪榜。
鄭裕彤家族（新世界集團），2025年全球經濟增速放緩，房地產和零售業陷入低迷，新世界集團旗下上市公司市值“腰斬”，財富縮水超50%。經濟危機意味着供給失衡，金融受阻，產業破壞，財政吃緊等系統性穩定被破壞，必然導致財富受損或者蒸發。
李嘉誠家族極具商業頭腦和智慧，在東南亞金融危機後大力布局國際化產業和實現多元化經營，化解因地區性經濟危機帶來的財富破壞和衝擊，無疑是值得稱讚的。但是只追逐私利而忘公義，雖能獲得短期回報和利益，但是會犧牲某些地區長遠的價值和利益來源。
再次，政策變動。政策的調整或者新政出台意味着某些行業或者產業規則的調整和重塑，必然衝擊該行業或者產業的財富源頭，從該領域獲取財富的規則也發生的巨大的變化，這對從過往依賴於該領域政策紅利而獲得財富的家族來說，在政策調整或者新政面前，財源直接面臨收縮甚至斷裂。
比如許家印家族，許家印是恆大集團創始人，通過激進擴張成為地產巨頭，2017年財富曾達2700億港元，2018年後中國政府加強房地產調控（如“三條紅線”政策），限制房企負債率，同時“房住不炒”導向抑制市場熱度。2021年恆大債務危機爆發，許家印財富驟降至700億元以下，家族資產被凍結，企業面臨破產重組。
又比如李永新家族，李永新是中公教育創始人，憑藉公務員考試培訓成為“教育界首富”，2020年財富達1200億元。2021年“雙減”政策出台，嚴控教培行業，重點打擊K12學科類培訓。中公教育雖主攻公考，但政策連帶影響行業整體環境，導致股價暴跌。家族財富四年內縮水超千億元，中公教育市值蒸發超70%，李永新跌出富豪榜前十。
又如王健林家族，王健林是萬達集團創始人，曾以地產和文旅項目積累2000億身家，2017年登頂中國首富。2016年後中國政府嚴控地方債務（如叫停“明股實債”融資），同時加強金融監管，限制房企高槓桿擴張。王健林被迫出售海外資產（如酒店、文旅項目）回血，家族財富縮水一大半（從2200億至470億）。
在這個領域，李嘉誠家族就處理的比較好，提前預判了政策的趨勢並做好布局，退出大陸與香港的房地產領域，成功的避免因政策調整帶來的損失。但同樣預判與做空在某種程度上容易被混淆的，退出某地地域的某個行業也會被認為是對某經濟領域的做空，曾經網絡媒體就輿論宣傳說“李嘉誠要跑路”。
第四，政商關係。這是一把雙刃劍，許多家族藉助政治資源撬動商業槓桿快速獲取財富，其中不乏權力尋租產生的商業利益，因此政商關係一旦發生變動或者調整（換屆、反腐、政治鬥爭等），財富的源頭就有被瞬間切斷的風險。
如北宋的王獻臣家族，因捲入政治鬥爭和個人品行問題，失去皇帝信任和支持，最終因政治失勢導致家產被查抄，家族衰敗，晚景凄涼。
如陳天橋家族，陳天橋通過政商關係推動盛大遊戲上市，曾是中國互聯網巨頭。2010年後中國政府加強遊戲行業監管（如限制未成年人遊戲時間、內容審查），同時反腐調查打擊“灰色利益輸送”。 盛大市值暴跌，陳天橋家族財富縮水超60%，被迫出售資產（如分眾傳媒股權）。
如俄羅斯政治變動對寡頭財富的衝擊，如寡頭米哈伊爾·霍多爾科夫斯基，於前蘇聯和葉利欽時代利用政商關係快速攫取財富，但在普京上台後，於2005年霍多爾科夫斯基因竊取國家財產、欺詐、偷稅等罪名被判刑8年，隨後又因洗錢、賄賂官員等罪名被追加刑期，他的公司也被國家強制收回，曾經的石油沙皇，如今淪為了階下囚。
李嘉誠家族財富的起源和快速發展也藉助了強大的政商關係，二代留學海外，擅長企業專業化和職業化運營，李嘉誠考慮到二代無法接手並經營其掌握的政商關係，於是布局海外市場，試圖擺脫建立的政商關係，為二代傳承做好鋪墊和計劃，避免因政商關係的調整影響其商業帝國，李嘉誠家族在此方面是做的非常不錯的，但同時也使其脫離了強大的民族和國家支撐，一旦面臨地緣政治的時候就會面臨被動的應對局面，這次出售“港口”事件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第五，行業變遷。行業發展過程中，被跨界競爭、破壞性創新、技術顛覆性創新以及商業模式創新等等導致行業大洗牌，讓傳統領域的家族被淘汰出局，從而導致家族財富的大幅度蒸發或者面臨巨額損失。
如柯達家族被數碼產業取代，洛基亞被智能手機擊破，傳統電視機被新型科技產品取代，這對原有家族的財源來說都是破壞性的巨大衝擊。
如李丐騰家族，李丐騰是飛科電器創始人，憑藉傳統剃鬚刀業務成為溫州首富，家族財富曾超200億元。飛科電器過度依賴核心產品（剃鬚刀占營收60%以上），但隨着智能剃鬚刀（如帶APP連接、自適應技術的高端產品）和新興品牌（如極客、小米生態鏈）的崛起，擠壓傳統產品的市場份額。因技術迭代滯後、產品結構單一，未能適應消費升級和跨界競爭，2024年凈利潤腰斬至4.64億元，家族財富兩年內縮水150億元，跌出溫州首富行列。
行業變遷是家族財富的“隱形殺手”，其威脅往往比經濟周期更難預測，唯有通過持續創新和戰略轉型才能抵禦風險。在此方面，李嘉誠家族也做的非常的不錯，通過對傳統領域與新型科技領域的多遠化布局，通過穩健運營與創新，守護自己家族的財富，這是值得許多有志於傳承的家族學習和參考借鑒的。
第六，市場風險。在市場經營中出現的系統性風險也會導致家族財富來源受限，原有財富也會大幅度蒸發，如疫情風險、輿情風險以及內卷式競爭等。
易賢忠家族，該家族是廣州七喜集團創始人，通過百奧泰生物製藥切入醫藥行業，家族財富曾達130億元。生物製藥行業研發成本高、周期長，且面臨國內外巨頭（如跨國葯企）的激烈競爭，內卷化嚴重。行業過度競爭（內卷）導致研發投入與收益失衡，產品管線未能突破，疊加高管團隊動蕩，家族財富被市場“用腳投票”。百奧泰自2020年上市以來，除2021年盈利外，連續四年虧損，累計虧損18.15億元。2024年凈利潤-5.09億元，凈資產收益率暴跌至-53.1%。2025年3月，百奧泰股價較上市高點（78元）暴跌73%，市值蒸發316億元。易賢忠家族財富從130億元縮水至71億元（四年蒸發59億元）。
最近的輿情風險如李嘉誠家族，該家族是香港最具影響力的商業帝國之一，旗下長和、長實集團等企業涉及港口、地產、電信等多個領域。2025年3月，李嘉誠家族計划出售巴拿馬運河關鍵港口（Puerto Pacífico de Panama, PPP）引發巨大爭議。港媒《大公報》連續發文批評交易“威脅國家安全”，香港兩任特首（李家超、梁振英）公開呼籲企業“守牢法律底線”，強調國家利益優先。該港口每天服務47艘中國貨輪，戰略意義重大。輿論認為交易可能被外國勢力利用，影響中國航運安全。市場恐慌情緒蔓延，長和股價11天暴跌19%，市值蒸發超300億港元。輿情風險疊加戰略決策爭議，公眾對“國家利益與商業利益衝突”的擔憂引發資本用腳投票，家族未能有效管理輿論危機。國際資本（如加拿大養老基金、淡馬錫）退出財團，國際投行集體下調評級。李嘉誠家族財富短期內遭受重創，長實集團、長和股價分別下跌6%和3.5%。輿論壓力導致家族聲譽受損，資本信心崩塌，最終也會牽連其在華人區域的生意。
市場風險的破壞力遠超預期，家族財富的存續需在“風險管理”與“戰略敏捷性”之間找到平衡點。
最後，地緣政治。地緣政治導致的戰爭（經濟、科技、軍事、貿易等）、國際制裁、領土爭端等等都會對家族財富的源頭形成極強的破壞力。
烏克蘭首富阿克梅托夫家族，里納特·阿克梅托夫是烏克蘭首富，通過SCM控股公司掌控礦產、能源、金融等產業，資產曾達130億美元。2022年俄烏衝突爆發後，阿克梅托夫的產業集中在衝突前線（如馬里烏波爾附近的發電廠、頓巴斯地區的礦場），資產價值平均下跌40%。西方國家對俄羅斯及烏克蘭親俄勢力實施制裁，阿克梅托夫因與俄羅斯商業聯繫（如在俄設立分支機構）受牽連。其海外資產（如房地產、金融投資）被多國凍結，無法轉移至安全地區。戰區內的工廠、礦場因衝突停工，能源業務（如風能、太陽能發電）被毀或被佔領。地緣政治衝突導致資產被戰火摧毀、國際制裁切斷資金鏈、產業布局過於集中於衝突區域。自2022年1月起，個人財富縮水超35億美元（跌幅30%），SCM控股市值暴跌。核心資產（如頓涅茨克礦工足球俱樂部、礦產資源）在2014年克里米亞危機時已曾“一夜歸零”，2022年再次重創。雖通過私人飛機逃往歐洲（如塞浦路斯、瑞士），但無法帶走本土產業，被迫依賴海外資產維繫家族運營。
又如俄羅斯寡頭（如奧列格·德里帕斯卡、阿利舍爾·烏斯馬諾夫）通過能源、礦業積累財富，曾與克里姆林宮保持密切關係。2022年俄烏衝突後，歐美對俄實施史上最嚴厲制裁，凍結寡頭海外資產，禁止能源、金融交易，家族財富因過度依賴能源出口和政府關係而崩潰。部分寡頭財富從數十億驟降至僅剩海外未被凍結的資產。
今年發生的李嘉誠出售巴拿馬港口事件，從商業角度來說無疑是一筆好買賣，尤其是在港口生意的利潤大幅度收窄，利用地緣政治博弈的窗口實現價值最大化的交易，既實現了將不看好資產以高價出手，又獲得了巨額的現金流，這也符合李嘉誠 “不賺最後一個銅板” 的經營理念。但是在中美地緣政治博弈中，港口被政治化後涉及中國的國家安全和產業安全，從而引發巨大的輿論爭議，其立場和政治敏感度（被認定只有商業利益而無民族和家國情懷）在當前特定的時期便使其家族陷入危機，除了短期利益的受影響外，其家族的長期利益也會受損。
當然也有反向例證，如任正非家族，在民族大義前，在科技創新的前沿領域，即便面對美國的舉國打壓和國際制裁圍剿，甚至其女孟晚舟被扣留依然不屈服，反而通過備胎計劃、供應鏈重塑計劃和國際業務合規等等實現華為涅槃，其行為和大義獲得國家和民族的高度認可，使其成功度過最艱難的時刻，反而助推其財富大漲。
地緣政治風險具有不可預測性和系統性破壞力，家族財富的存續需以“去中心化、多元化、全球化”為戰略核心，保持對國際局勢的敏銳洞察。但在大國博弈中，需要藉助國家和民族的力量，方能最大化的保全家族財富並實現順利傳承，也才能在家族文化中烙下家國情懷的基因。
環境變量是家族財富賴於生存的土壤，一旦發生黑天鵝或者灰犀牛事件，就會破壞財富的根基，讓家族財富大幅度蒸發甚至滅失，因此跨地域分散布局、多元化布局以及合規化運營就至關重要。
但同樣重要的是，在百年變局之中的大國博弈下，家國情懷的力量極為關鍵，他可能會讓家族財富在某個時期中斷，但重新崛起的機會和概率更大。如錢氏家族，宋朝時期納土歸宋，讓家族免於戰亂，回歸中原大一統，被賜予金書鐵卷，並於百家姓名列第二，歷經歷史變遷和時間考驗傳承至今，近代更是因為其家國情懷，他們和民族的仁人志士一道鑄就民族意志和中國脊樑，如錢偉長、錢三強、錢學森、錢穆、錢鍾書……，無論是科技前沿還是國防重器，都有他們錢氏家族奉獻的精神力量。
同樣也有反面案例，即秦朝時期的呂不韋家族，極致的經商主義，囤積居奇，權力都變成了他的一門生意，最後因秦始皇當權，整個家族被流放，呂不韋途中飲鴆自殺，家族也泯滅在歷史長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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