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新房給大女兒住，4000退休金給小女兒，生了場病我看穿了她們

回家

＂老秦，你又犯糊塗了，把新房給大女兒住，退休金給小女兒花，自己卻連個像樣的住處都沒有，真是糊塗到家了！＂

王大樹坐在醫院走廊的長椅上，氣呼呼地說著，手裡的搪瓷杯冒着熱氣，那是他從家裡帶來的枸杞茶。

我躺在醫院的白鐵床上，望着窗外初春的陽光，那光芒透過泛黃的窗帘灑在被子上，形成一道道溫暖的光斑。

這一場突如其來的肺炎，像是給我矇著眼睛走了大半輩子的人突然拿掉了眼罩，讓我看清了許多事情。

1986年，我從東方鋼鐵廠退休，那時候正是改革開放初期，收音機里經常播報着各種新政策，街上的人們眼神里都帶着憧憬。

單位分了一套七十平米的兩居室，紅磚樓房，雖說沒有抽水馬桶，但有陽台，能晾衣服，比起以前的筒子樓強太多了。

日子雖不富裕，家裡除了一台黑白電視機和一台縫紉機外，幾乎沒有什麼值錢的東西，但也算踏實。

老伴去世早，是那時候醫療條件差，得了肝病，硬撐了兩年就走了，留下我和兩個女兒相依為命。

大女兒秦蘭今年已經四十歲，在市百貨公司當售貨員，整天站櫃檯，嘴皮子利索，笑臉相迎，日子過得去。

她丈夫劉建軍是機械廠的車間工人，踏實肯干，就是有時候愛喝兩盅，但對家裡還算負責。

小女兒秦梅比姐姐小三歲，在郵電局上班，每天跟那台黑色的老式電話機打交道，長得秀氣，嫁給了遠洋船員趙明。

這小子人倒是穩重，就是常年在外跑船，一年到頭見不了幾面，小女兒經常跟我抱怨孤單。

兩個閨女從小懂事，工作也穩定，在那個＂鐵飯碗＂橫行的年代，也算有了保障，我一直引以為豪。

我退休那年，恰好大女兒結婚，婚禮在廠里的禮堂辦的，幾張八仙桌，幾盤家常菜，放了幾掛鞭炮，也算紅紅火火。

當時住房緊張，年輕人結婚沒地方住是常事，有的甚至在辦公室支張行軍床對付。

那時候廠里的老錢主任找我談話：＂老秦啊，你看你一個人住兩居室太寬敞了些，組織上考慮，是不是讓你搬到單身宿舍去，這套房子讓給你閨女結婚用？＂

我當時心裡還有些不情願，畢竟這房子是我幹了一輩子換來的，可轉念一想，閨女結婚確實需要地方。

＂爸，您就搬到單身宿舍去住吧，那邊也有您廠里的老同事，還熱鬧呢。＂

大女兒秦蘭手裡擺弄着新發的工作證，眼睛不敢看我，聲音有些不自然地說道。

＂我和建軍結婚，總不能還擠在集體宿舍里，人家都笑話。＂

她繼續補充，眼睛瞄着窗外，好像那裡有什麼稀奇的東西。

＂是啊，爸，您一個人住那麼大房子也是浪費，＂小女兒秦梅也在一旁幫腔，她穿着郵電局發的藍色制服，頭髮燙了個卷，顯得格外精神，＂您看隔壁李叔叔不也是讓兒子住大房子，自己搬去宿舍了嗎？＂

我想着閨女說得也有道理，又想到老錢說的＂組織考慮＂，便點了點頭：＂那行吧，爸搬就搬，反正一個人住哪都是住。＂

誰知道這一搬，就是十幾年，從七十年代的紅磚小樓搬到了六十年代建的平房，從寬敞明亮的兩居室搬到了十幾平米的單身宿舍，那屋子小得轉個身都費勁，牆皮脫落，冬冷夏熱，衛生間還是公用的。

每月四百元的退休金，在那個物價還不算高的年代，本來夠過得去，但我只留了一百五十元給自己買點鹹菜醬油，剩下的都給了小女兒秦梅。

小女兒從小體弱，上學時就經常生病，看着她那張瘦瘦的臉，眼睛裡滿是祈求，我心裡就軟了。

＂爸，我們家消費大，趙明出海一走就是半年，家裡開銷全靠我一個人，工資又低。＂

聽她這麼說，我更加心疼，每月都把錢如數交給她：＂拿着吧，爸也沒啥用錢的地方，你們年輕人不容易。＂

日子一天天過去，我也從六十歲到了七十歲，頭髮白了大半，牙也掉了幾顆，但我從不向女兒們抱怨。

去年冬天，一場大雪覆蓋了整個城市，我在單身宿舍門口的水泥地上摔了一跤，差點把腰閃了，疼得我齜牙咧嘴。

王大樹見狀，放下手中正在修理的舊式半導體收音機，攙扶着我進屋，給我揉着後腰：＂老秦，你也該回自己家住了，那套房子畢竟是廠里分給你的啊，不是分給你閨女的。＂

我搖搖頭，臉上滿是無奈的皺紋：＂那是閨女的家了，人家小兩口生活，我哪能去打擾？＂

王大樹不屑地撇撇嘴，手裡的舊式火柴盒在桌上敲出不耐煩的節奏：＂你那是給閨女，又不是賣給閨女，憑什麼你住這種地方？瞧瞧這屋頂，下雨天漏得跟篩子似的！＂

我嘿嘿一笑，岔開話題：＂閨女孝順着呢，隔三差五就來看我，上次還給我帶了罐蜂蜜，說是補身子的。＂

王大樹哼了一聲：＂你呀，就是太實誠，閨女們都騎到你頭上了。＂

後來春節，兩個閨女都回來看我，帶着孫子孫女，熱熱鬧鬧，吃了頓餃子。

我從床底下的紙箱里掏出給外孫準備的紅包，是我攢了大半年的零錢，雖然不多，但也是心意。

孩子們拿了紅包，歡天喜地地跑出去放鞭炮，屋子裡突然安靜下來。

我發現大女兒秦蘭看我的眼神有些躲閃，她的手不停地擺弄着那條已經褪色的圍巾；小女兒秦梅則頻頻看錶，來得匆匆，一副要走的樣子。

＂爸，我們家最近買了新電視，二十一寸的彩電，清楚着呢，您老什麼時候去坐坐？＂

大女兒說著，但眼睛卻看着窗外，孩子們在院子里追逐打鬧的聲音透過薄薄的玻璃傳進來。

＂爸，我們準備裝修房子了，把那老式的紅木傢具都換掉，換成現代的，等裝好了您來住幾天。＂

小女兒笑着說，手指不停地繞着發梢，那是她心虛時的習慣動作。

我點點頭，心裡卻明白，她們的邀請不過是客套話，這些年，我去她們家做客的次數屈指可數。

每次去，都覺得自己像個不速之客，她們雖然面上熱情，但那種刻意的生疏卻怎麼也掩飾不住。

三月的一天，我突然發起高燒，渾身像是被架在火上烤，頭昏腦漲，連水都喝不下去。

王大樹發現我不對勁，趕緊叫了輛廠里的手扶三輪車，把我送進了醫院。

查出是肺炎，需要住院治療，醫生寫了一大堆檢查單子，光是挂號費就花了五十塊錢。

＂得通知您家人來辦住院手續，＂穿着白大褂的年輕醫生推了推眼鏡說，＂還需要交五百塊錢住院押金。＂

我想了想，掏出那個包着塑料布的舊皮夾子，撥通了大女兒的電話。

＂爸，我現在正忙着呢，今天商場搞活動，走不開，您先墊着錢，我晚點過來。＂

電話那頭傳來秦蘭有些不耐煩的聲音，還伴着嘈雜的背景音，似乎真的很忙。

我又打給小女兒，撥號盤轉動的聲音在走廊上顯得格外刺耳。

＂爸，我今天有個重要會議，走不開，您先墊着，我明天一定去看您。＂

秦梅的聲音聽起來疲憊而敷衍，我甚至能想象她一邊接電話一邊翻白眼的樣子。

最後還是王大樹幫我辦了住院手續，老夥計從貼身口袋裡掏出一疊皺巴巴的票子，數了五百元交給護士，還墊付了一些檢查費用。

躺在醫院的病床上，聞着消毒水的味道，我突然感到一陣莫名的寒意，不是因為病痛，而是一種被遺棄的感覺。

兩個女兒，一個住着我的房子，一個拿着我的退休金，可在我最需要她們的時候，卻都不在身邊。

老伴的照片還夾在我的皮夾子里，已經發黃，邊緣也有些捲曲，但她的笑容依然那麼溫暖。

我輕輕撫摸着照片：＂老伴啊，你在天上看到了嗎？咱們的女兒長大了，可她們好像忘了我是她們的父親。＂

淚水不知不覺模糊了我的視線，滴落在那張泛黃的照片上。

第二天下午，兩個女兒先後趕到醫院，秦蘭帶來了一些水果，秦梅則拎着幾袋營養品。

她們滿臉關切，噓寒問暖，倒像是關心得很。

＂爸，您怎麼不早說身體不舒服呢？＂

秦蘭坐在床邊，幫我削着蘋果，那把水果刀在她手中轉得飛快，蘋果皮一圈圈落下，像是解不開的疙瘩。

＂就是，爸，您這身體可不能開玩笑。＂

秦梅接過話茬，語氣里滿是責備，好像生病是我的錯一樣。

我望着兩個女兒，心裡卻湧上一絲苦澀。

這些年來，我把最好的都給了她們，而她們給我的，卻只有這些表面的關心。

記得秦蘭小時候，有一次發高燒，我連夜背着她去醫院，在走廊上守了一整夜；秦梅上學時，我為了給她攢學費，連件新衣服都捨不得買。

如今，連送我去醫院這樣的小事，她們都抽不出時間。

＂房子的貸款快還清了，＂秦蘭突然說道，擺弄着手腕上的新手錶，＂建軍廠里效益不錯，年底還發了獎金。＂

＂我們單位也漲了工資，＂秦梅也不甘示弱，＂趙明下個月就回來了，說是給我買了國外的化妝品。＂

我靜靜地聽着她們炫耀生活的美好，心想：這些年，我給她們的太多，反而讓她們忘了感恩。

傍晚，兩個女兒都走了，說是要回去照顧家庭。

秦蘭臨走時說：＂爸，明天我派建軍來看您。＂

秦梅則保證：＂爸，後天我一定來，給您帶好吃的。＂

病房裡又只剩下我一個人，對面床的老人在呻吟，牆上的日光燈發出嗡嗡的聲響，走廊上護士的腳步聲時遠時近。

我摸出床頭櫃里的那本《人民文學》，是我最愛看的雜誌，翻到一半卻怎麼也看不進去。

夜深人靜時，我突然想通了一個道理：給予不一定能換來真心的關愛。

也許，我對女兒們太過溺愛，反而讓她們覺得理所當然。

也許，我應該收回我的房子，收回我的退休金，讓她們明白：父愛如山，但山也有倒塌的一天。

第三天清晨，小區衚衕口開雜貨店的老李來看我，帶來了一碗熱騰騰的皮蛋瘦肉粥。

他穿着那件褪了色的綠軍裝，頭髮亂糟糟的，粗糙的手小心翼翼地端着粥碗。

＂老秦，聽說你病了，我特意給你熬了粥，趁熱喝了吧。＂

老李是個粗人，話不多，但總能在關鍵時刻出現。

當年我老伴走的時候，是他一大早起來幫我張羅的喪事；孩子們上學時，經常是他照顧放學後無人管的她們。

我突然有些哽咽：＂謝謝你，老李。＂

＂啥謝不謝的，咱們是鄰居，＂老李不好意思地撓撓頭，臉上的皺紋堆成一團，＂你那兩個閨女呢？＂

我愣了一下，苦笑道：＂她們忙，沒空來。＂

老李皺了皺眉頭，眼中閃過一絲不屑：＂那怎麼行？你病成這樣，她們不應該輪流照顧嗎？＂

我沒有回答，只是低頭喝粥，那粥熬得恰到好處，米粒軟爛，皮蛋的咸香和瘦肉的鮮美融為一體，熱氣騰騰的，溫暖了我的胃，也溫暖了我的心。

接下來幾天，答應來的女婿一個沒出現；大女兒秦蘭來過一次，帶着她兒子小剛，匆匆待了半小時就走了，說是孩子有奧數補習班；小女兒秦梅打了個電話，說工作太忙，抽不開身。

而老李、王大樹卻隔三差五地來看我，還有單身宿舍的幾個老夥計，輪流來陪我說話，帶來自家做的可口飯菜。

宿舍對門的張大爺甚至自掏腰包，給我買了一盒據說很補的阿膠。

病房裡的收音機里播着《梁祝》，那哀婉的旋律讓我想起了許多往事。

記得孩子們小時候，我經常帶她們去廠里的露天電影場看電影，夏天的夜晚，蚊子嗡嗡地叫，我們坐在帶來的小馬紮上，看着黑白的畫面在白牆上跳動。

秦蘭總是會被感人的情節看哭，秦梅則會興奮地指着畫面問東問西。

那時候，她們多麼依賴我啊，什麼時候變了呢？

是我給得太多，還是她們變得太快？

住院第七天，醫生說我可以出院了。

我的病情有所好轉，雖然還有些咳嗽，但已經不需要住院治療了。

我撥通了大女兒的電話，請她來接我。

＂爸，今天我加班，實在走不開。要不您打個出租車回去？現在出租車也不貴，也就五六塊錢。＂

秦蘭在電話那頭說得理所當然，好像接父親出院是件多麼微不足道的小事。

我嘆了口氣：＂行吧。＂

掛了電話，我又給小女兒打去電話，她也說有事脫不開身，還問我要不要她報銷出租車費。

我苦澀地笑了笑：＂不用了，我自己有錢。＂

最後，還是王大樹來接我回了單身宿舍。

他騎着那輛老舊的二八自行車，后座綁了塊軟墊子，說是怕我坐着不舒服。

一路上，初春的風還帶着幾分寒意，但陽光卻暖洋洋的，照在臉上，讓人感到一絲安慰。

回到宿舍，看着斑駁的牆壁和簡陋的傢具，窄小的單人床和掉漆的桌子，我突然下定了決心。

第二天一早，我換上那件留了十多年的深藍色中山裝，戴上老花鏡，去了公證處。

年輕的公證員聽完我的請求，驚訝地看着我：＂您確定要收回房子的使用權嗎？＂

我點了點頭，眼神堅定：＂那是我的房子，我有權決定誰來住。＂

辦完手續，我又去郵電局，給兩個女兒各發了一封挂號信，信封里裝着公證書的複印件。

郵局的窗口後面，一個和秦梅差不多年紀的女職員接過我的信，動作熟練地貼上郵票，蓋上郵戳。

她看了看信封上的地址，好奇地問：＂是給您閨女的？＂

我點點頭：＂是的，告訴她們一個道理。＂

女職員疑惑地看了我一眼，但沒有多問，只是笑着說：＂郵費一共三塊六。＂

我從那箇舊皮夾子里掏出四塊錢，說：＂不用找了。＂

一周後的周日，兩個女兒同時來到我的宿舍，她們手裡各拿着一封信，臉色難看。

秦蘭穿着一件鵝黃色的毛衣，頭髮燙得卷卷的，但眉頭卻緊鎖着；秦梅則一身職業裝，妝化得精緻，但眼中滿是不悅。

＂爸，您這是什麼意思？＂

秦蘭晃了晃手中的信，聲音裡帶着幾分憤怒，又有幾分委屈。

＂就是，爸，您為什麼要把房子收回去？我們不是一直住得好好的嗎？＂

秦梅也質問道，那架勢好像我做了什麼天大的錯事。

我平靜地看着她們：＂因為那是我的房子。＂

＂可是，您當年說好了給我們住的啊！＂

秦蘭急了，臉漲得通紅，像極了小時候我不給她買糖吃時的樣子。

＂是啊，您怎麼能出爾反爾呢？這讓我們情何以堪啊！＂

秦梅也附和道，她一向口才好，這會兒竟搬出了成語來。

我輕輕地搖了搖頭，看着窗外那棵老槐樹，它的枝條上已經冒出了嫩綠的新芽：＂我沒有出爾反爾，我只是要回屬於我的東西。＂

我緩緩站起身，走到牆邊那個掉了漆的老柜子前，從抽屜里拿出一個紅色的塑料文件夾，裡面是當年分房的文件。

＂這些年，我把新房給了大女兒，把退休金大部分給了小女兒，我自己卻住在這樣的地方。＂

我環顧四周，單人床上的棉被已經洗得發白，牆角的暖壺掉了漆，窗戶上的玻璃有道裂縫，用報紙糊着。

＂可當我生病的時候，你們在哪裡？是誰送我去的醫院？是誰墊付的醫藥費？是誰照顧我吃飯喝水？＂

兩個女兒一時語塞，面面相覷，臉上露出尷尬的表情。

房間里的老式鬧鐘嘀嗒作響，那是我退休時廠里發的紀念品，走了十幾年，依然準時。

＂爸，我們那是真的有事...＂

秦蘭小聲辯解，手指絞着毛衣的下擺，像個做錯事的小女孩。

＂你們永遠都有事，可我這個老父親，卻永遠排在最後。＂

我的語氣依然平靜，但字字如刀，直指她們的心。

＂爸，您不能這樣...＂

秦梅的聲音帶着哭腔，她向來是個會撒嬌的孩子，小時候每次犯了錯，都是這樣紅着眼睛跟我認錯，讓我心軟。

但這一次，我決不心軟。

＂我就是這樣，因為我終於明白了：血濃於水這句話，是有前提的。如果我不尊重自己，又怎麼能指望得到別人的尊重，哪怕是自己的女兒？＂

房間里陷入了沉默，只有窗外的麻雀嘰嘰喳喳地叫着，好像在嘲笑這荒謬的一幕。

過了許久，秦梅終於開口：＂爸，您是不是對我們失望了？＂

我搖搖頭，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的世界：＂不是失望，是醒悟。這次生病，讓我明白了一個道理：給予不應該是單向的，關愛也應該是雙向的。＂

我轉過身，面對兩個低着頭的女兒：＂我已經七十多歲了，不知道還能活多久。我不想在生命的最後階段，還要過這種被遺忘的日子。＂

秦蘭低下了頭，眼淚滴在了地上：＂爸，我們確實做得不夠好...＂

＂你們不用自責，我也有責任。＂

我走過去，拍了拍大女兒的肩膀，感受到她微微的顫抖。

＂這些年，我太溺愛你們了，反而讓你們習慣了索取而不懂得回報。現在，我想收回屬於我的東西，不是為了懲罰你們，而是為了讓我們的關係回歸正常。＂

我從柜子里拿出那個老舊的相冊，裡面是孩子們從小到大的照片。

秦蘭哭着翻看着那些泛黃的照片，有她小學入學的，有她少先隊入隊的，有她初中畢業的。

秦梅也湊過來，眼淚止不住地流，看到一張全家福，那是她十歲生日時拍的，老伴還在世，我們四口人在照相館拍的標準姿勢，臉上都帶着幸福的笑容。

兩個女兒沉默了，她們對視一眼，似乎在無聲地交流着什麼。

最後，秦蘭開口了：＂爸，我們理解您的想法，您說得對，那是您的房子，您有權收回。＂

她擦了擦眼淚，聲音有些哽咽：＂我和建軍這些年也攢了些錢，準備買套小房子。我們錯了，不該理所當然地佔用您的房子這麼多年。＂

＂是啊，爸，＂秦梅接過話茬，眼妝已經花了，但眼神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真誠，＂您的退休金也應該由您自己支配。這些年，我拿了太多，卻給得太少。我們會儘快搬出去，還您安寧。＂

看着兩個女兒誠懇的表情，我心裡的石頭終於落了地。

我知道，這個決定雖然艱難，但是正確的。有時候，愛不是一味地付出，而是適時地收回，讓彼此都學會尊重和珍惜。

臨走時，秦蘭留下了一千塊錢，說是這些年欠我的房租；秦梅則承諾以後每月會按時來看我，幫我打掃房間，陪我聊天。

我沒有拒絕，因為我知道，這是她們改變的開始。

幾個月後，我搬回了自己的房子。

大女兒一家買了套小兩居，貸了款，但離我不遠，步行只要十分鐘；小女兒也主動提出每月給我送些生活用品，不再理所當然地拿我的退休金。

最讓我感動的是，她們開始輪流來看我，不再是敷衍了事的匆匆一瞥，而是真心實意的關懷。

秦蘭經常帶着孫子小剛來住幾天，幫我收拾房間，做可口的飯菜；秦梅則常常帶我去公園散步，聽我講那些老掉牙的故事，不再像從前那樣不耐煩。

有一次，秦梅突然問我：＂爸，您當初為什麼要那麼做？＂

我笑了笑：＂因為我想讓你們明白，愛是相互的。父母愛子女，是天性；子女愛父母，是美德。這美德，需要培養，也需要提醒。＂

秦梅若有所思地點點頭：＂我明白了，爸。以前我總覺得您給我的是應該的，現在才知道，那都是您的犧牲和愛。＂

王大樹來我家喝酒，看到這一切，笑着說：＂老秦，你這招狠啊，不過效果不錯！＂

我搖搖頭，給老夥計倒了杯二鍋頭：＂不是狠，是清醒。有時候，愛不是一味地給予，而是讓彼此都學會尊重和感恩。＂

窗外，秋風吹拂着銀杏樹，金黃的葉子紛紛揚揚地落下，像一場無聲的金色雨。

七十多歲的我，坐在自己的房子里，望着這美麗的景色，心中比任何時候都要平靜。

單位大院里的廣播喇叭里放着《今天是個好日子》，那歡快的旋律和我的心情如此契合。

那場病，讓我看穿了女兒們，也看清了自己。

生活從來不是單行道，愛也應該是雙向奔赴。

現在，我們一家人終於找到了平衡點，彼此尊重，相互關愛。

我把老伴的照片重新裝裱了一下，掛在客廳的正中央。

每當陽光照進來，她的笑容似乎更加明亮，好像在對我說：＂老秦，你做得對。＂

這大概就是我這個平凡老人最大的幸福和智慧吧。

不是一味地付出，而是懂得適時收回；不是盲目地溺愛，而是學會理智地愛。

只有這樣，才能讓親情保持應有的溫度，不冷不熱，剛剛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