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了解一個人的成長經歷後，就可以找到他現在很多心理問題的答案。
曾有記者問我：“您是怎麼分析犯罪心理的？我今天跟着刑警出了個犯罪現場，進去以後就把自己想象成犯罪人，心想如果是我會怎樣作案，然後推測犯罪人的心理，猜他會怎樣做。您也是這樣分析犯罪心理嗎？”
我笑了，讓這位男記者試着想想女性生孩子的陣痛感是什麼樣的，但他立馬說：“那我可想不出來，因為我不是女的。”
我告訴他：“分析犯罪心理時，最忌諱的就是以己之心度人之意。我不是犯罪的他，怎麼能用我會怎樣犯罪的想法去分析他呢？”
雖然我們為了相互理解，常常在生活中提倡換位思考，即站在對方的角度去理解他，但這樣做的前提是你有可能站在他的角度。可是，研究犯罪心理時，你總不能先改變自己的心理風格即人格吧？人格里有很多東西是刻在骨子裡的，何況三觀不同的人，即使互換角色，也難以相互理解。
我曾跟一個強姦殺人犯交談過。這個男人已經成家，並育有一兒一女。他是開出租車的，收入足以養活自己和家人，可他一看見順眼的女乘客就強姦，而後還殺人並搶劫財物。
我問他：“你不缺錢，又有妻子，做這種事情純屬多餘。再說了，那些陌生的女性也有父母、丈夫或小孩，可你為了自己幾分鐘的快樂，竟毀掉人家一條命和整個家庭！你內心有過不安嗎？”
沒想到他說：“一定是上輩子她們欠我的，命中注定就該遇到我.......”
遇到這種極度自私、不可理喻的犯罪人時，我們真的無法用平常心去理解他、觸動他，甚至無法與他溝通。還有很多犯罪人雖然作惡，但不好意思說惡，有的甚至不敢坦誠自己有多邪惡，還會自我美化、強詞奪理，不想讓人了解他真實的心理。
我曾經訪談過一個專門殺害女性的慣犯，想先了解一下他的心理特點，就問他：“你是一個合群的人嗎？”
為了讓犯罪人比較容易回答，且能迴避羞恥感，我的題目事先設計了五個備選答案-“非常合群”“比較合群”“不確定”“不太合群”和“極不合群”，答題時五選一即可。可是，這個犯罪人竟然反問我：“什麼叫合群？”
這個問題想必小學生都知道答案，我知道他不想好好回答，但仍耐心地給他解釋道：“合群就是你不願意一個人待着，希望跟別人在一起聊聊天、打打牌、喝喝酒、下下棋·......”
可他說：“我高興的時候就想找人玩，不高興的時候就想一個人待着，你說我是合群還是不合群呢？”
我向他提的第二個問題是：“你是不是一個多愁善感的人？”
仍然是五選一作答，備選答案有“完全如此”“比較如此”“不確定”“不太如此”和“完全不是”。可他竟然較真地問：“什麼叫多愁善感？我認為，多愁的人不一定善感··....”用這種訪談的形式，我問的還不是敏感的犯罪細節，犯罪人都不願配合我說實話。做個訪談都這麼費勁，我們對基於個人主觀感受所做的心理測量也不要寄予太大希望了，因為犯罪人一旦胡亂作答，結果是沒有意義的。
後來，我再去見犯罪人就不用量表式的問題提問了，而是問他們的經歷和過去。比如，我會問他們：“媽媽生你時多大歲數？六歲之前，誰在照顧你？晚上睡覺時，一般是誰陪在你床邊？你跟誰最親，在他身邊就開心？你上小學時開心嗎？有沒有老師喜歡你呢？同學中有沒有好朋友呢？有的話，是幾個？在學校讀書時，有什麼事情讓你印象最深刻呢？你家裡發生過什麼事情讓你至今仍記得呢？”
像這類客觀的問題，警察可通過走訪犯罪人的親屬、鄰居、老師等進行核實。可是，犯罪人不明白我為什麼要問這些問題，有時就連陪我去做調研的警察也不明白，因為我的提問與案件幾乎無關。
有一次對違法的未成年人進行犯罪心理調查時，有位記者架着攝像機，想記錄我的調查方式，結果發現我問的都是上面那種問題，深感困惑。記者在播放這段視頻時說了一句旁白：“李老師問了一些我們都不明白的
最後，這位記者忍無可忍，就自己去問犯罪人：“你與被害人的家人都認識，怎麼忍心下手殺他？”
我當時特想替犯罪人回答：“我之所以綁架他，就是因為我知道他家裡有錢，可他也認識我，我不殺他的話，錢怎能到手呢？”
這位記者想的是犯罪人忍不忍心的問題，可他不知道這種人在情感方面有缺陷，他們不在乎情感，在乎的是錢。我就不會問犯罪人這類問題，因為我知道他們是怎麼想的。
那麼，我是怎麼知道犯罪人的心理呢？我的依據是人的心理發展規律。只要了解人生各個時期的心理發展內容及特點，就知道各種心理問題最易發生在哪個心理期，以及這個時期起決定作用的環境背景是什麼。
例如，恣意妄為的犯罪人往往成長在一個過分寵溺和縱容的家庭里，家人對他們的行為從不設底線，逃學又使他們失去接受學校教育的機會，導致他們心裡只想不擇手段地滿足自己毫無節制的慾望，對人生、生命和法律都無知無畏。
又如，有的犯罪行為看起來冷酷無情，若想分析犯罪人的作案心理，就要看被害人是什麼人了。如果犯罪人只針對青年女性，說明與他青春期以後的異性交往問題有關。若他只針對老年女性，則極有可能與早年父母外出的家庭背景有關。
其實，一個人來到世上以後不用太久，只需經過兩個六年，心理模式就已展露雛形。到第三個六年，人就已經可以胡作非為了。如果一個人十四五歲就開始犯罪，其心理問題一定源於人生的第一個六年。
2015年，我在央視錄《開講啦》節目時，主持人要在現場找一位觀眾，讓我來分析這個人的心理。
有一個年輕人站起來了，我就問他：“你六歲之前是怎麼生活的？”
年輕人大聲回答道：“六歲之前的事我已經不記得了。”
全場哄堂大笑，覺得這樣我就沒辦法分析了。可我告訴大家：“這個回答本身就值得分析。”
如果一個智力正常的人對一段生活沒什麼印象，記不清了，說明那段時間沒什麼開心的事，他當時不是很幸福。因為缺少愛和感動的故事，人才會缺乏感受的記憶。
後來，這個年輕人說他從小就失去至親。這個回答證實了我的分析，他幼年確實缺乏豐富的情感來源，以致記憶一片空白。
同樣的道理，一個犯罪現場什麼作案痕迹都找不到的話，本身就是值得分析的心理跡象，說明作案人了解偵查方式和警察想找的東西。那麼，這會是什麼人呢？警察一分析，嫌疑範圍就縮小了。
曾有一起系列強姦搶劫殺人案，犯罪人並未殺害所有被害人，但他作案時對女性很蠻橫，口氣多為命令式。由於他作案時都戴着頭盔，被害人看不清他的長相，再加上他先後在三個地區流竄作案，警方怎麼好排查嫌疑人呢？
那麼，這個嫌疑人應該有什麼心理特徵呢？我在案情分析會上指出：“此人應該是生活在農村，在家中排行較小，上面應該有姐姐，而且不止
兩個多月後，山東警方抓獲此人。有警察興奮地打電話告訴我：“李老師，人抓住了！我得向您報告一下，有一個細節您分析得特別對！您說這個人有姐姐，而且不止一個，現在抓住的這個嫌疑人就有六個姐姐，他排行老七，是老幺！”
我後來到某地出差，遇見當年一起開會的一位刑警，他就好奇地問我：“李老師，說實話，我們做刑偵的不太懂心理分析，當時在會上聽您的分析，都覺得您分析的那些不靠譜。我們刑偵分析講具體證據，但您的分析與刑偵分析完全不同，似乎沒用什麼證據。可現在嫌疑人抓到了，我們發現您分析的幾點都挺對，尤其是這個人在家中的排行。您能告訴我是怎麼得出這個結論的嗎？”
我就分析給他聽：“因為這個人持續作案多年，被害人有的被殺，有的沒被殺。從法醫檢驗可看，被殺的女性大多反抗激烈，而活下來報案的女性大多提到自己當時沒敢反抗。不反抗就不殺，說明這個人對女性很熟悉，知道她們一般不敢聲張，所以就敢欺負她們，還敢放了她們。
“在農村，一個男人對女性如此熟悉，應該不是由於工作關係，而是家裡的女性多。母親只有一個，他應該有妹妹或姐姐。哥哥一般不會欺負妹妹，那麼，姐姐呢？如果只有一兩個姐姐，弟弟應該會跟姐姐關係較好。但是，家裡一旦女孩多而男孩少，這種男孩就會不可一世，經常欺負姐姐。
“從這個案件來看，我判斷犯罪人有姐姐而不是妹妹。因為這個人的作案地點全在農村，而農村一般比較重男輕女，有的家庭生了女兒後還想生兒子，所以最大的可能性就是這個人家裡已經有了好幾個女孩，最後才生下他這個男孩。這樣的話，家裡的老人和父母都會寵着他，姐姐們也得讓着他，就會導致他對待女性的這種態度和行為。”
這個案件偵破後，警方調查到的情況完全符合我的判斷。由此可見，犯罪心理分析並不是憑空想象，而是有理有據的。研究犯罪人的心理時，我們不能用自己的想法去猜測，所有的分析都應該來自對人的心理發展路徑的研究和驗證。
其實，犯罪心理分析源於這樣一個判斷：一個人成年後，其心理風格與成長環境、生活經歷密切相關，什麼樣的生活背景就會造就什麼樣的人，什麼樣的養育方式就會造就什麼樣的心理風格。所以，當我們了解一個人的成長經歷後，就可以找到他現在很多心理問題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