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來看一段振聾發聵的台詞。
台詞出自上豆瓣評分9.6的《初步舉證》，發言的受害者名叫泰莎，曾是為性侵嫌疑人辯護的律師，如今站在證人席上，陳述自己遭遇性暴力，結果得到的卻是要求自證與沉默。
醉酒後的侵/犯、清晨的嘔吐、掙扎的無助，這些細節在被告律師的質詢中，被逐一拆解為“自願關係的延續”、“酒後失憶的臆想”。
法庭上，被告律師將她的職業素養，扭曲為“擅長編造故事”，將她的情感崩潰解讀為“表演”。泰莎曾篤信的法律邏輯，此刻卻成了絞殺真相的繩索。法官的判決落下：“證據不足，疑罪從無”。
這場官司的敗訴，不僅是泰莎個人的潰敗，更是法律系統對性別困境的冰冷註解。也是對女性主體性的消解，暴露出司法系統中根深蒂固的性別偏見。
戴錦華評價其為“一張戰表”，恰因它撕開了法律中立面具下的權力結構：當女性試圖用規則內的語言維權時，規則本身早已被男性的經驗所定義。
《初步舉證》以極致的戲劇張力，將性侵案件的核心矛盾具象化：泰莎的遭遇並非孤例，而是熟人關係中性侵定罪的普遍困境。
第一次自願的親密、後續約會中的酒精、私人空間中的暴力……這些模糊的邊界，在司法框架下被切割為“無法證明的非自願”。
正如影片所揭示的，法律體系依賴的“客觀證據”：如傷痕、監控、第三方證詞，在熟人犯罪中往往失效，而受害者的創傷記憶、情感波動卻被視為“主觀臆斷”。
這種不對等，讓法律成為一架天平，一端是冰冷的程序正義，另一端卻是受害者被碾碎的血肉之軀。
泰莎的身份轉換極具諷刺意味。
她曾是法律機器的熟練操盤手，擅長用邏輯為被告脫罪。
而當自己成為受害者時，她才發現，那些被她視為“職業技巧”的辯護策略，實則是系統性偏見的產物。
影片的高明之處，在於用獨角戲形式，強化了窒息感。
朱迪·科默109分鐘的獨白與肢體演繹，將泰莎從精英律師，到破碎受害者的心理坍縮，層層剝開。
她時而冷笑嘲諷司法程序的荒誕，時而蜷縮在地重現被侵/犯的恐懼，甚至以近乎癲狂的狀態質問觀眾：“如果連我都無法證明，還有誰能？”
這種表演不再是敘事工具，而成為一場直擊靈魂的公共控訴。
舞台與銀幕的界限被打破，觀眾被迫直面泰莎的每一寸痛苦，也映射出所有沉默受害者的集體創傷。
《初步舉證》的深刻性，在於它並未停留於性別對立的表象。當泰莎敗訴後喃喃自語“法律需要改變”時，影片真正叩問的是：我們如何在一個不完美的系統中尋找正義？
證據鏈的漏洞、權力關係的裹挾、人性的複雜幽微，這些交織的困境遠非“男性壓迫女性”的單一敘事所能涵蓋。
正如影評人毛尖所說，這部電影應被納入公共教育，它不僅關乎女性如何自處，更關乎所有人如何重構對“同意”與“暴力”的認知邊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