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貝尼》是1976年公映的阿爾巴尼亞電影，也是最後一批在中國全面公映的阿爾巴尼亞電影。
1976年之後，基本上阿爾巴尼亞電影就沒有在中國大面積的公映。
《小貝尼》的公映時間，大致在1976年11月份，這也是大部分阿爾巴尼亞電影進入中國電影院的時間，因為阿爾巴尼亞的解放日就在每年的11月29日。為了慶祝這個節日，中國放映阿爾巴尼亞電影多選擇這個時間。
《小貝尼》在中國的公映，筆者查了一下，當時的主流報刊，並沒有刊登任何的電影評論，這是比較少見的情況。之前同一年公映的《石油讚歌》，《人民日報》於1976年7月25日刊登了評論。
在《中國譯制電影史》中，曾這樣介紹《小貝尼》：“影片中，主人公小貝尼被要求遇到一個陌生人都要說‘早晨好’。對於很多中國人來說，第一次聽到‘早晨好’這句話就是來自這部電影。”
此說值得存疑，難道中國人過去見面的時候，就不會說一句“早晨好”嗎？
但《小貝尼》在當時公映的時候，電影里展現出的影像，還是給中國人以一種不一樣的視角衝擊。
從阿爾巴尼亞電影里的現實生活來看，當時該國的人們生活，顯然要比同時期的中國社會來得更為洋氣，更接近於今天我們中國的現實。很多今天已經司空見慣的家用電器，在電影里已經進入尋常百姓家，而當時的中國人，也只能對着銀幕，徒有望洋興嘆的份兒。
我們略舉電影里已經融入到阿爾巴尼亞人普通生活的一些時尚用品：
1、 電視機。
《小貝尼》拍攝於1975年，當時，中國的普通老百姓家裡，是很難看到電視機的，但《小貝尼》里小主人公來到鄉間的伯伯家，伯伯家的客廳里，就有一台應該是黑白的電視機，因為電影是黑白的，所以我們無從確定電視機的畫面是否有色彩。
筆者問訊了父母，母親說她的姨父曾經是一名海員，人在上海，1973年左右，到他家的時候，他家有一台黑白電視機，可以收看到上海電視台播放的新聞節目。應該說上海只有少數的人家能擁有電視機。
很難說《小貝尼》里的電視機不是中國生產的。
2、 收音機。
中國人七十年代的三大件包括：手錶、收音機、自行車。可以想像，當時的普通中國人，能有一架收音機，也並非易事。
在《小貝尼》中，主人公的家裡，就有一台收音機，放在桌子上，從那熟悉的造型來看，也應該是中國產品。
3、 冰箱。
小貝尼家裡的一台單門冰箱，頗引人注目，小貝尼打開櫃門，意圖從裡面尋找好吃的東西，而當時的中國，民用冰箱還沒有走進尋常百姓家。
1974年的上海，在里弄里可以看到賣棒冰的冰櫃。當時中國很多地方都沒有通電，用電控制也非常嚴格。《小貝尼》里的阿爾巴尼亞普通人的生活，確實要比同時期的普通中國人滋潤。
4、 沙發。
小貝尼家裡的一隻長條沙發以及單人沙發，都遠不是當時中國人能夠享用的東西。
5、 樓房。
雖然影片里的樓房格局猶如火柴盒一般，但在大多數中國人還住在平房的歲月里，阿爾巴尼亞居民能夠住到這種高樓大廈，的確給人一種非常洋氣與現代的感覺。
6、 窗帘。
小貝尼家及他農村的伯伯家，屋子裡懸掛着窗帘，白如輕紗，透光性能很好，讓整個屋子裡的感覺立刻奔高大上疾馳而去，而我們當時的中國人的窗帘，估計還是用一塊厚布遮住屋外的亮光而已。
7、 電話。
小貝尼在鄉下，可以與城裡的母親通過電話聯繫，可以看出，阿爾巴尼亞當時的通信水平還是挺不錯的。想想我們，是什麼時候擁有個人電話的？
8、 足球。
八十年代的時候，國內的一隻足球價格在二十多元，當時一般工人人員的工資也就是三、四十元，孩子們根本玩不起，蹭球，是那個時代孩子們滿足玩球意願的首選。
而在《小貝尼》中，無論是在城裡的孩子，還是鄉間的小夥伴們，都可以擁有一個皮球，盡興地滿足腳下盤繞與彈撥的興趣。
9、 洋娃娃。
小女孩手裡捧着的洋娃娃，是那個時代中國小朋友們夢寐以求的奢望。
10、 水果盒。
在小貝尼家裡，桌子上有一個不起眼的水果盒，放着至少可以看出是蘋果、桔子之類的水果，估計同時代的中國人，根本沒有吃水果的支出計劃。
11、 農村電燈。
小貝尼的農村伯伯家裡，有着當時中國農村少見的白熾燈，晚上燈火通明，完全是城市景象。
12、 農村機械化作業。
影片里小貝尼來到的農村裡可以看到用拖拉機耕地、收割、脫粒，顯現出的是一片高度機械化作業的農村景象。同時期的中國，已經逐漸開始向機械化農業方面進軍，但介入的深度與程度，遠不能與電影里的阿爾巴尼亞農村相比。
13、 時尚裝束。
影片里主人公的媽媽的打扮與裝束，即使在今天看來，也不過時。所以，當時阿爾巴尼亞電影引進中國之後，電影里的人物打扮與裝束，都會在中國引起一股跟風熱潮，如《創傷》引發的“薇拉頭”的流行。
14、 巧克力、牛奶等營養品。
影片里，小貝尼的母親說孩子是用桔子、巧克力這些最好的東西喂大的，可見阿爾巴尼亞的民眾的生活條件相當不錯。
《小貝尼》在展示出一片富足、安詳、幸福的阿爾巴尼亞現實生活的時候，簡單的歌頌，顯然不是電影的目的。
電影通過一個嬌生慣養的小貝尼如何克服身上的驕嬌二氣，來展現出一個時代在進入到幸福生活的時候，該如何重新設定人的意志與品質。
人的異化表現出的悖論就是，人在創造着自己的幸福生活的時候，也會讓人自己消融在這種舒適與滿足之中，從而湮滅與弱化了自己的生命活力。
這就是人類始終無法解開的一種生命的困境。努力的目的是改變生活，但生活改變了，也會讓自我失去了本真，丟失了奮鬥的動力。
《小貝尼》這個簡單的表現兒童的電影，實際上，卻蘊含著人類的共性的命運思考，而同時期的中國，也在思考着如何磨鍊着下一代的生命意志，永葆着強健與強勁的生命活力，以抗衡生活改善後帶來的驕奢淫逸的副作用影響。
《小貝尼》里的父親來自農村，這反映出小貝尼有一個艱苦的生命源頭，而父親進城之後，組建了家庭，承擔了小貝尼照料職責的母親，卻對小貝尼呵護備至，不讓他到室外去，怕吹風，怕着涼，怕弄壞了肚子，搞得小貝尼百無聊賴，沒有朋友，獨立在小夥伴們之外。
這實際上是現代孩子的共性的苦惱。如何解決國家未來的小主人這種弱不禁風的培養歧路？
影片提出的辦法，就是繼承革命傳統，讓老游擊隊員的精神力道，傳導給小貝尼這樣的溫室里的花朵。
這個革命傳統的代表，就是小貝尼的伯伯，他來到城裡，是聯繫農村裡需要的機器配件的，看到小貝尼被其母親呵斥得成了動輒得咎的豆芽菜，他強行地把小貝尼帶到農村去，用當年游擊隊員出沒山林的艱苦環境來砥礪小貝尼的精神時空。
由此可以看出，為什麼阿爾巴尼亞電影里游擊隊題材佔據了很大的比重，就是為了讓和平環境里長大的一代人，能夠牢記上一代人的艱苦與奮鬥。
小貝尼來到鄉間，每當他遇到困難，產生膽怯情緒，意志轉向脆弱的時候，伯伯都用游擊隊的勇敢精神鼓勵它，甚至，游擊隊尊奉的行為法則，也成為小貝尼耳提面命的精神標杆。
比如，伯伯就在小貝尼告狀小夥伴們的行徑的時候，提到了游擊隊員的道德準則：“真正的游擊隊員從不告密。”
可以說，小主人公受到的錘鍊是全方面的，包括精神與肉體。在鄉間的一個暑期生活里，小貝尼可以與鄉間的小夥伴們一起，與動物們和諧相處，拋棄了他在城裡畏首畏尾的個性弱點；他的勇敢指數急劇上升，可以大膽地坐在馬背上，如履平地；在小夥伴的鼓勵下，走進溪水中，接受野風蕩漾的自然氣息的洗禮；過去他總被臆想着的妖魔鬼怪恐嚇着的憂慮，也在一次次的挑戰自我中被蕩滌一空；他在鄉村裡感受到了合作社給民眾帶來的團結的信念，一起與小夥伴們在勞動中建立起互助的友誼，在玩耍中不分彼此，滾成一團，他不再是一個在城裡的煢煢孓立的孤家寡人。
因為他接近地氣，再也不會有小朋友認為是他“只會說傻話”而被排斥在外。
《小貝尼》整個電影很散漫，這是阿爾巴尼亞電影的一種拋棄戲劇衝突的常見風格，但並不是說該國電影就低級到不懂得戲劇構造的跌宕起伏，實際上，在阿爾巴尼亞電影里也有邏輯縝密、人物塑造環環相扣的藝術作品，如《海岸風雷》據以改編的話劇，就相當具有戲劇力量，邏輯線索非常強烈，但《小貝尼》這樣的電影，只能稱之為散文化電影。
整個電影的戲劇衝突，已經降到微乎其微的地步，看起來，電影里幾乎沒有一個對立方，但是，通觀全片，我們看到電影里的一個真正的對手，其實就是那個電影里發生了改變與轉變的“自我”。具體化在電影里，就是影片開始時的那個嬌慣孩子小貝尼。之前的那個小貝尼，正是整個電影里的戲劇衝突瞄準目標。
在經過一番散點式的鄉村磨鍊後，小貝尼淘汰了過去自己身上的那些不能匹合傳統、不能適應時代、不能有助於成長的劣質自我，而煥發出了個嶄新的自我。電影藉此構造了它的戲劇衝突主鋒面。
今天看來，不管阿爾巴尼亞這個國家的主體精神走向哪裡，但小貝尼身上的這種精神錘鍊，永遠不失其應有的作用。即使後來國家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電影里給予孩子的那種精神氣質與錘鍊熏陶，都會讓他綽有餘裕去應對任何的風雲變幻。
從這個意義上講，《小貝尼》更像是阿爾巴尼亞電影的一次最終告別寄語，也是對該國孩子們在面對未來的更大的風暴衝擊的一次先期訓誡。
看了這個電影，想到前蘇聯的一本小說《後來發生了戰爭》。正是因為不能預期的未來，所以，永遠不能放棄奮鬥與努力。《小貝尼》就似乎隱喻了這種面向未來的選擇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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