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父母離世的年輕人

2014年7月25日，正在讀研究生的李昀鋆突然接到家人電話，得知母親中風入院。她匆忙趕到病房，而母親已經被送入了重症監護病房。她不肯離開醫院寸步，每天向神靈祈禱，“哪怕要放棄學業，成為一個照護者，也沒有關係”。但這一切無濟於事，四天後，母親永遠離開了她。

“我的人生以2014年7月29日為分界線，被清晰地劈開成了兩段”。李昀鋆這樣形容失去母親的感受。在外人看來，她的生活在經歷短暫的動蕩後，似乎恢復一切如常的節奏：順利完成在復旦大學的學業，又申請上了香港中文大學的博士生。但在她的內心深處，痛苦時刻都沒有過去，她感到難以進食，常常獨自一人哭到眼睛痛。

相比於同齡人更早地失去父母，這份哀痛意味着什麼？學習社會科學的李昀鋆本能地希望反思自己所經歷的痛苦。她決定將此作為自己博士論文的研究課題。從2017年到2018年，她訪談了44位年輕人，他們都在青少年時期或者成年初期（10-39歲）經歷了父母的離世。

對李昀鋆來說，這不是一個容易的研究。相較於談話過程中傾聽種種令人心碎的哀痛，如何真正走進經歷喪親的年輕人是更敏感而困難的一步。同樣研究父母在初中時突然離世的年輕子女的台灣學者張淑容曾在網絡上公開發布招募信息，但截止到論文完成時，訪談對象也僅僅只有3人。在一個避諱談論死亡的文化環境里，向一個陌生人袒露喪親的哀痛需要極大的勇氣。

儘管會擔心影響研究的客觀性，李昀鋆還是決定向受訪者分享自己同樣作為喪親者的經歷。這種袒露讓她的受訪者更加打開了心扉，更開始主動過問她的情緒。“我的哀痛彷彿把我困在一個有隱形功能的巨型透明氣球里，氣球就那樣明晃晃地放置在馬路中央，周圍的人來來往往，但無論我在裡面怎樣哀痛、發狂，甚至嘶吼，他們即使看到氣球，也看不見我，更沒有人來撕破氣球救我。”李昀鋆曾如此形容自己經歷的哀痛，向受訪者袒露自身經歷產生的變化，也讓她意識到這種被困於氣球一般的體驗，並不僅僅屬於她個人。

一些受訪的年輕人告訴李昀鋆，在父母離世之後，他們“沒空哀悼”，而是十分懂事地迅速承擔起了治喪的事務，同時，還要盡全力安慰其他家人的情緒。隨着葬禮結束，失去親人的“後勁”襲來，他們卻發現，家人都不願意繼續談論逝者；對很多人來說，這也是第一次完整地講述自己喪親的感受，儘管他們有自己親密的朋友甚至伴侶，但他們時常感到自己與他人“格格不入”而不願打開心扉……經歷剛剛步入成年時承擔的社會期待，這個年齡段獨特的心理特徵，以及忌諱談論死亡的氛圍，從各個角度壓抑着失去父母的年輕人心中的哀痛。

1917年，精神分析學派的創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發表了《哀悼與憂鬱》。在弗洛伊德看來，個體如果希望從喪親之痛中復原，必須完成“哀傷工作”（grief work），即撤回投注在逝者身上的力比多，與逝者實現情感分離。這很容易讓人們聯想到，我們常常用“節哀順變”“一切都會過去”來安慰經歷喪親的年輕人。從學術研究到生活，現代社會的方方面面都在“鼓勵”經歷喪親的人將哀痛視作一道必須被治癒的傷疤。但在李昀鋆看來，喪親年輕人的哀痛並不會“過去”，而是在人生的關鍵時刻不斷“循環”。父母的逝去是一道指向未來漫長生活的射線，在清明節、春節，在參加同齡好友的婚禮時，甚至在街上突然遇到一個和自己的父母長相相似的路人時，這種哀痛都會被重新喚起。

在李昀鋆看來，這是理論與個體經驗之間的鴻溝，也是哀痛與愛之間的糾葛。即使對於弗洛伊德本人來說，也是如此。在寫信給經歷喪子的友人的信中，弗洛伊德說道：“雖然知道即使在經歷這樣的失去後，我們哀傷的急性期也會迅速消退，我們也知道應該保持傷心欲絕的狀態，永遠不會有替代品。無論是什麼可能來填補我們的這個損失，即使它可以填補得一絲不漏，它依然屬於別的東西。事實上，這才是事情本來的樣子，這是我們想要不放棄這份永存之愛的唯一途徑”。

清明節到來之際，我們和李昀鋆做了一次談話。她提到電影《尋夢環遊記》，對於很多人來說，一個人真正的死亡真的如這部電影所說，是被世界遺忘。儘管失去父母的哀痛常常並不會被時間沖淡，而是一次次地循環，但大多數受訪的年輕人都願意繼續銘記這份哀傷，與哀傷共處。“我的博士生導師陳智豪教授說，哀傷就是愛，你愛上一個人多久，就會哀傷多久。”

以下是本刊與李昀鋆的對話。

李昀鋆，一位為母親離世而哀傷的女兒，也是一個在日常對話中喜歡猝不及防聊起深刻生命議題的人，同時還是家中可愛貓咪的照顧者（之一）。2020年於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取得博士學位，研究領域包括喪親、哀傷以及長者照顧。目前仍在探索人生方向，但很確定自己希望未來能陪伴喪親者、臨終病人，以及那些正在生命苦難中掙扎的人。

年輕人喪親的哀痛，

更容易遭到忽視

新京報：在你的寫作中，我在很多地方感受到了你對對話的方式方法、研究的形式本身的反思。在進行這樣一個在當下中國社會的語境中很“艱難”的話題時，你遇到的最大的困難是什麼？相比於研究前的一些預設，他們談論死亡的方式給你什麼新的啟發？

李昀鋆：在我做完博士論文的那一刻，我很清楚地意識到：我的哀傷並沒有過去，而我也確定，自己選擇接納了那份對母親突然離世的無法釋懷。這份研究最初是源於我的個人困惑。作為一個受社會工作訓練的研究者，過去我對死亡和哀傷的理解更多停留在理論層面。但當我親身經歷喪親，我才意識到，這種失去所帶來的影響遠遠超出了我的想象。我曾以為自己可以很好地處理哀傷，但現實是，即使我看起來依然正常地學習、社交、生活，內心卻因母親的離世而深陷痛苦：曾經的我其實很少哭，但母親去世後，眼淚幾乎成為生活的一部分；我常常獨自躲起來哭，甚至哭到眼睛痛、頭痛，但我不願讓人看到自己“不正常”的一面。

因為在社會期待中，喪親者往往被要求“堅強”，尤其在面對治喪事務時，必須打起精神，強迫自己“看起來正常”。但事實是，真正的哀傷往往是在這些忙碌結束後，悄然滲透進日常生活的縫隙里。比如，葬禮結束，我回到原本熟悉的生活軌跡，卻在各種不經意的瞬間真正明白了什麼是“母親去世了”。

那可能是某天，我下意識地想撥通母親的電話，卻猛然意識到，再也不會有人接聽；可能是推開家門，發現屋子裡不再有她的身影，不再有人在等我回家；可能是打開冰箱，看到母親之前做的、還沒吃完的菜，突然明白——吃完這一頓，這個味道就永遠消失了。這些瑣碎的日常，原本是習以為常的存在，卻在母親去世後，一點一滴地重塑我的世界，讓我無可逃避地意識到——她真的走了。也往往是這些毫不起眼的細節，成為讓我淚崩的瞬間。

雖然有研究對象告訴我，他們會經歷某種“頓悟”時刻——曾經覺得完全無法走出的痛苦，突然在某一刻有那麼一絲鬆動。我自己做社工實務時，也聽過一個老爺爺的分享，和他相伴走過50年的妻子離世了，他感覺非常痛苦；突然他忽然意識到：“如果不是她去世，而是我，那麼現在受苦的人就是她”，而比起讓妻子經歷這樣的痛苦，他寧願自己來承受。那一刻，他找到了哀傷的意義，接納了自己的失去。沒有人可以解釋這個瞬間是怎麼發生的（我傾向於相信這樣的頓悟會出現，至少意味着你長時間在心裡反覆咀嚼過你的哀傷），但出現這個時刻之後，人的狀態整個就變得不一樣了。可惜，對我來說，這種狀態一直沒有出現。

後來我開始慢慢接納了這種“放不下”。通過這個研究，我和我的哀傷“相處”了很久，也對它越來越了解了，大概能明白困住我的是一份“不公平”感。因為我媽媽屬於突然死亡（sudden death），她完全被剝奪了知情權，甚至來不及和自己最親近的人好好告別。我覺得這對她太不公平了。所以，總的來說，我並不想賦予我的博士論文過多的意義，它首先是我自我解惑的過程——儘管最終它並沒有明顯地療愈我，但至少，我讓很多同樣承受哀傷的人有機會講出他們的一直埋藏在心底的哀傷，讓他們了解到，其實有很多人也在經歷哀傷，這不是一件羞恥的事情。

開展這個研究在當下中國社會的語境里當然有相當的困難。大家特別害怕觸碰哀傷，就算是受過專業訓練的社工，甚至都會非常謹慎，因為害怕自己“說錯話”。其實這種小心翼翼的狀態有時候恰恰會讓喪親者覺得自己特別脆弱，或者是自己身上帶着一層奇怪的東西一樣。

死亡對日常秩序的衝擊力，以及我們對與死亡相關哀痛的避諱，也讓常規的訪談陷入一些困境。比如，直接讓他們自由地陳述自己的“哀傷經歷”，對很多人來說是難以言說的。我自己對此的反思是，在一個普遍避談哀傷的環境里，喪親者往往缺乏足夠的空間去梳理和反思自己的情緒。因此，他們的哀傷常常是零散的、潛藏的，甚至連他們自己都難以清晰地描述。

在這種情況下，我更傾向於從他們與父母的關係談起，比如“爸爸/媽媽是一個什麼樣的人？”“你們之間的關係怎麼樣？”通過這些問題，慢慢讓他們進入對逝者的回憶，而不是直接讓他們直面“喪親”本身。我從和我的研究對象的交談里感受特別深的一點是：不要把去世的人當成一個“死人”來對待，但我們依然要把他們和生者連在一起。

社會的周遭都把逝去的親人當作和這個世界無關的“死人”。這的確是現實，但這種態度常常會讓喪親者感到特別受傷。事實上，死亡的確結束了親人的生命，但無法結束生者和逝者的關係。對於喪親者來說，愛與思念不會因死亡而停止，而是會以另一種方式延續在他們的生活之中。

李昀鋆在英國偶然走進一片墓地，意外地被觸動。她看到墓碑上親人留下的文字：逝去的家人一直都在。那一刻，她感受到，愛與思念並不會因死亡而消失。

新京報：你訪談的人群，大多是在10-30歲間經歷父母的離世，且接受訪談時處於成人初顯期（18-29歲）。你覺得年齡範圍對這項研究的影響如何？相比於更年長或者更年幼的群體，這一時段的年輕人經歷喪親之痛會有哪些不一樣的地方？

李昀鋆：其實在現有的研究中，我感覺我們對於喪親的哀傷是有一套評價體系的——有一些哀傷更被重視，但有一些則被認為應該會“快點結束”。比如，很多研究都把關注點放在失獨老人身上。白髮人送黑髮人，普遍被認為是最痛苦的經歷。在西方的研究里，有關喪偶哀痛經驗的研究也很多。holmes和rahe兩位學者曾編訂了社會再適應評定量表（social readjustment rating scale, srrs），對各種生活事件進行了壓力評分，並發現配偶去世在所有事件中壓力最大，得分為100分（最高分）。後續研究（如miller & rahe, 1997）雖有所調整，但喪偶仍然被認為是最具壓力的生活事件之一。除此之外，10歲以下的兒童失去父母，也會被人們認為是非常巨大的不幸，也會激活社會支持的體系。在我實習的社工機構，幾乎每周都會接到相關求助。當兒童的一位父/母去世後，無論是另外一位父/母，還是學校，都會很擔心給兒童的長期發展帶來影響，因此通常會主動聯繫社工，尋求支持。

與之相對，我調研的這個年齡段的年輕人，恰恰是求助比例非常低的人群。他們即使正在承受巨大的痛苦，往往也不願意求助，不論是向家人或朋友傾訴，還是求助專業人士。這裡面可能涉及社會壓力的因素。相對兒童來說，周圍的人普遍認為他們已經是成年人了，具備一定的社會資源和較強的心理應對能力。而且這個年齡段的年輕人更在意社會評價，把“當一個大人”“成熟”“懂事”當作自我認同的一部分，覺得包括治喪等一系列的事務需要立馬被自己承擔起來。所以我們會發現，尤其是中式喪禮裡面，即便另外一位父母依然在，年輕子女都會主動站出來，承擔相當多部分治喪的事務，想要更多照顧家人。這個過程也在無形中壓抑着他們的哀傷。

此外，在這個年齡段中，年輕人正在經歷身份認同的發展，他們逐漸形成完整的對於世界的理解，包括建立親密關係或是自己的家庭。也正因此，父母在這一階段“不合時宜”的離世（而非在他們已成家立業之後），對生活秩序的打亂就會更加根本，甚至會觸動到有關生活意義的根基性問題。年輕人正是思索人生意義的年齡，旁人會告訴他們，人生的軌跡是要結婚、生子，找份好工作，但親歷至親的瀕死、死亡和身後事，會讓他們對這些既定模式產生質疑。比如，你以前可能覺得賺錢很重要，但只要真實經歷過一次至親的死亡（比如在火化室親手拾起尚有餘溫的骨頭時），你就會特別刻骨銘心地感覺到，人離開的時候什麼都帶不走。這種體驗可能讓他們對“努力生活”的意義產生前所未有的質疑。

《與哀傷共處：經歷父母離世的年輕子女》，李昀鋆 著，廣東人民出版社·萬有引力，2025年2月。

新京報：你提到學界對失獨人群關注的更多，似乎確實如此。之前聽一些人討論這個話題，人們會覺得失獨的父母更痛苦，可能是因為他們失去了自己未來希望的寄託。但對於失去親人的年輕人來說，往後還有很多重建生活的機會。但其實並非如此。

李昀鋆：喪親的痛苦往往是周期性的，會在很多不同的人生節點被觸發。在社會時間的框架里，有很多場合父母“理應”會陪伴在身邊，比如畢業典禮、婚禮、生育。這些不同的節點並不是孤立的，而是根據你和父母的關係被賦予了不同的意義。所以我才會說，哀傷並不會“過去”，而是會“循環”，在每個關鍵性的、父母被期待陪伴在身邊的時刻，它都可能會被觸發。而且這種觸發都不只是簡單的重複，因為年輕人的認知也在發展，哀傷本身也會生長。可能一個人在年少時經歷至親的離世，那時候可能還不是很明白在社會的語境中，失去爸爸或者媽媽，意味着什麼。隨着年齡的增長，社會不斷向他們傳遞“你和別人不一樣”的信號，使得這份哀傷不斷循環出現在他們的人生里，而且被賦予了更多的意義。

關於對未來的希望，如我前面說的，真正經歷這種哀痛的人，經歷的可能是更深層次的意義危機。至親之人可能是他和人生的意義發生關聯的具體媒介。當這個媒介失去了，意義變成了一個難以抓住的、很空泛的東西。比如我自己，在拿到博士生涯的第一份“工資”時，我一時竟不知道該給誰花，因為無論如何，我都無法再把它花在媽媽身上了（我不太相信燒紙的意義）。那一刻，我才真正意識到，人生里有些原本理所當然的歸屬感，已經永遠失去了。我的一些研究對象也告訴我，父母的離世不僅改變了他們的情感體驗，還改變了他們日常生活的許多面向。比如去世的是媽媽，有人會突然感覺和爸爸的關係變得微妙起來，獨自和爸爸相處、溝通的時間、空間大大增多，甚至會讓他們覺得爸爸產生“這個人好像不是我以前認識的爸爸”的陌生感。

這種虛無感和我們日常對生活的“喪”或自嘲式的虛無感不同；或許因為它與死亡緊密相連，它特別難以被溝通和分享，就連親歷者自己也很難完全理清自己的反應，更難說主動控制它。在我經歷母親的離世後，過了大概兩年，我的奶奶也過世了。而且那段時間其實我已經開始研究哀傷了，本以為自己能以更理性的方式面對死亡，但奶奶的去世依然讓我大概有兩周的時間也不受控地陷入抑鬱。理論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哀傷，但當哀傷真正發生在自己身上時，它的影響遠遠超出了理性所能掌控的範疇。所以，我內心深處始終覺得，哀傷是一種“危險”的情緒，因為它意味着“失控”，意味着即使你已經做好了心理準備，依然可能被它席捲、吞噬。

電影《破·地獄》劇照。

哀痛就像海浪，在人生不同時刻向你打來

新京報：像你所說，每一次哀痛的喚起，可能對個人的意義都不一樣。哀痛在生長，我們也在成長。在你的觀察里，哀痛的每一次循環會發生怎樣的變化？它會在循環的過程里慢慢“降級”嗎？

李昀鋆：我的一個研究對象，經歷母親去世，後面有了自己的小孩，身邊的人覺得對她來說，這應該算是一個新的階段了，彷彿對逝者的哀傷應該在淡化了。她跟我說，她很清醒地知道，這個過程並沒有發生。其實現有的一些喪親研究的確發現，喪親的哀痛在1-2年之內雖然會循環，會有不同的高低起伏，但是整體強度會逐漸減弱，喪親者會慢慢學會適應這個沒有“她/他”的世界，可以將哀傷整合到自己的生活里。但通過訪談，我越發相信的一點是：每個人的哀痛體驗都是獨一無二的，它具體而深刻，難以被簡單歸類或比較。我們不應該憑直覺去假設哪一種失去“更值得”哀悼。這種比較不僅無助於理解喪親者的處境，反而可能讓他們的哀傷被忽視甚至否定，讓他們覺得自己的痛苦不被世界認可。

以弗洛伊德為代表的西方經典哀傷理論影響其實很大，它的假設和倡導，都是“哀傷應該過去”，認為哀傷會經歷一個激烈到溫和，再到淡忘的過程。就像我們常常用來安慰他人，但其實被安慰的人很不願意聽到的話——“節哀順變”“時間會治癒一切”。我並不是要否認這種傳統的哀傷理論，但至少我們應該看到和意識到，哀傷並不只有一種軌跡。

很多人的痛苦並沒有在循環中“降級”，至親逝世在持續強烈地影響着他們的生活，一旦觸碰，仍然會激起很大波瀾。有人跟我打過一個比方，喪親的哀傷就像波浪，一道一道，在人生不同時刻向你打過來；當你第一次經歷它的時候，你覺得整個人都要被淹死了，在你快撐不住的時候，它過去了，然後你知道了，哀傷來了，終會短暫褪去，但它還會再來。你甚至會有了預備，比如春節、好友的婚禮，這些時刻就像海浪的預警，你又要全神貫注地應對它的到來，這個日子可能你需要給自己創造一點空間，再沉浸在哀傷里緬懷一下逝去的那位親人。

經歷喪親的年輕人，其實就是這樣慢慢學會應對海浪的。但如果我問他們，你希望這個海浪消失嗎？這樣你就永遠不用擔心它下一次來了。他們其實是不希望的。這是很矛盾的心理，哀痛的潮水每一次的到來都令人痛苦，但他們卻在心底的某個角落希望潮水還能來，因為它來了，說明你還愛着那個人。你還愛着他，潮水才會如約而至。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哀就是愛。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很多人不喜歡聽別人用“節哀順變”勸慰自己。儘管這些話語帶有善意，意在提醒喪親者保重身體，但如果細究其含義，會發現它並沒有真正給予喪親者足夠的哀悼空間和時間。它隱含着一種社會期待，希望年輕人能“放下”哀傷，把哀傷往下壓，這裡面也隱含着對哀傷的一種否定性態度。而事實上，哀傷可能不僅不會“過去”，人們也不希望它過去。

電影《破·地獄》劇照。

哀痛也是一種與逝者保持聯繫的方式

新京報：在經歷如此巨大的悲痛後，很多年輕人都會選擇心理諮詢。面對喪親之痛，年輕人最需要的心理支持是什麼？如今不論是中西方，宗教甚至是各種類型的“玄學”熱都在興起，在中國社會，轉向靈性安慰或是終極關懷對年輕人應對這種哀痛有幫助嗎？

李昀鋆：我在訪談的時候也注意到一個現象，很多經歷喪親的年輕人是抗拒做心理諮詢的。當然，這可能和目前心理諮詢的接受度有關。而更重要的，就像我前面說的，喪親者會擔心，如果我見心理諮詢師，最後我不哀傷了，那是不是這就意味着我忘了她/他？就像電影《尋夢環遊記》說的那樣，一個人真正的死亡，就是被世界遺忘，那我的遺忘是不是把我的親人推向了真正的死亡？我的一位研究對象，經歷喪親後做了三年的哀悼夢，不斷在夢境里和母親反覆分離。她承認這種體驗很痛苦，但同時，她也並不希望夢境停止，但她也不想通過心理諮詢讓自己“走出來”，覺得這樣至少她還記得母親的樣子。

因為這本書的契機，我的一個朋友也和我分享了他和阿婆（奶奶）的故事。阿婆去世的時候，他雖然一路陪伴在身邊，甚至送阿婆去了醫院，但他也沒有預料到那次簡單揮手真的就是天人兩隔。在火葬場看到阿婆的遺體，他也沒有掉淚。他說腦子裡很理智地覺得眼前的遺體只是阿婆曾經的身體，真正的她已經離開了。但之後，之後的許多個午後（直到今天），他總是在午睡時夢見阿婆。夢裡的阿婆和過去一樣跟他聊天，囑咐他要好好生活。而他每次醒來，都會發現枕頭被淚水浸濕。我問他：“如果可以重新來過，你會想改變當時在醫院和阿婆最後揮手的方式嗎？”他搖頭：“不會。”又說，“如果改了，我怕就夢不到她了。”他的父親知道他時常夢到阿婆，還會心生羨慕，說自己也想夢到。其實，說實話，我也很羨慕他。

這可能並不一定適用於所有人，但如我們前面說的，哀和愛相連，對很多喪親的年輕人來說，哀傷不僅僅是痛苦，更是一種與逝者保持聯繫的方式。因此，當我們談論心理輔導時，喪親者的態度往往是複雜的，他們既渴望支持，希望自己的哀傷有一個出口，又害怕“被治癒”意味着遺忘。事實上，我也想澄清，哀傷輔導的目標並不是要“治癒”哀傷，也不是要讓喪親者割裂與逝者的聯繫，而是幫助他們學會與哀傷共處。我自己目前的輔導方式也更傾向於陪伴，而非“解決問題”，希望能夠在他們走這段路時，給予溫柔的支持和理解；甚至在即將結案時，喪親者感覺自己已經“好”了很多，我也會主動提醒她/他，未來的某些時刻，哀傷仍會不時浮現，這並不意味着“有問題”，而是思念的一部分。重要的是，給自己的哀傷留出空間，允許自己去感受、去思念，而不是逼迫自己“徹底放下”。

除此之外，我認為面對經歷死亡哀痛的心理諮詢有一個很大的挑戰，就是社會面對死亡的態度其實已經形塑了我們的觀念。可能包括諮詢師在內，都會難以抵抗去“幫他放下哀傷”的衝動，因為我們會下意識地覺得“與哀傷共處”可能是一個不好的事情。事實上，對哀傷的否定，反而會讓喪親者更難去真正面對自己的情緒。對於開展哀傷輔導的人來說，這是很需要反思和敏感性的——我們究竟是在幫助喪親者，還是在推着他們“向前走”？

相比於心理輔導，宗教或是一些民間玄學確實是很多人會去求助的對象。年輕人其實是反思性極強、也極其在意意義感的人群，他們凡事希望追根究底，這往往非常難以抵抗至親離世這種“人間直通”的打擊，這種荒謬感會擊碎年輕人的觀念。原生家庭、社會結構……一切可以被歸因的事情都歸因完了，發現自己還是想不通，最後就求助於更超越性的依託。在我的研究對象的表達里，許多人提到“命”這個概念——“我爸命不好，沒有辦法”“我媽是這個命”……相比其他解釋，命運本身是一個模糊且無法證實的概念，但正因為它沒有確切的意義，反而成為了許多年輕人哀傷中的一個“停泊點”，讓他們暫時停止對意義的執着追問，歇歇腳，得到些許安慰，得到一些喘息的空間。但其實也有一些年輕人，會更加執着於理性的解釋，比如用基因來解釋，試圖找到逝者生病或去世的“科學原因”，試圖去對抗這種荒謬。歸根結底，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獨特的哀痛，也有獨特的和哀痛相處的方式。

李昀鋆把“時間不會過去”刻在ipad上。

年輕人，無法在葬禮上哭泣

新京報：在中國社會，葬禮對年輕人來說往往並不是一個可以合理宣洩心中悲傷的地方，而是一個高度儀式化的場合，需要表現出某種被社會規範建構的悲傷。此前我看到一些報道，年輕人對沒有在葬禮上“好好哭一場”感到非常遺憾。年輕人對葬禮的感情會不會是更為複雜的？一方面，他們可能如你的研究所述，知曉葬禮更儀式化一面的意義，另一方面，葬禮對“節哀”的要求也會構成某種終生的遺憾？

李昀鋆：葬禮首先是一個距離經歷喪親的哀痛非常近的時間點，但它並不總是一個真正讓人表達哀思的空間。人的情緒其實是會受到很多因素影響的，比如，和逝去親人的關係，以及死亡方式。如果你此前一直陪伴在離去的至親身邊，見證了她/他邁向死亡的過程，會有一個心理上的準備，即學術上說的預期性哀傷（anticipatory grief）。但在我訪談的年輕人看來，死亡從來不會真的“不突然”，即便是長期卧病在床的親人，面對真正離世那一刻，仍然是覺得太突然了，“我還沒有準備好”。所以面對“死亡”的預期真的難以建立。

還有一類就是突然性死亡（sudden death），因為疾病或是意外，這種猝不及防的衝擊更為劇烈，沒有留給親人太多的情緒緩衝。在宣告死亡後，親人可能馬上就要開始處理後事。這種情況下，直到葬禮儀式，當事人可能都是麻木的。在很多地區，如果人是因為突然間的疾病去世的話，家人都是不願意做解剖的，不想破壞他的屍體完整性。這時候可能很多年輕人自始至終不知道親人究竟發生了什麼，怎麼人就沒了。而如果死亡方式是自殺，情況就更複雜，還涉及到承受周圍社會關係的污名化問題，使哀傷更加複雜。

以上這幾種情況，裡面都涉及到的很關鍵的問題是：我們現在的葬禮實在太“快”了。在現代社會，死亡被高度標準化，葬禮流程追求高效與程序化，使得喪親者往往還未能消化情緒，就已經“被推動着”要去處理後事的忙碌狀態。我自己在香港參加義工培訓的時候，醫院的社工分享，在香港醫院，如果喪親者家屬希望有一個和離世的親屬告別的時間，是可以允許遺體在病房停留4個小時，如果有特別需要（比如為親人念經），甚至可以延長到8小時。我覺得，在病房資源極度緊張的現代醫療體系里，這已經算是一種相當“慢下來”的特別安排。

而我自己的經驗里，我記得我母親被宣告死亡的時候，整個世界彷彿被按下了快進鍵，一系列事情接連發生，我根本來不及消化。醫院的護工迅速過來幫我媽媽擦洗身體（但我真的很感激那位大叔，如果不是他，我會更手足無措），隨後，我母親就被推去太平間。等我再見到她的時候，就已經是要進行告別式了。我其實是一個很害怕鬼或者奇怪東西的人，但是看到母親的遺體時，我一點都不害怕，她看起來依然很溫柔慈祥。我按照我們倆以前的習慣，親了她，但緊接着她又被推走了，整件事情迅速被推進告別儀式的流程里。在整個過程里，其實我還是懵的，雖然我一直在哭，宣洩着自己的哀傷，但我其實是在整個流程推着走，沒有時間停下來和母親真正告別。

看電影《破·地獄》的時候，我內心最深的觸動是，我和我媽媽最後相處的時間真的好少。哪怕那只是母親的遺體，但那仍然是她，是我唯一能再靠近她的機會。而我，甚至沒有足夠的時間去好好道別。

這可能是一個很感性的認識，現代標準化的喪禮很難給你那種想象中的人文關懷，而只是反覆提醒你：這個人已經不在了。喪禮和現在社會追逐效率與速度的步調似乎是同頻的。這些都會導致，其實喪禮本身並不太能幫助年輕人表達和釋放哀思。往往是等到葬禮結束後，大家才開始慢慢體會到什麼叫這個人“真的離開了”。我的一些研究對象告訴我，他們在葬禮上哭不出來，甚至會自責：“是不是沒有想象中那麼愛家人？”我自己的解釋是，其中一部分原因可能是葬禮的節奏太快，讓你的大腦來不及意識到死亡的到來。

電影《破·地獄》劇照。

新京報：在書的最後，你對經歷喪親的年輕人自身、他們的家庭、所處的社區、宏觀政策等層面給出了一些建議。還有一個群體：喪親的年輕人身邊的摯友，可能也會面對很多困惑。當朋友的生活經歷突如其來的悲傷，朋友應該做些什麼？

李昀鋆：其實我最開始寫這本書的時候，心裡的想法一直都是以“自救指南”作為收尾，而沒有太多着墨於家人、社區的支持建議。因為面對身邊各種“哀痛總會過去”的言論，我的態度一直偏消極——我覺得痛苦確實沒有那麼容易過去，遠水救不了近火，只有自己才能拯救自己。但讓我意外的是，當研究完成並出版後，尤其是在上海的講座上，很多年輕人告訴我，他們買這本書是送給經歷喪親的朋友的。我真的超級感動，當時對每一個人都說：“謝謝你願意關心你的朋友！”這讓我開始有了一點新的希望——或許，隨着社會慢慢發展，真的有越來越多人願意去關心喪親者。即使談論喪親和哀傷是一件很沉重也很困難的事情，但不論是當事人自身，還是身邊的朋友，再到更大的社區、學校、社會制度，還是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讓哀傷不至於成為完全孤立的體驗。

如果你身邊有朋友正在經歷喪親的痛苦，我覺得非常重要的一點是，我們可以轉換一下思路，可以嘗試用非語言的方式來表達支持。我們的社會並不擅長談論喪親，面對哀傷時，很多人習慣說“善意的安慰”，比如“時間會治癒一切”“一切都是命/要看開點” （否則其實我們真的不知道說什麼，會變得詞窮）。這些話看似鼓勵，實際上往往是在壓抑或迴避喪親者的情緒。比起可能“無意中傷害對方的語言安慰”，我其實鼓勵大家不如嘗試非語言表達。具體在場的陪伴和擁抱是很真實的。在朋友身邊，不要玩手機，專心聆聽，這就是最樸實和最重要的安慰。許多研究對象告訴我，在剛剛經歷哀傷的階段，情緒很激烈，卻無法清晰表達任何思緒，這時候語言真的很難安慰到他們。但他們始終記得那個階段，一些朋友簡簡單單為他們做的一些事情，比如出席了父母的葬禮，或者只是一起坐着、散步、吃飯。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陪伴，其實是讓他們感到被接住、被理解的關鍵。

在一個對死亡比較避諱的環境里，剛剛經歷喪親的年輕人尤其需要自己的情緒被接納。所以，不必急着用語言“開解”對方，可以簡單而真誠地表達鼓勵和支持，允許他們按照自己的方式哀傷，不要覺得自己的反應有任何的不妥。每個人的哀傷都很獨特，盡量避免說“一切都會過去”或者“我其實很理解你” ——時間未必能帶走所有的痛苦，而即便曾經歷相似的哀傷，每個人的感受仍是不同的。

如果可以，和朋友一起記住對她/他來說重要的日子，比如親人的忌日,或是父親節、母親節。在這一天，可以給她/他發條信息：“今天可能是一個對你來說有些難過的日子。如果你想聊聊，或者不想說話，只是找個人一起待着，隨時告訴我。”

作者/劉亞光

編輯/亞光 荷花

校對/李立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