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場複雜的倫理悲劇。但在法律層面，罪與非罪的界限明確無誤。
2023年12月22日， 山東高院作出維持孫樂姝死刑的二審判決。
3年前，2020年4月26日晚，孫樂姝和丈夫孫振濤帶着兩個8歲的雙胞胎女兒一起服藥自殺。兩天後，一家4口被人發現，最終只有孫樂姝活了下來。
面對公安機關的訊問，孫樂姝試圖解釋：她和丈夫婚後漸生嫌隙，為爭夫家幾畝荒地而姑嫂失和，最後不堪經濟壓力，又怕兩個孩子在世受人冷眼，因此夫妻相約攜子自殺。
案發近一年時，孫振濤的母親自殺身亡。
舊恨未了，又添新仇。兩家人在村裡和法庭上開啟了拉鋸戰。孫樂姝的家人嘗試花錢留命，而孫振濤的家人出於種種原因沒有出具諒解書。
這對夫妻的親人互相指責，都認為另一方要為這起悲劇負責。
最後的晚餐
2020年6月11日，在濰坊市人民醫院重症監護室搶救近兩個月的孫樂姝醒來，接受警方第一次詢問。
按她的口供，悲劇要追溯到2019年11月的一個晚上。
丈夫孫振濤從濰坊市寒亭區的明陽無紡布工廠下班，出廠門左拐步行回家。他家在前朱里村308國道南側不到一百米的地方，院里能聽到重型卡車碾過路面的轟隆聲。
像往常一樣，孫振濤回家後向她抱怨，在廠里不順心、和工友關係差。
聽了太多遍，孫樂姝早已心煩。
8年前，21歲的孫樂姝和23歲的孫振濤結婚。隨着一對雙胞胎女兒的出生和經濟狀況的日漸窘迫，生活很快變得愈發艱難。
村支書、僱主和工友都知道，這對年輕的夫妻頻繁爭吵，甚至分居。孫樂姝不止一次向朋友訴苦，婚姻不如人意，為了養育女兒，她唯一能做的就是忍耐。
但2019年11月的那個晚上，孫樂姝對孫振濤說了句：“真的活夠了，一塊死了算了。”
“行啊。”孫振濤給出意料之外的回答。
對於還在上小學二年級的雙胞胎女兒，他們商量好要“帶着一塊”。
起初，他們嘗試燒炭。2019年12月17日，孫樂姝在網上搜索“燒炭自殺怎樣百分之百成功”。
2020年春節後的一個晚上，孫振濤備好煤炭，孫樂姝點燃炭爐，搬進卧室。她關好門窗，和兩個女兒一起在床上躺下。
不知出於何種原因，夜深時，孫振濤悄悄把炭爐搬了出去。
孫樂姝也考慮過吃頭孢再喝酒，但酒和葯的攝入比例不好計算。她想起，上一年春節，她的母親王秀琴曾吞服藥品a自殺過。
她把藥名記成n，卻陰差陽錯找到合適的替代品。二者都用於治療精神分裂症。
她自稱，在孫振濤的默許下，她陸續買了20瓶葯。但他們一直沒有付諸行動。
自從2019年末從紡織廠辭職後，孫樂姝就為照顧在家上網課的孩子，沒再工作。
2020年2月底，她宣布在網上開了家買手店，接着緊鑼密鼓地在家裡開闢一角，放上衣架和圓形試衣台，頻繁地發視頻宣傳。3 月底，她還邀請3位朋友到家裡試穿她選的百元內平價衣服。
4月，孫樂姝報名了經營網店的課程。有女裝供應商加她，指出她的淘寶店鋪狀況糟糕。孫樂姝在微信上解釋，“（網店）好幾年前開的了，最近又剛開起來，也不會打理”。
4月12日，她的拼多多店鋪開張，陸續有人下單。第二天，她抱着7件衣服去發貨。
2020年4月26日晚上6點20分，孫振濤去村裡的小飯店買了他們最後的晚餐食物——和樂，這是濰坊當地用雞湯燉煮，佐以香椿、肉丸的一種麵食，麵條勁道，肉香湯醇。在後來的屍檢中，孫振濤和兩個女兒的腸胃裡還有尚未消化完的和樂。
就在那個夜晚。孫樂姝向他發出了邀請：“差不多了吧，早就都準備好了。”
孫振濤回應，“行啊，一塊走了算了。”
“從一開始就錯了”
後來，這對夫妻的親人復盤這樁婚姻，試圖找到悲劇發生的徵兆。他們都說，從一開始就錯了。
不過，在2011年剛結婚時，這也是一對讓人羨慕的愛侶。
2010 年，22歲的孫振濤在親戚的婚禮上遇到了20歲的孫樂姝。她高挑勻稱，皮膚白皙，面容姣好，低頭時的神態像極了一位港星。在自己拍攝的帶貨視頻里，她杏仁狀的眼明亮有神，鼻樑直挺，說話含蓄，音色柔和。
被村民評價“內向靦腆”“長相平平”，平日盯着腳尖走路的老實人孫振濤，對她展開猛烈的追求。
他們和村裡大部分“90後”有相同的成長經歷，初中沒畢業就離開學校，輾轉於村子附近的工廠。
“風箏之都”的聲名往往讓人忽視濰坊製造業的發達。僅在孫樂姝、孫振濤長大的前朱里村，就有66家紡織廠、22家機械加工廠，招工廣告隨處可見。
巧合的是，兩家就隔着一條308國道，孫振濤家在國道南邊，她家在北邊，步行距離 2 分鐘。他們也算門當戶對，經濟狀況相仿，兩家的房子差不多大，就連房間數也差不多。
這個少言寡語的男人天天開車接送孫樂姝上下班，給她送飯。那是一段難得的幸福時光，連王秀琴都說：“我做丈母娘的都羨慕。”
至少在當時，孫樂姝和父母相信，難得木訥是良人。
就像到了時節，地里的作物會發芽一樣，戀愛談了一年，該結婚了。
婚禮定在2011年7月。當天，身穿短袖白襯衫、胸口別著紅色襟花的孫振濤爬上一棵開玫紅色花的樹。他眉眼板正，國字臉上幾乎看不出表情。
他後來私下告訴小舅子孫明軒，能娶到漂亮又能幹的媳婦，他很滿意。
孫明軒起初覺得，這個姐夫窩囊，因為姐姐被幾個半大小子欺負時，孫振濤不但不去打，還想拉着姐姐走。後來孫明軒才知道，孫振濤也會發脾氣，而且有時候會打孫樂姝。
他們的經濟壓力越來越大。一罐奶粉三四百元，兩個孩子的奶粉得按箱買。到了讀書年齡，孫樂姝又讓孩子去私立雙語學校，兩人一年學費1.6萬元。
孫樂姝只能找娘家接濟。王秀琴給孫樂姝錢，被孫明軒撞見過兩次。孫明軒家進門處有面大鏡子，側對着裡屋。他一開門，裡面的孫樂姝聽見聲響，趕緊把錢揣進口袋裡。
這些年來，除了幫女兒交社保，到案發前，王秀琴陸陸續續給了孫樂姝近10萬元。孫振濤也找孫明軒借過錢，最近的兩筆分別是5000元和1000元。
雙方親人都認為，這樁失敗的婚姻應由另一方負責。
孫樂姝的親屬曾幾次撞見孫振濤翹班上網，認為他不務正業、掙不到錢。而孫振濤的家人說，是孫樂姝花錢大手大腳，不會過日子，“自從她嫁進來，家不再像家”。
孫樂姝一度想要帶着兩個孩子離婚。但身邊人勸她，一旦離婚，她難以承受撫養兩個孩子的經濟壓力，還要面對村裡的流言蜚語。王秀琴對女兒說過，“你離了會累死的，他再不好，多少拉拔拉拔你也行。”
可是，婚姻的裂痕越來越大，似乎再無彌補的可能。他們開始分居，懷疑彼此的忠誠。孫樂姝的緋聞讓孫振濤窩火，而孫樂姝也在孫振濤口袋裡發現過避孕套。
根據孫樂姝在法庭上的最後陳述，案發前兩天晚上，孫振濤給她看了一個視頻，是一個人中毒口吐白沫，渾身抽搐的視頻。孫振濤笑着對她說，“快看，你馬上就是這個德行了”。
“我們仨要死在一塊”
2020年4月26日19點，濰坊夜空多雲，刮著三級南風，氣溫略低，平均只有6.5攝氏度。
在客廳里，孫樂姝撕開為自己準備的5瓶n藥盒，扔掉外包裝。每一瓶里裝着100片淡黃色小圓片，無臭無味，每片劑量是25毫克。
這是治療精神分裂症最常用的處方葯之一，憑執業醫師的處方才能購買。她在網上找人開了一張互聯網醫院的處方，分三次在網上買了20瓶。
2020年2月29日，她第一次買了10瓶葯，拍照發給了孫振濤，他讓再買一些。3月19日，她又下單買了5瓶。葯到手後，她擔心孩子太小，吞服藥片困難，就用蒜臼子把10瓶藥片磨成粉末。
但她說，孫振濤再次讓她買葯。
4月18日，孫樂姝又買了5瓶n。拿到快遞後，她把葯給孫振濤，說“葯買來了”。孫振濤什麼也沒說，拿着葯走了。
孫振濤找到工廠老闆，稱家裡有事，要請三個月假。
老闆說，他覺得蹊蹺，因為孫振濤以前經常請假，一般兩天左右。這次時間長，連理由也說不清楚，所以他最後只給批了20天。
4月26日19點47分，孫振濤出了家門往北走，在明陽無紡布工廠附近扔了一次垃圾。
回家後，他去母親劉蘭香屋中。平日里，兩個孩子和奶奶一同吃住。他跟劉蘭香說，他們次日要去泰山玩，要把兩個女兒接過去睡。
劉蘭香還問他，“你們剛從泰山回來，怎麼又要出去玩？”這之前，她問過孫振濤，為啥還不去上班，他只是搪塞，“要去了”。
孫樂姝把提前準備好的兩瓶香芋味奶茶和n藥粉從梳妝櫃里拿出來。她把奶茶打開，每杯倒入兩瓶n粉末，衝上熱水，端給兩個女兒。
她說“喝了吧”。兩個女兒很聽話，什麼也沒問，端起來就喝。孫振濤就在一旁看着，什麼也沒說。
孩子們沒有喝完。她說，“到床上去睡覺吧”。接着，孫樂姝也走進西側的卧室，就着一罐水蜜桃啤酒吞完了5瓶n藥片。
她躺在兩個孩子中間，一手摟一個，心裡只想“我們仨要死在一塊”。
沒有人知道孫振濤是什麼時候吃的葯，怎麼吃的葯。記錄他生前的最後一段錄像顯示，案發當晚20點08分，他走出西門，拎着垃圾再次前往院子北邊的垃圾桶。2分鐘後，他往回走。後來，警方在垃圾袋中發現了4個n藥瓶和2個青島啤酒空易拉罐。
一審法院審理認為，現場無打鬥痕迹，對於一個成年健康男子來說，5瓶葯，非自願服下難以實現。
案發時段，孫明軒曾到過這家門口。
當晚19點左右，他把車停在孫振濤家東門。他想讓孫樂姝給他做個肉火燒吃。大門的燈亮着，聽不見院內的動靜。他正要推開大門，突然接到電話，有人找他，他就走了。
夜幕籠罩華北平原。
n開始發揮藥效。它們順着食管進入胃腸道，在胃酸和其他消化液中逐漸溶解，接着被血液運送到人體各個部位，在中樞神經、消化、呼吸和心血管系統里掀起狂風暴雨。
就醫學角度而言，n最大日劑量為 900毫克 ，孫樂姝一家幾乎每人的攝入量都是它的10倍以上。
過量攝入n，人會出現意識障礙，甚至昏迷。它還會不斷刺激唾液和呼吸道腺體的分泌，分泌液在口腔中匯聚，陷入昏迷的人可能會無意識地吸入，進而導致肺部受損，甚至引起呼吸衰竭。
當過量的n抵達心臟時，指揮心臟收縮和放鬆的節拍也混亂了，就像樂隊突然停止演奏一樣，心臟也突然停止了跳動。
“以上特徵符合中毒徵象改變。”法醫在孫振濤和兩個女兒的屍檢報告中指出。
兩天後的上午七八點，孫樂姝父親接到學校的電話：兩個外孫女接連兩日缺席網課，家長失聯。
他走進孫振濤家的院子，一邊嘟囔着“幾點了還不起來”，一邊進入客廳，推開卧室門，看見兩個大人趴在地上，兩個孩子躺在床上。
經搶救，只有孫樂姝一個人活了下來。
屋檐下，院里斜拉着的鐵絲上，還晾着孩子春天穿的衣裳。
死仇
四年間，王秀琴肉眼可見地衰老。
她的眼窩內凹，眼瞼因過度悲傷造成的失眠而發黑，頭髮斑白。她不再往孫振濤家的方向走，也不敢造訪常給外孫女買零食的超市。她常同身邊人說，當初他們鬧離婚時，讓女兒離了就行了。
孫樂姝出嫁後，原先屬於她的卧室被重新布置成了父母的房間，門廳處新栽種了兩盆菊花，一白一黃。
現在，家裡再也沒有她的一絲痕迹。連手機上的聊天記錄，王秀琴也一併抹掉了。她不敢再看。
孫樂姝的父親也不再酗酒、打牌，他開始去廠里打工，維持家庭開銷。
為孫樂姝的案子奔忙的重任壓在了1997年出生的孫明軒身上。他換了份更忙、更掙錢的工作。與他相戀多年的女友，也在這期間選擇了分手。
另一起悲劇發生在案發近一年後。2021年3月25日，孫振濤的母親劉蘭香在自家院里服毒自殺。
孫振濤一家，只剩下他姐姐孫紅。
一審庭審中，公訴人在法庭辯論環節要求嚴懲時，也將孫振濤母親之死納入考量，“本案的發生造成了孫振濤母親不堪精神壓力，引起連環自殺的嚴重後果。”
孫振濤家大門的鎖孔已被焊死，門口雜草叢生。幾年前張貼的春聯掉得只剩一半，紅紙褪成白色，院內的枯草亦有一人高。
2022年1月28日，在春節前4天，案發近兩年後，濰坊市中院作出一審判決。
孫明軒對結果難以置信。他聘請的本地律師告訴他“一般判個七八年”，但法院的判決是死刑立即執行。
被害人近親屬孫紅也聘請了訴訟代理人，告知法庭她放棄民事賠償，只求嚴懲孫樂姝。
濰坊市中院認為，孫樂姝因悲觀厭世購買致死藥物，給兩名未成年女兒服用致死藥物，與其丈夫孫振濤相約自殺，非法剝奪他人生命，致三人死亡，構成故意殺人罪，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孫明軒坐立不安。春節前一天的凌晨3點，他在網上找到北京一家專職公益法律援助的律所，按照網上的郵箱地址發了封郵件，正文言辭混亂，語氣近乎哀求。他很快收到回信，對方建議他先找律師上訴，並未表態願意接案。
2022年2月21日，他帶着一堆材料開車去北京，找律師簽了委託合同。
2023年10月24月，二審在山東高院開庭。庭審結束一個月後，二審律師再次來到前朱里村孫樂姝三叔家。三叔是孫樂姝家族的話事人，經營着一家小工廠。前期，孫樂姝住院費和醫藥費都是他支付的。
孫明軒也在場，四五個人圍坐在茶台邊上。這一次，他們希望能通過獲得孫紅的諒解，為孫樂姝爭取生的機會。
案發後，兩個家族的人成了仇家，幾乎沒了來往，村支書上門斡旋，孫紅也不給面子。
按孫樂姝所述，她和孫紅的仇是在2015 年結下的。
孫振濤家南側有五六畝荒地。孫樂姝認為，孫紅早已出嫁生子，那塊地理當歸孫振濤和她的兩個孩子。但孫紅和婆婆並不這樣認為。為了這塊地，孫樂姝與孫紅決裂。此後，孫家院子中央砌起一堵牆，將公婆和孫振濤一家隔開，各自從東西側門進出。直到2017年5月，孫振濤父親去世後，這堵牆才被推倒。
這塊引起姑嫂失和的荒地，原來的權屬是孫家的還是村裡的集體土地，抑或無主地？南方周末記者多次嘗試聯繫孫紅，她一直拒絕溝通。前朱里村村支書也拒絕回答這個問題。
要求情，首要任務是找到合適的中間人做說客。三叔坐在泡茶台的主位上，拿着手機挨個翻找電話。
村子很小，大家都知道這兩家人的事。有的電話一直無法接通，有的接通了，還不等三叔說完，對面就拒絕了。
從中午到日落，三叔許諾了些好處，終於有人攬了這項活。
孫家願意花錢留孫樂姝一條命。
三叔表態，他可以資助一部分。孫明軒也說，可以把他的車賣了湊錢。王秀琴得知此事後，也同意拿錢換命，但家裡已經沒有存款，能變現的只有她的鋪子和車，“超過二三十萬”就不求了，因為孫明軒還沒有結婚，還要為他考慮。
2023年11月30日，二審辯護律師會見孫樂姝。律師告訴她，家裡在為她積極籌款賠償，可能要100萬元。不想再給家裡增加負擔的孫樂姝在另一頭哭着說“不能給”。
沒過兩天，爭取諒解的嘗試就宣告失敗。
律師給王秀琴做工作，希望她能登門向孫紅道歉，爭取孫紅的諒解書，這可能會保住孫樂姝的命。
王秀琴同意了，但隔天又反悔：“一切都是她（孫紅）害的。”
孫紅的態度也一度鬆動。
律師曾登門拜訪過孫紅，孫紅的丈夫請律師落座。孫紅沒有明顯抗拒，打電話叫來孫家幾個旁系親屬徵求意見。但親屬一到，就對律師說，“我們不接受賠償，就要她（孫樂姝）死”，然後把律師轟了出去。
孫紅一方提交給山東高院的一份聲明中表示，孫樂姝的行為造成“孫振濤一家孫氏族人家破人亡！”，他們拒絕接受任何賠償，堅決要求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孫樂姝的家人說，他們和孫紅算死仇。
翻供
2020年6月11日，孫樂姝躺在重症監護室，第一次接受警方詢問時，她承認了自己買葯、給孩子喂葯的所有事實。
此後的3次口供，均是在第一次詢問的基礎上補充細節。公安機關還根據她的供述找到了碾碎藥片的蒜臼子。
但在2020年10月12日，孫樂姝在接受檢察院詢問時，突然翻供。
例如，她說最初燒炭自殺是孫振濤搬的煤爐，最早提出服n自殺的也是孫振濤，案發那一晚也是孫振濤說的“準備的差不多了，喝葯吧”，就連兩個孩子的葯都是孫振濤喂的。
在詢問快結束時，檢察官問她，“你現在講的和之前對公安機關講的不一致，為什麼？”孫樂姝回答：“當時我就想死，現在這麼長時間過去了，我還有父母，我就想把事實說出來。”
這導致，在一審的法庭辯論環節，公訴人向法庭提出，歸案後，孫樂姝的認罪態度起初比較好，但後期思想轉變，“直到今天對於作案的所有關鍵環節予以否認，企圖逃避責任，並沒有真誠的悔罪”。
公訴機關的量刑建議是，依法對孫樂妹判處死刑，從嚴處罰。
2022年1月28日，濰坊市中院繼續開庭，審判員宣讀一審判決書。審判員問她是否上訴，她當時的回答是“不上訴”。
但5天後，她在看守所里還是手寫了一份上訴狀，表示無法接受孫紅成了被害人家屬，“沒有她就沒有一切的發生”。
在二審被告人最後陳述階段，孫樂姝為自己的翻供做了解釋。
她說，在內心深處，她對所犯的罪是認賬的，“一直以來，我不敢承認、拒絕承認自己的錯誤，我自己不願相信也不敢面對因為自己的過失造成女兒的死亡”。
“我一直用自己編造的謊言來麻痹自己，謊言說著說著自己都信以為真，深信不疑了，以至於被拆穿之後惱羞成怒。”她覺得，“可笑的是，最該死的我最後竟然唯一活了下來。這已然是老天對我最重的懲罰了。”
在庭上旁聽的孫樂姝同事劉娜想起，2019年，她和孫樂姝一起在紡織廠上班時，曾聊起新聞中好幾起母親帶孩子跳樓或投河事件，孫樂姝當時流露出理解之意，“她說‘如果不走到那樣的絕路，誰願意帶自己的孩子走？’”
“忘了我”
山東高院在二審判決中認定，孫樂姝消極厭世，故意非法剝奪兩個親生女兒的生命，並為丈夫提供自殺的藥物，致三人死亡，罪行極其嚴重。
孫樂姝到案後如實供述其故意殺人事實，但在一審階段翻供，在二審庭審時再予認罪悔罪，二審期間雖得到其父母的諒解，但未得到被害人其他近親屬的諒解，上訴理由及辯護意見均不能成立。
儘管判決在春節前就已作出，但直到2024年3月12日後，律師和孫樂姝家屬才陸續收到判決書。
之後，案卷材料將被運送到北京市東城區北花市大街9號，報請最高人民法院進行死刑複核。
作為死刑案件中最後一道把關程序，刑訴法沒有規定複核時限，快則數月，慢則長達數年。律師摸索出的規律是，裁判文書下得越慢，改判的幾率就越高。
但有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的研究者統計過2018年到2020年期間最高法下達的死刑複核裁定；258 名被告人中裁定核准的共 257 人，未核准並改判死刑緩期二年的，僅有 1 人 。
為這場訴訟奔走到第四年時，孫樂姝的家人已經疲憊不堪。
即便她被改判為死緩，她也要面臨漫長的牢獄生涯。最為現實的問題是，等到她有朝一日走出監獄時，父母是否還在人世已成未知之數，誰又來為她養老？
在二審宣判前的一個夜晚，孫明軒說，他想明白了一件事。雖然他想救姐姐，也特別希望她能出來，“甭管（等她）20年、30年。但不可能為了一個不確定的結果，再去放棄父母、放棄我自己的家庭。咱就說句現實一點的東西，我們也要生活，對不對？”
2024年3月7日，在濰坊市看守所的孫樂姝比其他人更早得知二審的結果。她寫了一封信：
“ 爸爸、娘、磊（孫明軒小名）。見字如面，當你們拿到這個本子時，我可能已經去往執行的路上了。請你們不要悲傷，不要難過。因為此刻的我，內心平靜又從容，甚至是迫不及待地想要馬上執行，因為我馬上就要解脫了。
我一點都不害怕，真的，只是覺得愧對你們。長這麼大，沒為咱家做一點貢獻，凈給你們丟臉了。我對不起你們，讓你們承受那麼大的壓力。
我在這裡待了四年，學了很多，其中一條就是萬事不強求。有時候不是自己想要什麼，就能得到什麼，我們盡到最大的努力，剩下的就是老天的安排了。
我們要學會順從天意。一切都是命，誰也賴不着。在最後的時光里，我找了自己的價值、自己的人生，也找回了自信。我不比任何人差，甚至可以做到比別人優秀。這就已經夠了，我這短暫的一生並沒有白來。
我在這裡表現得很好，得到了所有人的尊重，信服，警官她們都說：孫樂姝是全監區最優秀的押員。所以聽我的，好好生活，好好過日子。千萬不要因為沒有改判、沒有（取得）諒解而衝動行事。
不要因為我的離世而不理智，不要因為我攪得家宅不寧。
好好生活，忘了我！”
（孫紅、王秀琴、孫明軒為化名，南方周末實習生代紫庭對本文亦有貢獻）
南方周末記者 陳怡帆
責編 翟星理 錢昊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