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咆哮》絕對正確 但絕對不真誠

◎俞露

當我們消費什麼，我們就瓦解什麼——美劇《咆哮》講了八則女性故事，但作為蘋果的自製劇，無疑是失敗的，因為它張揚的就是一種對女性主義的消費：當我們越強調女性的特殊性的時候，越要警惕白馬非馬的傾向，因為在我看來，女性問題的根源是女性在參與定義人性的過程中，比重過小的結果。一言蔽之，把女性單獨從人性分離，導致的就是女性先驗的客體性，而這恰恰和我們理應堅持的讓性別平等地回歸人性，讓人性先驗於性別的理念，背道而馳。

就像在近日美國最高法院終結了美國憲法近50年來對女性墮胎權利的保護，其實值得討論的是：我們的立場到底應該停留在“女性權益上”，還是作為一個自然人，有否為自己身體負責任的權利？

被鴨子PUA？

任何事關女性的問題一旦被貼上過度的性別標籤，本身就有分化和窄化的嫌疑，這也使得人們無法尋求一個“人性共同體”的角色，來代入更宏觀和深層的思考，這也是為什麼類似問題會成為“美國歷史一百五十年的倒退”的原因之一。

所以特殊性之路，是窄路。在起始點上可走窄路，但不能越走越成獨木橋，剛愎自用必將令人遠離初衷，以及導致兩性失語。正如薩特一再強調的“他人即是地獄”，哲學家勘破的地獄之所在，就是無法形成交流的失語世界，而若改換成“性別即是地獄”，無論這個性別被填上任何一方，兩性之間互為地獄的時代則永不落幕。

但《咆哮》顯然是狡獪的：當非女性主義成為一種政治不正確的時候，它毫不猶豫地站在了非此即彼的反面。因此它的故事無非兩類：一、陳詞濫調的性別話題；二、泛性別化的故事披掛上女性主義的外衣。

前者不值贅述，而後者則必須對女性主義做如下袪魅——

袪魅之一：情感空洞問題，是去性別化的。

最被看好的第五則《被鴨子餵食的女人》，講的是一個獨身女人和公園裡一隻綠頭鴨的戀愛史，反而女主被對方一步步PUA後墮入精神泥潭，直到在妹妹的當頭棒喝下，將鴨子趕出人生，走向新生活。

故事伊始，女主就在一通和妹妹的視頻電話中講述了個人情況：三十多歲，頻繁約會但無契合之人，對情感不抱幻想卻又不乏期待，甚至調侃起池塘里的鴨子，以至引得綠頭公鴨上岸搭訕。

然而這樣的設定到底有多少性別化指向？——無論女主單身中的孤獨無奈，還是計劃通過考醫師執照重整生活的迷茫，與其說是單身女性特有的，不如說是單身者所共有的。甚至後來女主把相談甚歡的鴨子領回的那個家，肅靜暗淡、乏善可陳——但仍是泛性別化的：單身生活大多缺乏情趣，都不溫馨而已。

接下來女主被鴨子PUA的過程，與其說是一個女性被精神操控，不如說任何一個渴望擺脫孤獨者都可能面臨的風險。

此處綠頭鴨的PUA可謂行雲流水，四部曲主要是：示弱及表達對女主的需求——批評和埋怨女主的言行，令其動輒得咎——限制女主外出以限制活動半徑，控制外界信息攝入——持續懷疑和貶低女主，製造女主低自尊。

這是個操弄權術，把對方變成逆來順受的長期飯票的故事，只不過操作者是一隻綠頭鴨。它用魔幻寓言的方式，展現的是一場無種族差別下的精神虐待，一場無差別的對人性的榨取：無論對象是男是女，只要能踩中對方的弱點，哪怕是只渺小到沒法獨自爬進浴缸的綠頭鴨，都能成功地實現寄生和攫取。

譬如當綠頭鴨責備女主弄錯了自己愛吃的是貝果而不是酸麵包，重要的並非是酸麵包，而是通過“打擊”對方，奪取評價權，繼而他就在對方鼻尖上捏造出一根根胡蘿蔔，亦即那些他永遠不會給出的認可，隨即再不斷用抱怨來刺痛對方，強化女主對認可的飢餓。

綠頭鴨軟硬兼施，每次女主出門，它既用四處拉屎來展示強硬，又放低姿態地表示“我不是亂髮脾氣是因為你不在我很沒安全感”令女主愧疚——而這些綠頭鴨窺伺出的弱點，都來自人性，而非特定於女性。

綠頭鴨利用人性不斷投機，手法熟練如屠夫庖丁，它甚至欣賞着女主“討厭我卻意識不到你可以幹掉我”的樣子，直到這一切被女主的妹妹吼破：

聽着女主對自己的種種否定，妹妹說，“是他讓你有這種想法嗎？如果這傢伙讓你貶低自己，我會殺了他。”至於對方是不是個鴨子，是男是女都不重要，因為妹妹只清楚一件事：“一個在意你的人不會阻止你去過令你快樂的生活。”

有趣的一幕隨後閃現：之前已生機枯萎的女主走出餐館，驀然發現自己置身在一家中餐館門口，繼而走向了一排排爐架——那裡掛着“北京烤鴨”。

然而這場和鴨子的戀愛消亡史，倒未必沒有借鑒美國劇作家阿爾比的《山羊》。在《山羊》里，一個極度孤獨的男人熱烈地愛上了一頭母羊，隨之反倒獲得了一種無需語言的精神安詳。而這種跨物種的魔幻手法揭露的從來是現代人的心靈現實——人與人精神關係的極度疏離。確實，這則故事用女人和鴨子同樣註解了孤獨，而絕非單單註解了女性的孤獨，只是此處孤獨的註腳恰好是女性，而上岸的也就恰好是只公鴨罷了。

然而本劇卻充斥着類似將泛人性話題嫁接在女性身上的策略，隨之折射出種種時髦的錯覺，而這也是本劇的故事大多成為一篇篇細膩不足、觀念先行的小作文的癥結。

去掉戲法，這則鴨子的故事其實淺白之極，換個標題，權可寫作“對一個孤獨者的精神反詐宣教片”，甚至不妨引用某豆瓣評論的率直觀感：“你媽的！警惕並遠離所有詆毀你的朋友親人、詆毀你並佔有你全部時間和私人空間的異性。遠離封閉性，保持親密關係下開放的世界。哪怕在你不那麼喜歡自己的時候，警惕PUA遠離渣渣。”

——像否KTV開機必唱的：“拒絕黃拒絕賭拒絕黃賭毒”？

架子上的女人

袪魅之二：人的物化問題，是去性別化的。

在同樣被相對看好的《架子上的女人》里：一個選美小姐出身的美人被顯貴男友擱在了架子上，每天工作時必仰望一番，直到三年後新鮮感倦怠，女主從架子上走下，但找到的工作卻是在另一家美妝店裡做商品展示——依然是坐在架子上。

首先，這仍然不特指女性，充其量只是個人性被物化的故事：故事裡女主被擱置在架子上發揮其貌美如花的物品價值，正如男主亦伏案在辦公桌前發揮着“努力賺錢”的價值一樣，只是二人在物化之後價值高低有所不同。

本質上，這是個以物易物的故事，譬如女主作為模特踩T台時，就和男友的顯赫身價而非男友本身“墮入了愛河”。在這一底層邏輯始終不曾改變的前提下，女主從架子上走下來的出逃不能稱為一次精神成長，也就絕非娜拉式的出走——只是舊買主的關注眼光不在了，自身貶值了，她要尋求新的待價而沽而已。

這是對人類把世界變成超市、把自己變成商品的描繪，但卻用灑上女性主義佐料的辦法，來掩蓋這個顯然不新鮮的話題。事實上，在日本哲學家鈴木大拙發起的和心理學家弗洛姆的對談里，早已對人的物化做出了論斷：工業革命後對人的物化，是造成不可物化的人的精神世界走進死胡同的根本原因——而這一論斷是泛人性化的，是一場性別平等的深層危機，因為再沒有比精神世界更殊途同歸的兩性目的地了。

然而遺憾的是，《架子上的女人》顯然將矛盾草率地停留在了兩性之間，卻忘了這一重要邏輯：物化他人的前提一定是自我物化，譬如男性物化女性的前提一定是把自己率先物化，女性亦然，也就是社會上“我賺錢養家你貌美如花”的實相無非是：我把自己物化成錢包，你把自己物化成皮相，至於一切的“搭夥過日子”，也都是標的改變的同樣邏輯而已。因而該則故事亦無關性別，無論架子上的女人，還是架子下的男人，它所描述的頂多算是一場人性危機，但也僅是描述而已。

咆哮之名的喑啞

如上弊病，令該作以“咆哮”之名，卻成為喑啞的低語：它既在女性問題上笨拙地激進，又在人性問題上愚鈍地失聲——

它拿出了講述寓言的姿態，卻非要功利地強調講述女性寓言：當它講不清女性時，就搪塞以人性，講不清人性時，又附會於女性，我想這也同樣應和着當下墮胎法案問題：當強調女性性別權力時，強調嬰兒的人性權力，當強調女性也是人的人權時，強調女性的生育特殊性。

切需警惕女性標籤成為詭辯的元素，成為自限的窄門，因為它會反過來讓女性主義成為一種反智的手段。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咆哮》最糟糕的一點是：女性問題上政治絕對正確，同時，絕對不真誠。

我想，女性主義的基礎是人性主義，女性首要是被作為人來進行平實的人性的考察和書寫，而這一天的到來也就標誌着：女性同樣成為了人性的本我的一部分，拿回了天賦的人性配重，站在了常識的大地上。

至於“女性主義”，只是過程而非目的，就像旗幟只是旗幟而絕非道路。我們唯一的目的，只可能來自於亦歸於“人”，而一切將人從人性草原上放逐開去的東西，都是在進行致幻。

至於這場無力的《咆哮》，我想：人的力量，終歸要靠人的智慧，而不僅是性別的智慧來還給自己——亦即四個字：本性俱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