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香港導演張婉婷導演了一個以中國搖滾為主題的電影《北京樂與怒》，後來改名《北京樂與路》。
十一期間，突然想起這部電影，又看了一遍。
十一年過去了，電影里的台詞現在看來，依然等同於今天。
比如這一段對話：
你吃飯跟你唱歌的樣子很像。
怎麼像？
都特別……狠，是北京搖滾的特色嗎？
不，北京搖滾的特色才不是狠。
那是什麼？
窮。
比如這一句：
能紅起來的樂隊，都是在外面反叛，裡面聽話的。
比如這一句：
自殺的方式有一百種，其中一種就是嫁給唱搖滾的，保證死得痛苦，又痛又快。
很多年過去了，我們這一代打口青年也步入中年，臨近遲暮，卻越來越不知搖滾樂是什麼？
我們只是很聽話，一輪輪地在疫時代中，陷入麻木，並無所適從。
不過，有意味的是，在《北京樂與路》上映那年，痛仰樂隊以“痛苦的信仰”為名，發行了專輯《這是個問題》，專輯中這樣寫道：
“我們相信，當你在聽這張新專輯的同時，你也參與了一個時代的開始。再造一個痛仰，再造一個充滿鬥爭的未來，我們的隊還要排多久？”
如今的痛仰，大紅大紫，即便是在疫情當下，痛仰頻繁出現於全國各大音樂節，台下是樂迷的聲嘶力竭和大合唱。
他們還有什麼問題嗎？
這讓我想起在1994年4月5日自殺的Nirvana（涅磐）樂隊主唱科特·柯本的遺書，遺書中他寫道：
我已經好多年都不能從聽音樂，寫音樂以及讀和寫東西中感到激奮了。對於這些事我感到了一種難以形諸文字的負罪感。比如說，當我們來到後台，燈火熄滅，人們狂躁的咆哮響起，這一切對我的影響就遠不如對Freddy Mercury（“QUEEN”樂隊主唱，1991年因艾滋病辭世。）影響那麼大，他似乎喜歡而且把玩那些從人群中而來的愛與讚美——那正是我讚賞與嫉妒的一切。
事實上我無法欺騙你們，無法欺騙你們中的任何一人。那對你對我都不公平。我能想起的最大罪惡便是欺騙人們，裝模作樣，做出一副我100%的快樂的樣子。
十一長假，其實於銀川人而言，是惶惶不安的一個假期。
看不懂的疫情，是蔓延還是退卻，一切模糊着。一輪輪核酸做着，不知何時是個頭。
有幾日我一直在讀今年《三聯生活周刊》策劃的一個關於奧地利作家茨威格的專題“茨威格與世紀之交的維也納。”
對茨威格，我們並不陌生。他的中篇小說《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至今是很多人的枕邊書，被改編成電影。
而《昨日的世界》，讀的人不多。
《昨日的世界》是茨威格在流亡期間，也是臨終前完成的自傳體文學作品，寫於1939年至1941年間茨威格自殺離世以後，1942年在斯德哥爾摩出版。茨威格從出生的城市維也納和自己的猶太家庭寫起，一直寫到1939年9月已滿60歲的時候，時值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他認為，這是“我們這些六十歲人的時代徹底結束”。
今年是茨威格逝世80周年。
1942年，流亡巴西的茨威格與妻子一起服毒自殺。
為何自殺？
茨威格懷着對自由的最強烈憧憬流亡在各個國家，但無論在英國還是在美洲，懷疑、驅逐、審查等讓茨威格飽受精神摧殘。
因此，在《昨日的世界》中他暗示了自己的理想破滅：“一切看來都已飄逝，該是徹底放棄的時候了。人的尊嚴在這個世紀里丟失了多少啊！”
而今天，疫情時代，是否是我們七十年代生人的夢想時代徹底結束？
茨威格說：
“我之所以讓自己站到前邊，只是作為一個幻燈報告的解說員；是時代提供了畫面，我無非是為這些畫面做些解釋，因此我所講述的根本不是我的遭遇，而是我們當時整整一代人的遭遇——在以往的歷史上幾乎沒有一代人有像我們這樣命運多舛。”
而我們，應該是幸運的。
沒有經歷所謂的遭遇，也沒有經歷飢餓的年代。
但我們經歷的又是什麼年代？
在這個年代，我們有多少人會像科特·柯本在遺書中所言：
我已經沒有任何激情了，所以要記住
“與其苟延殘喘，不如從容燃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