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鮮、深刻、真實的話語代表了一個執政黨的正心誠意，他們是理解世界、管理國家的能力，也是團結社會、動員人民的力量源泉。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轉作風改文風，俯下身、沉下心，察實情、說實話、動真情，努力推出有思想、有溫度、有品質的作品。”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中，當代中國最廣大的社會生活中，故事豐富多彩，真實生動。但仍有記者熟視無睹，沒有真正地感同身受、躬身入局，缺少認知和發現，缺少耐心和傾聽。習慣從文字到文字、從文件到文件、從會議到會議，甚至一部分刻意創新也成了新八股，採訪就會因此變得空泛與腐朽。
看，是被動地讓事物進入眼帘，而觀察和看見，是主動地抓取信息、精準捕捉信息背後的本質。它需要俯下身的體察、有耐心的傾聽，跳出任務心態，擺脫業務疲態，回歸新聞的初心。
我當記者、做國際傳播新聞實操37年。想從看見與看不見兩種視角，分享4個小故事：
2020年，作者（左）參加鳳凰衛視影響世界華人盛典。
一、看見人所未見
2000年，我作為中國新聞社記者，受命採訪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出訪日本和韓國的活動。訪日行程中，朱鎔基在東京廣播公司與日本民眾對話廣受關注，日本民眾反應熱烈。但是第二天，卻有一家港媒報道：“連最簡單的問題都要考慮半天，這說明朱鎔基確實老了，已經老態畢現了。”
那天晚上在漢城（首爾時稱）與使館工作人員、中資機構及留學生代表見面時，朱鎔基就說到了老與不老的問題：老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但還沒有老得耳聾目昏。為什麼要考慮很久才回答這些問題呢？實際上在那些時候根本沒有辦法考慮問題，那是因為同聲翻譯的問題，翻譯不同步。問題講完好半天，還在那裡翻譯，我要等翻譯完了才能回答呀！
朱鎔基說，日本有關方面派的是最好的翻譯，但語言習慣還是與我們不一樣。要等翻譯把問題翻完，把問題弄清楚再回答，因此，就顯得時間稍微長了一點。但這與老還是沒有必然的關係。他進而問道，我回答問題以後，老半天，日本的民眾才嘩地一笑，他們是不是老得連笑一笑都要考慮好半天呢？
滿場大笑——這場景瞬間打動了我。作為從業多年的中央時政記者，我知道通常這種特殊情況並不在隨團記者的報道之列，但一種無法無視、無法割捨的新聞衝動驅使着我，經請示後開始動筆。因為有感而發，又機不可失，我筆若泉涌，半個多小時成稿。於是就有了這篇中新社“漢城2000年10月17日”電頭的稿子——《朱鎔基老了嗎？》。這是那次出訪的獨家報道，在海外引發良好反響。
新聞屬於能夠看得見的記者。中國人民大學張征教授認為，最先見到新聞事實的記者，不一定是最先發現新聞的記者；最先見到新聞的記者，不一定是最先發現這個人物新聞價值的記者；最先到達新聞現場“身臨其境”的記者，不一定是最先理解這個新聞現場的記者。
“見到”不能“得到”新聞的原因，往往就是我們缺乏對新聞價值的判斷能力。看見，需要認知，立足對政策的精準解讀，並深刻地讀懂中國、讀懂世界，才能看見最有價值的新聞線索，寫出最能說明中國的故事。
二、讓人看見自己
我作為一名資深的“會議記者”，黨代會、全國兩會；會談、會見、年度工作會、新聞發布會……凡此種種，不計其數。常見同行為會議煩惱，評獎時也常見“會議新聞無新聞”的狀況。
想來“會議新聞無新聞”的原因之一，是只見會議之樹，不見生活之林。告訴讀者召開了什麼會議，卻沒有把會議有價值的內容提煉出來並加以傳播。其二是只有主辦方視角，沒有用戶視角，以大量篇幅羅列會議議程代替新聞本身。其三是以領導講話大篇幅替代新聞主體。忘記受眾關切和閱讀體驗，對發生在社會生活中的豐富多彩、真實生動的故事熟視無睹、麻木無感，陷入某種“慣性疲態”。
為此，我專門寫了一篇文章，名為《會裡有千秋》，談及我對會議的想法和做法：首先放大會議，從中國社會生活的維度，從世界關注中國的維度，觀照會議、認知會議、定義會議，對會議進行新聞和價值挖掘。而後縮小會議、走出會議，輕會議、重新聞，輕主辦、重用戶，輕程序、重信息釋出，把會議置於新聞的起點，當成報道的入口，用心裡的認知和手裡的筆，打破會場的邊限，用思考、視野拓展會議的邊界，不為會議所拘束，此時呈現出的才是會議報道的落點和歸宿，才是中國廣大的政治、經濟、社會生活，中國故事的講述才真正開始。
《中國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紅椅子》是我1992年的新聞作品，獲得全國人大首次設立的對外報道獎唯一的一等獎。那是我歷經多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採訪，參加了無數次會議，寫過無數篇會議報道後，不期而遇收穫的一枚新聞的果實，它安慰了我有時瑣屑、有時低效帶來的煩惱，補償了我在法律條文向新聞轉化過程中艱難的爬梳和付出。
還記得33年前的那個午後，結束3把椅子上的午睡，撥開大會堂二樓會議廳垂下的簾幕，我看到全國人大常委會議事廳的400張紅椅子，它們正無言靜候下午的會議和常委會委員們的到來。那瞬間被擊中的感受也許就是靈感來臨的時刻吧。那隆重又靜默的場景，喚起我每兩月一次、一次一周左右的常委會所有蓄積的信息，喚醒我一個上午幾篇稿子的瘋狂書寫烙進身體的記憶，我立刻意識到，並一下子抓到了它——從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組成、工作內容、與國務院的關係等方面,為海外讀者勾畫出全國人大常委會一個清晰的輪廓。作為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跑口記者，我有幸看見並記錄下這些故事。透過全國人大常委會議事廳的400張紅椅子，反映出中國民主與法治演進的歷史，採訪了多次參與立法的全國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坐在紅椅子上立法的過程，折射出中國法治建設的閃光點。
是角度，使我們成為自己。角度是我們與新聞、與世界發生關係的觸點，是站位的結果，是價值觀的體現。從那些必須完成的高強度、任務型書寫中，我對中國民主的感知和認知在一天天積蓄，最終聚焦、爆發為這樣的角度。那一刻，我感受到了紅椅子授予我的力量，讓我跳脫出程式和文本，進入到39級台階上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生活最鮮活、生動的表達。紅椅子，成為我觀察中國民主法治建設不可替代的入口，成為我看見中國民主法治進程的眼睛。
它讓我看見，同時，我也被別人看見。
三、看不見的宣傳
上乘的宣傳看起來要像從未進行過一樣，最好的宣傳要讓被宣傳的對象沿着你所希望的方向行進。
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通過幾十年的探索、發展與進步，中國創造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關鍵變量，也給國際社會帶來發展的最大增量。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國家發展成就那麼大、發展勢頭那麼好，我們國家在世界上做了那麼多好事，這是做好國際輿論引導工作的最大本錢。我們有本事做好中國的事情，還沒有本事講好中國的故事？”
關鍵是怎麼講？如何把我們想說的變為他們想聽的故事？如何使中國的國際話語權與中國的綜合國力、國際地位相匹配？這是我們國際傳播工作者的使命和責任。尤其在黨的十九大這樣的重要歷史性時刻——世界在矚目中國，我們怎樣把中國故事講好？怎樣把中國共產黨的故事講好？
與靈光乍現相伴的，更多的是創意的艱難。感謝中新社團隊愛拼敢贏的專業精神，“十九大十九問”系列融媒體報道獲得第28屆中國新聞獎一等獎，為新聞的供給側改革提供了一種操作範本。當時，我們對環境和語境做了反覆的評估，黨的十九大是中國政治生活的重要歷史時刻，也是向世界說明中國的重大平台，面對世界了解的需求和存在的誤解，在重要時間節點，以中國立場、國際眼光、專業方式，化誤讀為關注，開闢理解渠道，塑造中國形象，構建國際認同。囿於不能有大團隊在會議現場作業，我們嘗試從側面出發，迂迴到新聞的b面，用與之相關的內容，凝聚歷史的側影，為新聞提供補充，去正面回應今日關切。
具體操作是以受眾當日最大關切為切入點，在過往政黨政治資源、新聞資源中尋找答案，以新聞的眼光重新開掘過往的史料，回答或者部分回答受眾的需求。在服務用戶關切、契合受眾需求的過程中，讓世界了解中國、理解中國，從而提升輿論的引導力和影響力。《世界上最大執政黨怎樣舉行黨代會？》《中共建黨近百年為何只開了18次黨代會？》《近四萬里挑一，2287名十九大代表怎樣選出？》《十九大代表選舉設置了哪些“負面清單”？》……共19問，在黨的十九大召開之前陸續發出，持續到會議結束。
“歷史的坐標、世界的眼光、新聞的切入”——從某種程度上，團隊開闢了重大會議報道的新模式，探索了新聞需求和採訪資源不匹配情況下實現傳播目標的可能性。“十九大十九問”報道定位為19篇兼具新聞性、知識性和史實性的小綜述。選取黨的十九大及黨代會相關的新聞點，以新聞帶史實，以今天之問帶歷史回答，以點帶面、以小見大，系統地介紹黨的歷史沿革、制度程序、規定紀律、發展貢獻等。以“千字文”篇幅講清楚完整的組織架構、黨史脈絡、機制沿革，要求“基於資料”又“跳出資料”，厚積薄發。以明確思路引導敘事，有取捨、有輕重、有節奏，把歷史、制度簡明易讀地呈現。抓住黨的十九大海內外關注升溫的機會，以受眾最關注、最好奇的新聞點為切口，最大限度地激發和提升受眾的興趣與認知度。
每一次策劃都是一次共情的過程。我的感受是，不斷對標黨和國家中心工作，不斷契合新聞與傳播規律，不斷回應用戶關切的過程，就是資源加持、被賦能的過程。在讀懂中國讀懂世界的深度懂得、深度共情中，那些不落痕迹、春風化雨的“看不見的宣傳”，才能入腦入心，才有效果效能。
2023年11月27日，作者參加第十一屆中國企業全球形象高峰論壇。
四、平實最可見
只有講好中國共產黨的故事，才能真正講好、講清楚中國故事——這是我做了多年國際傳播逐漸明白的道理。有了黨的十九大時“十九問”的嘗試，我們講好中國共產黨故事的信心更強了。在之後建黨百年時推出的大型融媒體系列報道“中國共產黨的‘十萬個為什麼’”，是中新社人對中國共產黨故事講述的進一步嘗試。
在無數個策劃會後，我們慢慢清晰起來的思考是，把中國共產黨率領中國人民不斷推進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當成核心支撐，把中國對世界的貢獻、世界對中國的關注當成坐標引擎，把中國共產黨各個精神維度作為新聞的礦藏，把宏大敘事具象為故事和人，把講故事與講道理相結合，找到有意義也有意思的小切口。
《百年里，中共是如何“過生日”的？》《習近平的入黨介紹人，為何是他？》《中共中央拜年，為什麼只奉“清茶一杯”？》《新中國最高國務會議為什麼要討論涮羊肉？》《鄧穎超為什麼說“當總理的夫人其實很難”？》《我們每天都花的錢，為何叫人民幣？》《中共各級“一把手”為何被稱為“書記”？》《為什麼網上會傳天安門廣場國旗只升至28.3米？》《中共一大7月23日召開，為什麼建黨日卻定在7月1日？》……
深度媒介化社會，我們將世界翻譯成了故事。對於遍布世界對中國有很多好奇、無太多了解的廣大受眾來說，真實的中國故事足夠精彩，籠統的誇大、無謂的高調、盲目的讚美……都不需要，因為對中國有信心、對中國共產黨有信心，我們相信平實的力量，相信真實、生動的故事的力量。
敢用“小切口”，其實是一種自信。走進新時代的中國人有足夠信心，不接受被妖魔化、污名化，同時也拒絕籠統誇大、刻意拔高、盲目肯定，有能力立足平實的語態和心態，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這就要求我們新聞工作者提高認知維度，在最大視域下，觀照報道內容，定義新聞價值，不自說自話，不故作高深，遠離“正確的廢話、漂亮的空話、嚴謹的套話”。
善用“小切口”，其實也是一種能力。以小見大，見微知著，是一種專業能力，更是一種政治判斷。“小”，並非只輕巧、不止於清奇，大視野、大事業中有意義的“小”，小而深、小而實，才可以成為講述中國國家故事的入口。如何找到可以成為國家故事講述入口的有意義的“小切口”？需要我們不斷從高站位、大縱深去審視和觀照，去發現並鎖定那個有意義的“小”。需要不斷回到講述中國故事、講述初心，去除蕪雜，捕捉要害，找到閃光的時代之刃，找到社會和人心的焦點，加大壓強、用情用力，充分開掘、做深做透。如探照燈，把所有光線都集聚一處，收束受眾的注意力；如凸透鏡，聚攏陽光，持續照射，最終把樹葉點燃，穿透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