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瀾在香港尖東帝苑酒店 圖/本刊記者 大食
蔡瀾拄着手杖，坐下後，露出杖頭上的小人笑臉。他曾為朋友買最精美的手杖，送得多了，研究手杖的學問越來越深。他開始收藏，如今已超過200支，這是他會花錢的證明之一。他的臉與香港各大食肆店內懸掛的合照相比，並無大變化。雙目微張，紅光滿面，只是頭髮全白，以前手杖給朋友用，現在自己也用上了。
年齡並未消減蔡瀾對電影的興趣。他平均一天看一部。採訪前一晚，他還在netflix上看劇集到深夜。最近看了《羅馬》，他拍手叫好。“導演阿方索·卡隆很聰明，通常導演拿獎以後，總要在大製作上下功夫。但他沒有，他跑回家鄉，用這麼多製作費拍一部小故事，呈現他的童年，又把這個小故事放大。他可以把幾條街都封起來，把整個海岸都封起來。把題材縮小再從裡面放大就很聰明。”
這有些像篆刻，方寸之間雕琢出無限世界。篆刻是蔡瀾的眾多興趣之一，與書法、畫畫等一同陪他度過了人生為數不多的灰暗日子，那段日子大部分存在於他從事電影監製時期。
蔡瀾做了40年電影監製，從沒封鎖過整座城市，政府也不允許。他經歷過的最大場面是，九龍城寨要拆的時候，他向政府申請，往九龍城寨里放了40部機器，買了幾噸炸彈放在裡面，邊炸邊拍，直到因飛機經過不得不停止。這些畫面用在了成龍主演的影片《重案組》中。
電影從蔡瀾出生起就和他有着緊密勾連。父親蔡文玄是邵氏兄弟新加坡公司的第一位職員，兼營戲院。蔡瀾家住戲院樓上，一探出頭就看到銀幕，從有記憶開始就一直看電影。長大了更狂熱，他逃課去看，最多一天趕五場。14歲他就在新加坡報紙上發表影評，高中畢業後赴日本大學學習電影編導，並擔任邵氏公司的駐日代表。
回港後，蔡瀾又一度外派至韓國、泰國、馬來西亞等地。他效力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邵氏”）近20年。
20世紀80年代，蔡瀾進入嘉禾娛樂事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嘉禾”），監製了成龍《快餐車》《一個好人》《龍兄虎弟》等影片，其中大部分在海外拍攝。當時，成龍受到香港黑社會威脅。嘉禾老闆鄒文懷讓蔡瀾把成龍帶走，“喜歡去哪裡就去哪裡。”這句話正中蔡瀾下懷。他帶成龍、洪金寶和編劇陳景生去了巴塞羅——那一個彙集了畢加索、米羅、達利和高迪四個藝術家的城市，在酒店寫劇本，準備好後召集大部隊開工拍戲。
自此，世界成為他的片場。前南斯拉夫、法國、澳洲諸國，蔡瀾先後涉足。成龍的戲一般一部拍一年，蔡瀾得以在這些地方生活。他最愛克羅地亞首都薩格勒布。“到了當地，工作人員總會讓我們看到風景最優美的地方，跑遍許多普通人不去的角落。辛苦是辛苦，但和走馬觀花的觀光完全兩樣。”
蔡瀾在嘉禾做到公司副總裁，直到1997年創始人之一何冠昌離世，他徹底告別電影行業。40年的電影製作生涯並不盡如人意，蔡瀾離開時發出感嘆：“浪費了40年才發現自己並不喜歡電影製作，愛的只是看罷了。”但他依然熱愛電影，他認為，如果當時沒有入行，而是一直寫影評，現在自己會是個成功的影評人。
事實上，蔡瀾得到的世俗意義上的成就幾乎都與電影無關。閱讀、美食和旅行三個興趣各自開花，相互滲透，成為蔡瀾50歲之後生命中的主要命題。他的主業是“吃吃喝喝”，成了一名不折不扣的玩家。瀟洒的人生態度與通達的個性契合當下人群的心理需求，他成為享樂主義的代言人。
他曾和好友黃霑等人合作訪談節目《今夜不設防》，無所不談，收視創下紀錄，吸引bbc派團隊拍攝專題。在電影行業備感無趣時，他將心懷述諸文字，曾一周寫14個專欄，翻開報紙，就能看到他的名字。這些小品文集結成書，至今已超過200本。
他對美食的熱愛迅速發展，食肆以得他推薦、與他合照作為招攬客人的手段。走進香港街角一家茶餐廳，旁邊也可能會有“蔡瀾推薦”，這一範圍現已擴展至東南亞。蔡瀾曾擔任《舌尖上的中國》顧問，也曾推出自有產品“暴暴茶”，後改名“抱抱茶”，售賣至今。2018年，蔡瀾越南河粉店於香港中環開業，蔡瀾美食城等相關飲食產業也逐漸發展。
在邵氏轉型時，他有了此前未有的大量空閑，投入身心到篆刻上，拜馮康侯為師，開始正經研習書法與篆刻。這成為伴隨他至今的愛好，並造就他後來在北京和香港榮寶齋開辦的書法展。
離開嘉禾後，tvb製作了旅遊節目《蔡瀾嘆世界》，節目組和蔡瀾赴13個國家拍攝代表人生最高享受的生活場景。“嘆”是粵語詞，即享受。後來他成立旅行社，多次帶頂級旅行團外游，將這一愛好也變成工作，並出版多本遊記。
《蔡瀾嘆世界》節目劇照
金庸曾說，除妻子外，蔡瀾是他一生中結伴同遊最多的人。他認為蔡瀾是一個真正瀟洒的人，“率真瀟洒而能以輕鬆活潑的心態對待人生，尤其是對人生中的失落或不愉快遭遇處之泰然，若無其事，不但外表如此，而且是真正的不縈於懷，一笑置之。”
多個行業的風生水起讓蔡瀾漸漸被冠上生活家、美食家、旅行家、商人等名號，他的廣泛愛好在告別電影后得以伸展，他一貫的努力讓自己在每一個愛好上都做得有聲有色。金庸評價他“見識廣博，琴棋書畫、酒色財氣、吃喝嫖賭、文學電影，什麼都懂。於電影、詩詞、書法、金石、飲食之道，更可說是第一流的通達。”好友贊他，“雖魏晉風流，猶有不及。”
年近80，蔡瀾依然樂於接受新生事物。他對新科技敏感好學，電子產品要買最新款，微博、微信、知乎、臉書等社交媒體熟練使用。“我一生就是給好奇心驅使到現在。”他喜歡和年輕人交流，2019年5月，他接受湖南衛視邀請，錄製了綜藝節目《我們的師父》，在節目里和幾個徒弟玩抖音。節目播出時，他與網友互動，發了近百條微博。此前，他每年臨近春節時都會打開微博評論一個月，回答大家提問。
關於電影，蔡瀾少與人言，語言文字多是風花雪月，這與他人前不談煩惱、痛苦自己消化的人生態度一致。在蔡瀾眾多頭銜中，電影人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個，卻是他故事的開始。以告別電影業為界，他享受於書寫人間歡樂，聲名與哀怨絕緣。
電影字典
78年的人生中，蔡瀾有記憶的痛哭只有兩次，第一次是父親去世。他受父親影響極深：父親從事電影行業，蔡瀾對電影的興趣從小得以培養。父親為公事和私事四處旅遊，寫了大量的旅遊詩篇，這也成為蔡瀾熱愛旅行的原因之一。父親是新加坡文人，結交當時的文人如郁達夫等，家中來客也有劉以鬯。這早早地給蔡瀾對文字的興趣埋下種子。蔡瀾對茶道、書法、種花的興趣，也是受父親影響。他至今仍謹守的準時、守信準則，亦來自父親。
蔡瀾的父親蔡文玄是個詩人，因從大陸到南洋謀生後，常常望鄉，夢見北岸的柳樹，取筆名柳北岸。蔡文玄曾研究古典詩，在報刊發表詩作後得到戴望舒的鼓勵，繼續寫下去。1927年，蔡文玄從汕頭下南洋，得到邵仁枚和邵逸夫兄弟創辦的海星電影公司（邵氏前身）賞識，受聘為公司第一位且唯一一位職員。他白天處理文書賬目、繪製電影廣告和宣傳品，處理雜務，晚上到邵氏下屬戲院賣票兼帶位，深夜在公司後院打開帆布床睡覺。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蔡文玄已經是中文部經理兼邵氏兄弟的私人秘書。
此時蔡家已有大女蔡亮、長子蔡丹、次子蔡瀾三個小孩，僅靠蔡文玄難以養活家人。母親洪芳娉日間替他人做中介，買賣金飾珠寶或其他貨物。她在家用甘草湯晶製作甘草芒果、甘草芭樂，夜間由蔡亮擺攤售賣，補貼家用。凌晨3點，洪芳娉帶蔡亮去黑市買入貨品，同樣供夜間售賣。因長期吸入霧氣受到風寒，洪患上嚴重哮喘，卧病十年。蔡丹、蔡瀾以及其後出生的幼弟蔡萱都由蔡亮照顧。
二戰結束，蔡文玄在1945-1973年繼續擔任原職，工作除到中國和日本買入華語、日語片，為戲院安排放映日期，還要審核香港邵氏製作廠製作的電影劇本，批核演員及導演名單，提出意見並修改。影片拍攝完成，毛拷貝先送到新加坡，晚間在公司內的小電影院放映，蔡文玄需審核、修剪菲林膠片，以便順利送到中國及新加坡電影審核部門批審。1973年退休後，邵氏公司請他進入董事會，為公司提供諮詢服務及意見，多年後他請辭。
因父親的工作，蔡瀾姐弟看了大量電影。往後的工作也都和電影有關，蔡丹從南洋大學畢業後，進入邵氏公司。蔡文玄退休後，蔡丹接任中文部經理。蔡萱也畢業於南洋大學，由蔡瀾資助到日本研讀電影及電視製作，回國後在新加坡電視台擔任高級監製。
蔡瀾愛電影最甚，為了能看懂外文電影，他上午讀中文學校、下午讀英文學校。中學時嘗試寫影評及散文，曾記錄各國導演、監製、演員表數十冊，並被聘為報紙電影版副刊編輯，掙了不少稿費。他自認是香港人中看電影最多的人之一，傑出的電影都記得。邵逸夫問他關於電影的事，只要說出某些劇情，他都能說出片名，邵逸夫叫他“電影字典”。
念完高中，蔡瀾本對繪畫感興趣，想去巴黎學畫。但洪芳娉知道他嗜酒，認為他去了法國一定成為酒鬼。日本電影處於黃金時代，石原裕次郎、小林旭的影片大行其道，小津安二郎、黑澤明、溝口健二等導演風頭正勁，他看日本電影里，銀座整條街都燈光燦爛，“吸引你，充滿幻想力。”蔡瀾提出到日本學電影。洪芳娉同意了，“她不知道日本有一種叫sake的清酒。”
當時蔡瀾已年滿16，按新加坡法律規定，需要強制服兵役。當時靠邵逸夫的哥哥邵仁枚幫忙，以人才發展為由將蔡瀾拎了出去。作為代價，邵仁枚將自己的兒子送進兵營。後來蔡瀾沒有離開邵氏向外發展，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份恩情。
蔡瀾進入日本大學藝術學部電影科編導系就讀，靠看電影學日語。石原裕次郎的《紅之翼》（紅の翼）他看了50遍，買了麵包在戲院里啃。看得足夠多了，日語脫口而出，發音奇准。
剛進學校，大家都以為自己是導演，都想成為第二個溝口健二和黑澤明。教授給的第一個作業是拍一個人從這裡到那裡的鏡頭。第二個作業，拍一個人追另一個人從這裡到那裡。“大家都完蛋了，一剪起來方向都不對，才知道拍電影是不容易的。”
日常課程是嚴格的基礎訓練，片子突然斷掉，沒有剪接機，要用破碎的玻璃把菲林刮平，放膠水，拼接。“從最基本的技巧開始，多過內涵的講授。”
“我不喜歡，那個很枯燥。但是枯燥還是要學。現在很多導演不願意學。拍電影有電影的技法，劇本上可能就一句，這個人爬到山上跌下來。實在拍時，人爬到上面，這個人‘啊’了一聲，一個假人從上面摔下來。這樣拍沒有力量。要靠鏡頭的力量，爬山時人物臉上的特寫、手的特寫、汗水的特寫，一路看下來，到上面，抓住一塊石頭一塊石頭爬上去，石頭一松，再‘啊’，往下跌。這一連串鏡頭幫忙到整個場面，才有緊張性。這是電影的力量，畫面的力量。”
在學校，蔡瀾一貫不安分，開始半工半讀。邵氏在日本業務很多，需要一個人做駐日代表。邵氏兄弟看着蔡瀾長大，對他十分信任，這個任務落到他頭上。後來更派他接替離去的鄒文懷，在香港片廠當製作經理。蔡瀾回憶：”當年膽粗，上就上吧。邵仁枚先生就讓我來到片場裡面，也等於是代表了他在片場裡面的存在。”
自此，蔡瀾40年的電影製作工作拉開序幕。
蔡瀾在邵氏公司日本辦事處
普通的商業片
蔡瀾從主要負責購買日本片到香港及東南亞放映開始，到負責香港電影的日本外景部分，他做過電影的每一個環節，包括道具、木工、副導演、攝影助理等。
雜碎事務的成就感來自於達到導演的要求。導演因骷髏頭道具做得不像大發脾氣，他漏夜跑到山中，在別人的骨罈中找骷髏頭，洗刷得發亮，第二天交給導演。
蔡瀾最初想做導演或做編劇。後來發現，當導演，從寫劇本、創作、選演員、指導拍攝、剪接，到看片子，工作就結束了。做監製的不同，可以參與電影的發行，可以同時監製幾部電影。“我興趣比較廣，學習能力比較強，當監製接觸的內容比導演多，樂趣也比導演多。所以我選擇當監製。”
第一次見張徹，張帶着演員羅烈和午馬。40出頭的張徹身高六尺，穿着窄筒褲，一撮勾狀短髮掛在前額，一邊用手整理，一邊和蔡瀾大談中國電影為什麼不能起飛，什麼時候才能與好萊塢一爭長短。張憤怒、不滿，對電影抱着一套理想。
香港沒有彩色沖印，拍完後送到日本東洋視像所。拷貝送去之前由蔡瀾檢查，他因此看了所有的邵氏出品電影。看到《獨臂刀》時，蔡瀾耳目一新，認為拍出了張徹曾與他談到的真實感和陽剛之氣。“那時所有的武俠片都像舞台表演，他就比較寫實，一刀斬下去就有血，有骨頭撕裂的聲音，這些他都很認真地去重現。”
負責《金燕子》外景之後，他和張徹又合作了《飛刀手》等影片。拍了幾部片之後，他向邵逸夫建議：香港拍一部電影要四五十個工作日，日本只要20個就完成，不如在日本拍。邵逸夫同意了，從香港派來四五個演員，其他都用日本人，拍了《裸屍痕》，陳厚擔任男主角，丁紅演女主角。從此，在日本拍攝的香港電影越來越多。他們拍到富士山，就把富士山頂刪掉。“雖然當年香港電影已經很工業化了，但是技術方面其實沒有那麼先進。一般製作都比日本慢。”
1968年，蔡瀾在日本看了導演庫布里克的《2001太空漫遊》，這成為他重看多次的影片，至今已經看了超過40遍。
蔡瀾在日本
第一次在寬銀幕立體電影屏幕上看，三塊屏幕拼在一起。他想着2001年自己是什麼樣子，在那一刻好像就已經過了2001年，甚至到了2002年。“他這個戲尤其與其他不同，就像交響樂一樣，總有一段‘噹噹噹噹’是吸引你的。這部戲的‘噹噹噹噹’就是跟電腦打架的時候，大家都看得懂。他一定有一段讓你看得懂，你才會慢慢看別的。我知道沒有辦法成為這樣的導演，沒有這種能力，我有自知之明。我的電影都是很普通的商業片，每一段都看得懂。”
他心中商業片的標杆是《卡薩布蘭卡》，有商業、有藝術，雅俗共賞。但像這樣的片子，他也舉不出幾部來。“雅不是沒票房，這個問題出在導演本身，出在投資者本身。明明知道這種是曲高和寡的電影，就寡嘛，為什麼你不能接受寡呢？要拍得很有藝術性，又要所有的觀眾來買票，這不大可能。想通了這個，你就知道，又要得獎，又要賣座，太貪心了。”
在邵氏工作時期，他多次向邵逸夫提出，一年拍40部，40部都賺錢，不如拍一部不賺錢的吧？邵逸夫回復：我通通拍、通通賺錢那多好？為什麼要來一部不賺錢的呢？“邵逸夫先生是一個很成功的商人，放在中國歷史上來看，電影商業化做得最成功的人還是他。但他太商人了，如果他願意，邵氏可能會留下更多經典的作品。”
邵逸夫的回答讓蔡瀾無奈，但恩情所在，他不願離開邵氏。“我一直有理想，拍一些好片子，格調高一點的片子，但是做不來，令我很煩惱。我的無奈多過難過。”
蔡瀾被邵氏召回香港，彼時的創作氛圍，他多年後時常回味。他與張徹等朋友，帶上某個新導演，去吃飯喝茶，聊到什麼題，眾人一致說好，朋友回去就寫劇本。《馬永貞》便是這麼拍出來的。這期間，蔡瀾監製過多部作品，包括幾部三級風月片，成本低又有高票房，老闆滿意，但他一度被冠上“咸濕監製”的名號。張徹有時去他辦公室喝茶，對他說：“人不如意時可以自修。”他因此做了許多與電影無關的學問。
20世紀70年代，邵氏調整商業布局，由電影行業轉向電視行業。蔡瀾空閑時間多起來，“我學到的是工廠式的大量生產，只會這一種方法，所以向老人家提出離開。邵逸夫爵士還送我一筆巨款，在當年是很嚇人的數字。”
蔡瀾到獨立製片公司做了一兩年，拍了《烈火青春》《等待黎明》等幾部影片，前者由葉童、夏文汐、張國榮主演，後者由周潤發、葉童、萬梓良主演。鄒文懷自組嘉禾，前上司何冠昌也參與其中，邀請蔡瀾加入，他答應了，開啟了嘉禾監製的20年。
蔡瀾在嘉禾
“我最喜愛的事，卻是我最不喜歡的”
到了嘉禾後，電影市場的指向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香港電影仍處於市場極度紅火的狀態，東南亞、日本甚至澳洲、非洲、北美洲，共同構築了強大的海外市場，只要有片就能賺錢，巨大的資金迴流又給電影製作充實了新鮮血液，形成良性循環。盜版開始出現，但翻錄技術並不成熟，翻一版需要兩個小時。
入職後，何冠昌問蔡瀾的第一句話就是“你會不會看毛片？”一部電影拍完後，第二天拿去沖印，印出來何冠昌和他一起看，他心裡把鏡頭剪好，看完後已經知道這場戲少了什麼鏡頭，需要補什麼鏡頭。這樣的操作方式在香港電影行業延續多年，2019年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導演庄文強這一輩電影人入行時依然如此，在90年代末香港電影遭到重創後逐漸停止。
嘉禾時期合作最多的成龍，蔡瀾早在邵氏就已經見過。1974年，成龍出演李翰祥電影《金瓶雙艷》中的鄆哥，和當時的當紅演員楊群飾演的西門慶對戲。台詞難記，但成龍記一遍就入腦，拍完後李翰祥說：“我知道他能把這場戲演好，怎麼樣，我眼光不錯吧？”成龍成了巨星後，蔡瀾和成龍聊到這段往事，成龍還記得，“我也不明白李導演為什麼會找我……只好跟着拚命咯。”蔡瀾與成龍聊《a計劃》由鐘塔上掉下來的鏡頭，成說“拍之前用了一個和我身體重量一樣的假人，穿破一層層帳幕丟下去。正式開拍的時候，由上面望下來還是怕得要死。”這番交談後，蔡瀾發現成龍並未因成名而喪失率直和坦白。
1992年，蔡瀾參與監製《力王》，這是他時至今日為數不多願意提起的影片。《力王》改編自日本漫畫，與日本人接觸多了，蔡瀾發現拿文字劇本從來沒有談成過。他拿了《力王》的漫畫提出改編，對方一看就懂，說“好呀好呀”。“文字後面有很多不同的意見、思想、創作方法，漫畫已經給你弄好了。”影片中，力王在監獄中飽受警察壓迫，發怒反抗，殺死獄長後逃脫。導演藍乃才攝影出身，擅長特技，將原作中的血肉暴力的效果呈現得異常突出。時至今日，仍有外國影人研究其中的暴力美學。“暴力會一直增加，未來的暴力會更加有衝擊力，以前的暴力就會越來越兒戲，之前張徹的暴力就很兒戲了。”
蔡瀾清晰地知道了自己在電影製作上的天分，責任心與工作要求讓他斷了拍藝術電影的念想。他開始在電影拍攝中找尋別的樂趣。1988年，導演區丁平拍攝《群鶯亂舞》，蔡瀾擔任監製。該片講述了英國人禁娼，派遣專員程立邦到塘西名寨調查，引出一連串故事。劉嘉玲、關之琳、利智、王小鳳擔任主演。蔡瀾並未經歷過那個風花雪月的年代，他和區丁平一同研究，考據服飾、妝容，四個美女穿上當年的旗袍走來走去，布景又逼真，再來一桌當年的菜，就像喝了一次當年的花酒。宣傳影片時，蔡瀾買了份報紙頭版，用四個女主角當封面，不必宣傳文字，已吸引了很多觀眾。
“電影成了我很大的玩具，很多人玩不到的，都在電影這個行業里玩到。它成了我一個夢工廠。這是無奈之下的一種選擇，太過強烈的悲哀是沒有的。你可以順其自然把興趣慢慢轉移。”
其間的一個插曲是，90年代末，倪匡愛上了一個酒店的媽媽桑，常常請他和黃霑去夜總會，把所有女人都叫來。他們三個一直說笑，女人一直笑，“變成我們在娛樂她們。”“我們想既然花那麼多錢讓幾個人笑，不如搬到電視台談同樣的東西，讓所有的人笑，還有錢賺呢。”這成為電視節目《今夜不設防》的緣起。
此前香港未有過同類節目，三個人在電視上一通胡侃，氣氛輕鬆。周潤發、成龍、張國榮、林青霞、王祖賢……當下最火的明星被邀請到節目上，節目通常錄兩個小時，第一個小時互相寒暄喝酒。醉了，第二個小時卸下防備，大聊特聊。於是觀眾看到了抽煙的張國榮、大聊愛情的王祖賢、幽默的許冠文、遊刃有餘的周潤發……節目最高收視率超過70%。“為什麼那麼受歡迎？他們打開電視，好像和我們在客廳聊天，因為話題不是預先設定的，談人生、旅行、時尚和互相的苦惱，訪問嘉賓的生活，可能比較坦率、大膽一點，語言也比較風趣。”
這時的香港電影仍春風得意，“從邵氏電影開始，一直到新藝城（新藝城影業有限公司，由麥嘉、黃百鳴、石天於1980年創立，1991年結業）時期，都是香港電影的黃金時代。所謂的黃金時代，一部電影還沒拍，賣給外國電影的錢已經夠你拍一部電影了。我們不會虧本的，這叫作黃金時代。”
進入90年代後，盜版翻錄飛速蔓延，dvd的出現讓盜版商能像印報紙一樣翻錄電影，香港政府遲遲不下手嚴禁盜版，香港電影行業受到猛烈衝擊。風雨飄搖中，何冠昌於1997年逝世，蔡瀾徹底告別電影行業。
“我發現拍沒什麼人看的藝術片，對出錢的老闆很對不起。我對藝術的良心，沒有我對投資者的良心那麼重。而且，要建立個人風格，需要犧牲很多人，我不忍心。到現在我才知道我最喜愛的事，卻是我最不喜歡的。”
不帶俗氣
“媽媽一直說要培養其他專長，某一樣東西不幹了，就可以干別的。何必那麼辛苦，從頭到尾干一件事情？她說，干很多不同事情的快樂多過干一樣的。”
40歲那年，蔡瀾在世伯劉作籌的引薦下見到了書法家、篆刻家馮康侯。馮曾任黃埔軍校校長辦公室秘書、中華書局編輯，幼從畫家溫其球習畫，又拜劉慶崧習篆刻；1919年赴日入美術學校學習實用美術，1921年回國；曾為梅蘭芳畫舞台布景；1949年後移居香港九龍，在聯合書院等大專院校講授文字學。馮康侯被視為“香港篆刻第一人”。馮看了蔡瀾的字，說“好在不帶俗氣”，讓他臨黃山谷的字。
蔡瀾曾寫：居住在香港這幾年假如得不到老師熏陶，我自己會變成怎樣一個怪物？每天打開報紙，先看電影賣座票房紀錄，生活圈子只限於與事業有關的認識，談來談去是買房子、汽車和金幣。
在馮康侯教導下，蔡瀾開始讀碑帖，學篆刻，看名畫，連睡覺的時間也用來研究，同事們一度叫他瘋子。馮康侯看到了，寫了個印稿給他刻，印文曰：玩物養志。
與馮康侯相處讓蔡瀾獲益匪淺，除去父親，馮康侯是對他影響最大之人。“我拜的是老師所信的宗教，他的宗教是藝術。83歲的人，還是不停地寫、不停地刻，永遠在創作。”馮康侯離世，讓他第二次痛哭。
他向丁雄泉學習繪畫，後者出生於無錫，曾在法國、荷蘭、加拿大、瑞典、西班牙、新加坡等國家和中國香港、台灣、上海地區舉辦個人畫展一百餘次，自號“採花大盜”、“風流先生”。“我就喜歡他對顏色的把控，那種畫風，看他畫的人也會很高興，這是天分，不是常人能夠學到的。我能夠學到一些皮毛，已經很高興了，我就把它畫成領帶。”丁雄泉送給蔡瀾特殊的顏料，能溶於水，幹了之後被雨淋濕也不會脫落。蔡瀾按丁雄泉的路子，畫了很多條領帶。
蔡瀾常和丁雄泉吃飯，但少有常人的約束。他們兩人到一家館子，叫了整桌菜，經理說：“丁先生和蔡先生請客，誰不來啊？”丁雄泉回答：“請了畢加索、李白、蘇東坡，都來不了啦。”
眾多師長的處世態度與蔡瀾長期的閱讀積累碰撞，他的人生困惑被逐個擊破。痛苦被鎖進箱子，扔入大海，少有回味，用力生活成為餘生大事。
閱讀、美食、旅行各表一枝，相繼開花結果。
幼年，蔡文玄常買一大包書，放在地上，隨他們兄弟姐妹挑選，觀察小孩對哪樣書有興趣，往後便多帶同類的書。蔡瀾因之看了大量的《水滸傳》《三國演義》《戰爭與和平》等古典小說和世界名著。明朝小品文，他反覆咀嚼，寫文章也如此，嚴謹幹練。他寫專欄沿襲父親的習慣，修改三次，“寫完之後，看一遍，改一次；第二天早上再改一次，就比較冷靜；第三次，寄到報社去，排好之後送回來再改。”
蔡瀾不知道自己作品的具體銷量，但一再有翻印和新書邀約。他不在意走不進純文學或嚴肅文學的殿堂，認為寫作的目的是“把自己的感想，用最淺白的方法表達給大家”。
洪芳娉做得一手好菜，做飯往往帶上全家。做冬瓜盅，蔡文玄在冬瓜上雕刻立體書法，龍飛鳳舞。母親在瓜中放入雞肉、瘦豬肉碎、乾貝、螃蟹鉗肉、魚肉、銀杏等，花菇和蝦米先行浸透，切丁後下。湯底預先把豬骨和雞骨燉好，取其清澈如水的湯汁入瓜再燉。蔡瀾姐弟負責挑選夜香花，采恰好開放的蓓蕾，花萼蔥綠、花瓣略帶黃色，用清水洗乾淨，撒在湯上。
姐弟采完花後無事可做，蔡文玄便讓他們把鮮蝦肉剁碎，舂成肉醬，釀進花里，鋪在豆腐上蒸，又是一道美味。蔡瀾在這樣的飲食環境中長大，對食物的理解可見一斑。
有一次蔡瀾請父母到酒樓，上桌的飯菜質劣價高，服務態度更差。他一氣之下，便寫了一篇批評文章到報館，不料大受歡迎，從此一發不可收，漸成品食高手，得大名於食評。
蔡瀾與李珊珊錄製節日
“我活過”
蔡瀾曾花十年時間搜集資料，寫出一本《追蹤十三妹》。這是他兩百多本書中唯一一部小說。上一次公開發表的，還是14歲時寫的《瘋人院》，那是一個有些科幻和懸疑的故事，當時劉以鬯在《南洋商報》編副刊，所寫的小說對蔡瀾吸引力很大，他照着風格寫，創作了這個女孩子被男朋友拋棄後發瘋的故事。
十三妹是香港五六十年代的專欄作家。蔡瀾十分喜歡她的專欄，認為即便放在現在，她的思想、筆鋒、言辭都十分犀利。十三妹從不露面，背景駁雜，是個越南華僑，父親受西式教育長大，母親是北京人。她在河內和上海都居住過，後來去了香港。傳說中，她不只會彈鋼琴，還會法文、英文，甚至拉丁文。
她的新潮在於，第一個在報紙專欄上向讀者介紹什麼叫存在主義，什麼叫弗洛伊德，什麼叫意識流小說。“都是寫專欄的人，總要認為誰寫得最好，在我心目中，十三妹寫得最好。”蔡瀾說，“在那個年代，她已經周遊列國了，第一個介紹佛蘭西斯·莎崗（內地一般譯為弗朗索瓦茲·薩岡）給香港作家，當年香港人不知道法國小說界出現了這樣一個人物。十三妹很先進，她（的文字）現在還沒有褪色。”
《追蹤十三妹》1995年出版，蔡瀾不僅描述了他對十三妹的猜測估量，也借男女主角的愛情呈現了五六十年代的香港社會生態。在這本書中，主角去邵氏參觀，看到一個沒有門的車庫裡排着一輛賓士、一輛雪佛蘭、兩輛勞斯萊斯……都是邵逸夫的車。此間，亦舒、胡景文、黃霑初露鋒芒，有一個作家小圈子，周末會到作家簡而清家小聚，談論文學和理想。女主角與當紅明星陳厚有了一段情，工作期間也認識了丁紅、林黛等邵氏當紅影星。蔡瀾的朋友們逐個登場，故事亦真亦假。
蔡瀾生於新加坡，求學在日本，工作後輾轉泰國、前南斯拉夫、韓國、西班牙等國，他選擇定居中國香港，已經是60年代之後的事。在這本書里，他毫不掩飾對五六十年代的香港的嚮往，“那時候香港沒有那麼繁榮發達，是一個非常優雅、很有閑情的小鄉村，貧困裡面懂得享受。”
借十三妹之口，蔡瀾談及對文學、電影乃至社會生活的理解。由此可見，他的世界觀在當時已基本形成。談及小品文，他寫，“如此自由不拘，既可幽默，復可感傷，忽而辛辣，忽而柔和。”談及電影，他寫，“《林家鋪子》是最好看的華語片，這部片子的人物，分不出哪個是主角，哪個是臨記，中國人說中國話，沒有技巧，沒有誇張，自自然然地，沒有覺得他們在演戲。”這與時至今日蔡瀾一直強調的“真”如出一轍。
書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女主角、男主角與十三妹的對話，除去對當時社會生活的探討，十三妹為女主角做人生解惑，更像是蔡瀾生活經驗的分享。《今夜不設防》播出後，大批香港年輕人來信，像文中女主角問十三妹一樣問蔡瀾問題，蔡瀾在報紙上開專欄回復。這些回復集結成書，名為《給年輕人的信》。現在，書信少了，他註冊了微博，換了種方式與年輕人對話。5月，他錄製《我們的師父》，四位徒弟也向他提出了一連串的問題。
蔡瀾參加《我們的師父》節目
蔡瀾發現，幾代人的煩惱通通是一樣的。現在迷茫，老了不知怎麼辦，生老病死如何面對，愛情令人憂愁……“我喜歡年輕人，也喜歡跟他們溝通。所以會去回答問題，參加節目。他們的想法還是能夠啟發我。但大家都不肯用功，總覺得迷茫。可是人在拚命工作的時候，哪來的時間去想這些東西？”
年近80，蔡瀾依然樂於接受新生事物，最近還在節目里和幾個徒弟玩抖音。他還喜歡香港，儘管香港在飛速發展中失了閑情。他感覺世界越來越糟糕，但又說“我過我的就好了”。生命似乎走到越來越需要為自己總結的階段，他說：“我作為電影人，是一個很不稱職的電影人；作為寫作人，是一個可以說很輕浮的寫作人，也不算是很稱職；我做商人只是做小買賣，也不算是很稱職的。我想我比較拿手的是能夠逃避現實，能夠笑一笑，我的心情比較愉快，我能夠把壞的事情往好的地方想，這種天塌下來當被蓋的性格讓我成為做很愉快的人的專家，這個我很稱職。”
另一個廣為流傳的故事更適合形容他。一次，蔡瀾坐長途飛機，遇到不穩定氣流，飛機顛簸得厲害，鄰座拚命抓緊手把，他若無其事照喝手中的酒。氣流過後，鄰座問：你是不是死過？他懶洋洋舉起食指搖了一搖，回答說：“不，我活過。”
（實習記者余佳、蔣珊珊對本文亦有貢獻。參考資料：《蔡瀾這個人》《蔡瀾家族》《蔡瀾家族ii》《我喜歡人生快活的樣子》《追蹤十三妹（上下）》《江湖老友》《給年輕人的信》《給年輕人的信第二集》《給年輕人的信第三集》《給亦舒的信》《蔡瀾談日本》《蔡瀾品位》《蔡瀾談電影》《四位老友》《蔡瀾嘆世界》《梁文道：揭開香港女作家十三妹的身世之謎》《飲食男女》《妙趣人生》《紅顏知己》《十三邀：許知遠對談蔡瀾》《魯豫有約 蔡瀾：美食嘆人生》《蔡瀾：想吃盒飯的“食神”》）
不停在進步，拚命玩 | 對話蔡瀾
蔡瀾在他的越南河粉店前，香港中環 圖/本刊記者 大食
我的工作內容從來沒有變過
南方人物周刊：電影吸引你的是什麼？
蔡瀾：它充滿了幻想力。我去日本，也是因為我看了當年放映的日本電影，銀座整條街都燈光燦爛，那時候新加坡還沒有這麼亮。我很喜歡大都市。
南方人物周刊：大都市都沒什麼閑情。
蔡瀾：大隱隱於市。
南方人物周刊：你那個時候就在想大隱隱於市的事情？
蔡瀾：30歲左右，我已經開始可以掌握自己的生活節奏。
南方人物周刊：當時你在日本學電影，同學之間談得多的是誰的電影？
蔡瀾：談得多的是小津咯，談黑澤咯，談溝口咯。
南方人物周刊：實際上你喜歡他們的電影嗎？
蔡瀾：我喜歡的。小津有很天真的一面。他有一部戲叫作《我出生了，但……》，這部戲很好笑，從小孩子的眼睛來看大人。拍得非常之好，比較少人注意到。他所有的作品裡，我最喜歡這一部，多過喜歡他講母子情、講老人的。
南方人物周刊：當時如果沒有邵氏的邀請，你會做什麼？
蔡瀾：應該還是電影這一行。我們說“這一行”，其實是“這幾百行”，因為裡面很多細節。如果你看一部外國電影，片尾字幕出現的人是幾千上萬個。每一個部門，每一個單位都是一種學問。要做得好的話不容易的。
南方人物周刊：但是監製不像導演，我們可能會覺得電影是一個導演的作品，很少說它是一個監製的作品。
蔡瀾：你能享受到樂趣的時候，也就不介意這些，也不介意是什麼人的作品。而且我們知道，不可能是什麼人的作品。一部電影要幾百幾千萬資金和成千上萬人來支持，怎麼可能是一個人的作品？這不公平的嘛。
南方人物周刊：你想當導演的時候，想成為哪一種導演？
蔡瀾：當然比較想成為好萊塢式電影的一種導演咯，什麼題材都可以。
南方人物周刊：你有沒有比較中意的題材？
蔡瀾：我會比較喜歡輕鬆一點的，不會太嚴肅，因為我個性並不嚴肅。
南方人物周刊：你之前提過特別喜歡《2001太空漫遊》。
蔡瀾：那是非常特殊的電影，不是一般人能夠做到的。這才是一個人的作品，沒有多少人做得到。很多好萊塢的大導演都說這個是媽媽，是母親。這是一部很完美的電影，第一次看不一定看得懂，越看越多東西出來。這不容易。
南方人物周刊：學電影的時候，你會跟周圍的同學一樣，也想成為黑澤明、溝口這樣的導演？
蔡瀾：一閃而過，也就沒有了。
南方人物周刊：但還是想過要拍片？
蔡瀾：也沒有特彆強的慾望。
南方人物周刊：對監製有強烈的慾望？
蔡瀾：監製可以令你不斷地接觸各類工匠，不斷地玩。
南方人物周刊：你去嘉禾的時候，鄒老先生已經引入了好萊塢的監製制度了，監製的話語權更大，涉及的範圍更廣了，對你來說會不會有一些新的要學習的部分？
蔡瀾：精神上還是一樣的，還是要拍賣錢的戲啊。我的工作內容從來沒有變過。所以要轉移興趣。我媽媽說你一定要培養一些其他的專長，她說，干很多不同事情的快樂多過干一樣東西。要求生，要變，不要固執地總做一樣東西。這對我影響很大。
南方人物周刊：那你當時拍的電影都賺錢嗎？
蔡瀾：差不多。
南方人物周刊：但這可能並不因為你是監製，而是因為整個市場就是賺錢的。你會不會很沒有成就感？
蔡瀾：嗯……成就感發生在別的地方，在我的著作上、書法上，在我的篆刻上。
認識的東西少，就是俗氣
南方人物周刊：你是在哪一年開始學書法的？
蔡瀾：我在邵氏那時候就開始對書法發生興趣了。我一直不停地把我的生活寫成信給爸爸，我寄到家裡的信都可以疊成一堵高牆。我爸爸認為我的字像鬼畫符。我從小看到父親拿毛筆，一下子寫幾個字，一下子又畫畫，我很羨慕。
南方人物周刊：所以就開始找馮先生學書法？
蔡瀾：對。其實，我喜歡篆刻，刻圖章。馮先生也以刻圖章聞名。我一個長輩劉作籌先生，他跟我爸爸是好朋友。我跟他表示我想學篆刻，他說香港有第一高手，就把我帶去。馮老師說，不行不行，一定要從書法開始。沒有書法底子的話，篆刻刻不好，就沒有筆法的味道。
南方人物周刊：當時為什麼想學篆刻呢？
蔡瀾：我一向喜歡。在一個方寸裡面，也可以有像宇宙那樣的變化。
南方人物周刊：那段時間是你突然有空了？
蔡瀾：不是突然，那時候空餘的時間比較多一點。
南方人物周刊：那是你比較低落的一段時間嗎？
蔡瀾：對。低落，第一，不是你一直喜歡做的事情，第二，做得越來越覺得無聊。
南方人物周刊：當時你有沒有想過換工作？
蔡瀾：沒有，電影還是我主要的、做了幾十年的事情，還是我最熟悉的事。
南方人物周刊：學書法後，心態是不是開始轉變了？
蔡瀾：也沒有。一切都是一點一滴慢慢累積下來的。馮先生對我影響很大。他說，我教你書法，不如教你做人吧。他認為我的字不俗氣。“不俗氣”至少比“俗氣”好呀。
南方人物周刊：你有感覺到自己不俗氣嗎？
蔡瀾：托爸爸的福，我一向不太有俗氣的根。
南方人物周刊：你覺得俗氣是什麼樣子的？
蔡瀾：認識的東西少，自以為是，就是俗氣。
南方人物周刊：但你好像從來沒有停止過認識世界。
蔡瀾：我一直在不停地學習，所以我應該不會太俗氣。“三日不讀書，便覺面目可憎”，我不會的，因為我在不斷地吸收。
南方人物周刊：馮先生對你最大的幫助是什麼？
蔡瀾：認真做人，寫字也要認真。我覺得自己不夠認真。認真不要從“認”開始，從“真”開始。自己的個性要真，不要騙你自己，不要騙別人。
南方人物周刊：你沒有騙過人嗎？
蔡瀾：當然有騙人，怎麼會沒騙人？但是我騙人並不是太壞的，我是不邪惡的。
那一輩導演把文字化為畫面，這一輩導演用畫面化為畫面
南方人物周刊：我看到你說，看《獨臂刀》的時候還是眼前一亮。
蔡瀾：對。當年所有的武俠片都像舞台表演，張徹的就比較寫實，一刀斬下去就有血，有骨頭撕裂的聲音，這些他都很認真地去重現。他是屬於另外一輩的人，跟現在這一輩完全不同。
南方人物周刊：那一輩和這一輩是指？
蔡瀾：那一輩是把文字化為畫面，我們這一輩是用畫面化為畫面，我們的畫面永遠是第二手畫面，不新，中間沒有經過創作，沒有經過從文字形象化為畫面的過程。現在的形象化是別人給了你一個形象，你再去用多一次，是老化的形象。現在的導演都有這種毛病，是最大的毛病，大家都不承認而且看不出自己的毛病在什麼地方。現在很多年輕人都沒有經過文字，都不讀書，問題出在不讀書。
南方人物周刊：那一輩的導演是讀書的？
蔡瀾：張徹啊，李翰祥啊，那一輩人都是讀書的。
南方人物周刊：從圖像到圖像大概是什麼時候開始的？
蔡瀾：圖像到圖像是從漫畫開始，從漫畫流行起來開始。從七八十年代開始吧。
南方人物周刊：七八十年代，那就是香港新浪潮差不多開始的時候。
蔡瀾：對。所謂的新浪潮就是把法國人的名字借鑒過來。香港的新浪潮並不太新，就是多一點導演從外國學了回來。以前很少留學的導演。
南方人物周刊：他們不算是真正意義上的新浪潮？
蔡瀾：不算是。因為法國的新浪潮能夠打破常規，香港所謂的新浪潮都沒有那麼大膽，都是非常之傳統。
南方人物周刊：所以現在的電影跟以前比，基本功沒有那麼紮實？
蔡瀾：經過那個黃金時代以後，這些新的導演都不紮實，香港電影整體就沒落了。之前像洪金寶他們都很會講故事，很會用鏡頭和剪接來講故事。鏡頭和剪接用得最成熟的是楚原。我們一個大片場裡面有幾個攝影棚搭了多個布景，他都可以跑去拍，這邊拍一場，那邊把衣服換了又拍另一場。整個劇本在他的腦海通通組織好，很厲害。我們的拍攝方法一向是歐洲的拍攝方法。歐洲的拍攝方法就是說，我拍你，就從我這邊的遠景一直拍過去。兩人講話時，拍你是“一、三、五、七”，拍我時鏡頭調回來是“二、四、六、八”，中間可以不拍的就不拍。美國的導演，一場戲通通把它拍下來了，再補一些特寫。
王家衛也很會講故事，《重慶森林》講故事講得很好的。但他有時候故意講不好，《東邪西毒》就是，太做作了，我不喜歡這個。《一代宗師》算是故事講得好的，我喜歡的。
李安永遠把故事講得很好，是高手。像《飲食男女》。大家都會有親情，有愛情，有故事，你會同情、投入到角色里，這都是本領，不容易做得到。一個鏡頭一個鏡頭組織起來就有一個故事，聽得你入迷，這非要有很深的功力才行，這個不容易。
但《卧虎藏龍》的境界不如山田洋次的武士三部曲，那是武俠片的巔峰。山田洋次描寫高手過招，高手一出招對方就倒下去了，很厲害，那是武俠片的最高境界；他的大部分片子是松竹映畫的氣氛，很溫馨、很家庭，從小津一脈相承下來，平凡中出故事，也很厲害，高手。
現在也有會講故事的人。《綉春刀》拍得很好，第一部拍到後面就亂掉了。第二部從頭到尾都還可以。
我們壞得很
南方人物周刊：你為什麼不多創作一些小說？
蔡瀾：我這個人性子很急，講故事需要耐性，而且需要很強的信念。像亦舒，她坐下來就可以寫了。我不行，我要喝茶，我要走來走去。而且我認為，一直集中精神花幾個月時間來寫一個題材的東西太悶了。
南方人物周刊：跟亦舒有交流過嗎，關於寫小說和耐心？
蔡瀾：她是當成工作了嘛，說一天一定要寫多少字，一天要什麼時候坐下來，很刻板的，好像印刷機。
南方人物周刊：但是她的小說，我們不會覺得是工業流程的產品。
蔡瀾：因為她有靈氣嘛，寫東西需要靈氣的。
南方人物周刊：那你寫散文，不也是每天有定量嗎？
蔡瀾：也沒有，我沒有規定什麼時候寫，而且定量的時候已經過去了。以前寫得多的時候，每個禮拜最少要寫兩家報紙的專欄，7篇加7篇，14篇了。還要寫周刊，寫幾個周刊，加起來也至少也有14篇到20篇。
南方人物周刊：痛苦嗎？
蔡瀾：我不痛苦。那時候我產量大嘛。我吸收的東西多，看的東西多，我到處旅行就有幾十篇可以寫。
南方人物周刊：你什麼時候開始看金庸先生的小說？
蔡瀾：我在新加坡，很小了，十幾歲。從《書劍（恩仇錄）》看起。後來到多產的時候，查生會同時寫兩部小說，一張報紙，這版一部小說，那版一部小說。報紙來的時候，派到家裡，我跟姐姐一人撕一半，她看一半，我看一半，都等不及的。可以吸引人到這種程度。
南方人物周刊：那你最喜歡哪一部？
蔡瀾：我比較喜歡人物多一點的。《天龍八部》人物多一點。現在看起來，就《書劍》最不好看。總是一大堆人，這邊一大堆，那邊一大堆，煩死了。
南方人物周刊：《天龍八部》最好的就是人間百態？
蔡瀾：都有。他為什麼不再寫呢，他已經寫完了嘛。只要你回想自己認識、能夠想象出的人，都可以從小說里找出一個跟那個人很相像的出來。
認識金庸先生，是因為我在邵氏時要拍他的小說改編的片子，要跟他講版權，那時候沒有開會式的談判，只到餐廳去吃一頓飯就搞定。
蔡瀾與金庸
南方人物周刊：你最喜歡金庸小說里哪位女性角色？
蔡瀾：我喜歡何鐵手。她很乾脆，她喜歡就喜歡了，沒有說一定要跟他結婚，就一直對他好。我不喜歡阿紫，她壞，心也壞。人要善良。
南方人物周刊：善良怎麼去判定？
蔡瀾：不要滿臉的想害人的樣子就是善良。
南方人物周刊：有一種說法是，真正的壞人你是看不出來的。
蔡瀾：聊久了就看得出來。但不是說壞人就不喜歡，人就分壞人和好人，有些壞人你很喜歡的。
南方人物周刊：哪種壞人是你喜歡的？
蔡瀾：（笑）你要講起來都是壞人啊。倪匡啊，我啊，我們壞得很的。
南方人物周刊：你壞在哪裡？
蔡瀾：不講給你們聽的嘛，壞人哪有自己講自己怎麼壞人的？都不講給你們聽。（笑）
我替年輕人可憐
南方人物周刊：你之前說火鍋是應該被剔除的一個菜？
蔡瀾：我後面還有話。因為我去四川，一些老師傅跟我訴苦，說再這樣下去，大家吃火鍋，我們這些川菜沒有人傳承下去。我一聽到，就很有感觸了。所以在電視節目中一問我，要消滅什麼？我就說消滅火鍋。因為大家去吃了，最好的美食卻忘記，去吃這種最基本的什麼東西都不必加、放進去燙好就可以吃的東西。這是最無聊的事情嘛。什麼精力都不必花的，連廚藝都可以不要的，那我們不是回到原始人去了嗎？
南方人物周刊：這算返璞歸真嗎？
蔡瀾：不算，至少要保留一些老祖宗那兒的好東西。開水白菜呀，肝膏呀，這些現在已經很少人會做了。大家都吃辣火鍋。我很想可以叫一桌不辣的川菜，要吃一桌不辣的川菜現在已經很難。
南方人物周刊：像我們平時在廣州，廣州的川菜館現在基本上就是酸菜魚，加各種干鍋，就這兩種菜。每家店都是這樣。你怎麼看待這種現象？
蔡瀾：我就覺得很可憐嘛。我替年輕人可憐。因為這樣下去他們沒有得吃了。
哪裡有時間迷惘呢？
南方人物周刊：講到年輕人，好像很多年輕人有困惑都愛問你？
蔡瀾：對。《我們的師父》也是，這四個年輕人來問我的事情也是一樣。後來我想我怎麼辦呢？想了很多種不同版本的答案。
南方人物周刊：你最近為什麼去參加這個節目？
蔡瀾：他們來邀請嘛，而且我喜歡年輕人，我也喜歡跟他們溝通。
南方人物周刊：你喜歡年輕人什麼地方？
蔡瀾：他們的想法還是有些能夠啟發到我。節目里他們還教我怎麼玩抖音。我馬上學習玩抖音去了。
南方人物周刊：他們問你什麼？
蔡瀾：迷惘啊。我說有什麼迷惘，你如果很刻苦耐勞，拚命地學習，你哪裡有時間迷惘呢？我們那時候念書，拼了老命在念，還有每天在拼了老命工作的時候，你哪裡還有什麼迷惘啊？（笑）
南方人物周刊：但是你的那些回答大家都聽，覺得好像是對的。
蔡瀾：好像是對的，似是而非，就是完全沒有用的。（笑）
南方人物周刊：你也覺得完全沒用啊？
蔡瀾：我覺得沒有用。我覺得他們聽，不會聽得進去，但是也要問。永遠都是你講了他們不會接受。就像我年輕的時候，你講給我聽，我都不會接受。倪匡講過，這個世界會進步，就是從年輕人不肯聽老人的話開始。
南方人物周刊：為什麼大家的問題總是一樣的？
蔡瀾：因為大家不肯用功。要用功——雖然很老套，但這是很切實的、很好的忠告。你拚命工作的時候，哪裡有時間去想這些東西？沒有的。你不停在進步的時候，哪裡有時間？你一停下來就看書，一停下來就寫作，一停下來就計劃以後怎麼樣，一停下來就拚命去玩、拚命去喝酒，哪裡有時間去煩惱呢？
南方人物周刊：拚命做一件事情的時候，做得越多，反而疑惑會越多。
蔡瀾：這種疑惑不是迷茫和煩惱。年輕人講什麼都會說“但是”怎麼樣、“但是”怎麼樣。所以我說你們不是年輕人，你們是“但是”人。（笑）
圖/本刊記者 大食
本性可移
南方人物周刊：你說一個人不能影響另一個人，但其實你和你的朋友們相互影響似乎挺大的？
蔡瀾：那我另一句你們還沒有聽下去。我說一個人不能夠影響另外一個人，這個人可以把另一個人身上原有的東西拉出來，我本身喜歡文科的，我才會喜歡，才會被影響，你本身沒有的話影響不到的。我跟豐子愷先生的想法一樣，我就受他影響；和李叔同的思想一樣，我就受他影響。我就喜歡這些人，因為我本身就是這一類人。
南方人物周刊：你年輕的時候也是悲觀的？
蔡瀾：哎，是後來改過來的。年輕的時候總是需要經過這個階段，就是憂鬱啊，好像很時尚。
南方人物周刊：後來是怎麼覺得變得樂觀？
蔡瀾：我覺得周圍的人都會受我影響，不好。後來我才知道我媽媽爸爸都覺得我這個性很扭扭捏捏。我知道不好，就盡量改過來，拚命看那種笑話書啊，拚命往那種快樂的方向去走，漸漸地就把我的個性扭轉過來。
南方人物周刊：但不是本性難移嗎？
蔡瀾：不會啊，本性可移啊。我的想法，我做生意也好，做什麼也好，我都是跳出這個方塊去思考。我也時常告訴我的同事，我說做生意不要死守傳統，不要咸就是咸，甜就是甜，咸和甜的東西可以加在一起的，魚和羊可以加在一起的。總之要跳出框框，我說你往這方面去想，你就會產生很多新產品出來。
南方人物周刊：你也感知到這個世界有些東西在下行，但剛剛說你比較樂觀，這種樂觀是指什麼？
蔡瀾：樂觀就是，你不管別人去想些什麼嘛，你自己好就是了。有些東西爛就爛，不關我的事。
南方人物周刊：但人總會受到環境的影響。
蔡瀾：短短几十年一下子就過了，我也已經過了很大部分，那麼我也不去想這麼多。
南方人物周刊：那你會有不安和擔憂嗎？
蔡瀾：不不，現在不會了。
南方人物周刊：什麼時候開始不會有的？
蔡瀾：在我還很健康的時候，在我經濟條件很好的時候，我就不會有擔憂了。我現在健康不算是第一流的，但在我一個78歲的老頭來講，還算可以。
南方人物周刊：你78歲了，很多老友都離開了，你會覺得無聊嗎？
蔡瀾：總要去的嘛，活到一百歲、兩百歲也很無聊。你看到很多老人家到那個階段，就知道不如早一點走吧。你身體上很多功能都已經一點一點地喪失的話，就沒有什麼情趣了。
南方人物周刊：那你會追憶你們在一起的日子嗎？
蔡瀾：有！有，有，當然有。這些都是美好時間，當然會。有時候想想。
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張明萌 南方人物周刊實習記者 張瑋鈺
責編 周建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