買下李嘉誠碼頭的資本巨鱷貝萊德（blackrock），究竟如何重倉中國資產？
最近，李嘉誠旗下的長江和記實業有限公司（長和）宣布與貝萊德牽頭的財團達成原則性協議，擬向該財團出售旗下和記港口集團非中國資產。此次交易涉及和記港口集團持有的巴拿馬港口公司90%股權，該公司運營巴拿馬運河兩端的巴爾博亞港和克里斯托瓦爾港，交易總企業價值為228億美元（約合人民幣1657億元）。
貝萊德資產管理公司其總部位於美國紐約，截至2024年底，貝萊德管理的資產總額超過10萬億美元，業務範圍涵蓋股票、債券、房地產、對沖基金等多種資產類別。擁有接近2萬名員工，服務着超過40個國家的投資人。相關資料顯示，貝萊德目前管理着超過11萬億美元的資產。
近年來，貝萊德不斷加大對中概股等中國資產的投資力度，具體持股比例如何？鈦媒體app根據市場公開信息整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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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貝萊德投資的企業涵蓋了互聯網、消費、新能源、金融等多個重要行業。根據wind數據，截至2024年6月30日，貝萊德是美團第二大股東，理想汽車第五大股東。
“貝萊德並非只是簡單地持有股份，而是持續增持。在2024年，貝萊德增持李寧約1324萬股h股，使持股比例超過5%；2025年又增持了阿里巴巴、中國石油、比亞迪等多家公司的股份，這表明其對中國市場的信心以及對所投資企業未來發展的積極預期。”中國企業資本聯盟副理事長柏文喜向鈦媒體app表示。
他認為，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龐大的市場規模以及不斷升級的消費結構，為各類資產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貝萊德通過多元化的資產布局，能夠充分分享中國經濟增長帶來的紅利。
“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貨物貿易國和重要的投資目的地，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貝萊德的投資布局有助於其在全球範圍內更好地把握機會，提升自身的競爭力。”柏文喜指出。
此外，作為多家中國互聯網與科技龍頭的大股東，貝萊德通過指數基金、etf等工具實現對中概股的超配。“這種被動投資+主動研究的策略使其在獲取市場平均收益的同時，得以深度參與中國新經濟生態的價值分配。”中關村物聯網產業聯盟副秘書長袁帥告訴鈦媒體app。
貝萊德在中國的業務布局可以追溯到2004年，當時通過參股中銀基金進軍中國市場，後續一直積極拓展在中國的業務，並於2021年正式獲批設立外商獨資公募基金公司。貝萊德中國基金是其在中國市場的重要布局之一。
根據公開數據，截至2025年2月28日，貝萊德中國基金的前十大重倉股包括騰訊、阿里巴巴、中國建設銀行、小米集團、平安保險、美團、網易、福耀玻璃等，以下是為具體情況：
此外，房地產也是貝萊德關注的領域，早期專註收購和投資商業地產，近年來投資策略更加多元化，涵蓋了物流地產、長租公寓、工業地產和數據中心等多個領域。2016年，貝萊德與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gic）聯合收購了上海怡豐城， 交易金額約28億元人民幣。2018年，貝萊德收購了上海長泰廣場的部分股權，交易金額約15億元人民幣。2020年，貝萊德收購了上海綠地創驛大廈的部分股權，交易金額約10億元人民幣。
隨着中國電商行業的快速發展，物流地產在中國市場具有良好的增長潛力和穩定的回報率，也成為貝萊德關注的重點領域，2021年，貝萊德開始加大對物流地產的投資，通過其房地產基金與普洛斯合作，投資金額約為5億美元。2022年，貝萊德與易商紅木（esr）合作，投資了多個物流地產項目，主要集中在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根據行業消息，投資金額約為3億美元。這一合作進一步鞏固了貝萊德在中國物流地產市場的布局。
“貝萊德收穫了中國城市化進程帶來的紅利，同時也為自身的資產組合增加了實物資產的穩定性。”柏文喜認為。
貝萊德在地產債券和股票市場也採取了靈活的操作策略。2021年，貝萊德旗下的bgf亞洲高息債券基金開始大舉購入中國出險房企債券，包括恆大債券。業內人士分析道：這一策略反映了貝萊德對中國房地產市場債務重組的預期，儘管後來由於恆大債務處置的不確定性，貝萊德在2023年減持了部分債券。
在股票市場，貝萊德採取了“低吸高拋”的策略，對部分出險房企的股票進行短線操作。例如，2021年下半年至2022年，貝萊德對融創中國的股票進行了多次短線交易。此外，貝萊德還增持了一些優質房企的股票，如萬科和旭輝集團。
值得關注的是，貝萊德在華業務擴張並非毫無阻力。
“混合型基金規模四年縮水超半、管理層頻繁更迭等現象，暴露出外資機構在適應中國監管環境、理解本土市場文化方面的深層挑戰。這種‘水土不服’既源於中美資本市場規則體系的根本差異，也反映了全球資本在追逐收益與尊重東道國主權之間必須把握的微妙平衡。”袁帥分析道。
從更宏觀視角看，貝萊德的中國投資軌跡既受制於地緣政治波動，又反過來重塑着全球產業鏈的價值分布。
貝萊德在中國的資產布局，也是動態演進的商業現象。上述人士認為：其本質是在開放市場原則與金融安全底線之間尋找最優解的過程，這既需要中國持續完善跨境資本流動管理機制，也要求外資機構在追求商業利益時更主動地融入本土發展邏輯，最終實現資本效率與國家利益的共生共贏。 （本文首發於鈦媒體app，作者｜孫騁，編輯｜劉洋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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