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次次不被察覺的差別對待，刻成了一道道看不見的傷疤。
朱丹在綜藝節目中的舉動又炸鍋了。她主動將雞湯里的雞腿分給分給25歲和28歲的兩位男嘉賓，將雞翅尖分給了女嘉賓，理由是“弟弟在長身體”，然而女嘉賓歐陽娣娣才21歲，比兩位“弟弟”年紀都小。當寧靜直白地問她“是否更愛男孩”時，朱丹坦然承認：“有一點。”
還有一個人心酸的細節是：未獲優先權的歐陽娣娣，名字中的“娣”字本就有“盼弟”的傳統寓意。這個細節像是整個事件的隱喻——從名字開始，許多女孩就被刻上了性別期待的烙印。
朱丹自然而然地表現出“重男輕女”，早有端倪。
她讓6歲的女兒和3歲的兒子上幼兒園的同一個“混齡班”，提起姐姐照顧弟弟，帶弟弟上幼兒園，給弟弟喂飯，教弟弟數學等細節，很是驕傲。
還有一次周一圍被問到更喜歡兒子還是女兒，周一圍脫口而出更喜歡女兒，朱丹在旁邊提醒他，說兒子聽見了不好。
“雞腿事件”之所以引發如此大的共鳴，正是因為它觸碰了無數中國女孩的集體記憶——餐桌上最好的那塊肉自然地夾給弟弟或哥哥；家裡資源緊張時，男孩的教育優先考慮；甚至當姐姐的，從小就被要求承擔起照顧弟妹的責任，如同朱丹對女兒的期待一樣。
就像《我的姐姐》中朱媛媛飾演的上一代姐姐，為了弟弟放棄了上大學的機會，放棄了去俄羅斯做生意的機會，只能被生活磨礪成一個有些粗鄙的中年婦女。
可怕的是，現在“重男輕女”的表現從顯性的變成了隱性的。
像是朱丹，她不可能不愛自己的女兒，在日常生活中也不會虧待女兒，在現在的一般家庭中更不可能會發生讓女孩把上學的機會留給男孩這種事。
許多父母困惑：明明沒有虧待女兒，為何她們仍感到委屈？仍然感覺到在原生家庭中受到了傷害？答案或許就在一些類似於“雞腿事件”的，被視作“理所當然”的日常細節里。
“重視男性”是流淌在很多長輩血液里，被寫進基因編碼里的東西，就像朱丹這樣，毫無意識就表現出來了。
甚至在很多獨生女的家庭也是這樣，他們讓女兒去學鋼琴、繪畫、舞蹈之類的才藝，把她調教得漂亮、乖巧、聽話。如果敢於質疑、敢於做自己的反叛精神出現在男孩身上，會被誇“聰明”，但如果同樣的特質出現在女孩身上，就很可能會被批評說“不聽話”。
那麼多父母不肯教給女兒公平意識，邊界保護，管理財富，卻一個勁兒教育女兒善解人意，聽話順從，乖巧可愛，希望把她培養成“貼心小棉襖”。
但日常的點滴總在給女兒透露“你不配得到自己想要的，要先讓給家裡的男孩”“你不能太厲害，將來會把男人嚇跑”“你必須會做家務，否則將來到婆家會被說”……就這樣一點點把女孩培養成一個“服務者”，如果女孩有了覺醒意識，自然會覺得很痛，這些，會漸漸內化為“我不夠好”、“我不值得”“我不配做自己”的信念，所以很多成長於富裕家庭的獨生女，也會失去發展自我的寶貴機會。
最近在讀“台灣民歌之母”陶曉清寫的一本關於自己生命故事的書。
陶曉清在快70歲時經歷了患乳腺癌，手術化療後康復的歷程，她對自己此前作為“標準女性”的憋屈生命做了反思。
她回顧自己這一生，每天早上煎荷包蛋給家人吃，煎破了的或是品相不好的，一定是留給自己吃，活了大半輩子，都不知道自己是最愛吃荷包蛋、炒蛋、水煮蛋還是蒸蛋。於是她開始完全、仔細地去品味每一種烹飪方式，逐漸明白，自己最喜歡的是煮到半生半熟時的蛋，盛在飯碗里，再淋上一些湯汁。
陶曉清是一個非常成功的事業女性，也沒有人強迫她去吃剩飯、煮破的蛋，但她仍然無意識地承襲了這些所謂的“女性美德”。
我們就從當下，從了解自己喜歡吃什麼口味的蛋開始，一點點找回自己和生命的連結，希望那些下意識地犧牲自己的舉動，到我為止，也不再傳給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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