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個多月來，全球持續追蹤一個國家級社媒禁令的實施效果。
去年12月10日，澳大利亞針對數百萬16歲以下群體出台世界首個社交媒體禁令。時至今日，這枚開先河的政策“石子”激起幾多波瀾？
14歲的艾米感嘆，禁令讓她第一次嘗到“自由”的味道。
“以前，打開snapchat是我每天的習慣，snapchat經常會跳轉到instagram，接着又跳轉到tiktok，我會被算法牽着鼻子走。現在，我不能訪問snapchat，放學後就去跑步，慢慢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
與艾米恰恰相反，13歲的哈德森對禁令很抵觸。
“我不是那種會被網絡傷害的孩子。”他對記者說。哈德森在墨爾本一家私立中學讀八年級，他說學校教過網絡安全知識，禁令“管不了真正的壞人，只會給普通人添麻煩”。
育有4個孩子的電台主播邁克爾·維普弗利是禁令的鐵杆支持者。他坦言執行不會一帆風順，但希望能堅持下去，因為它是事關社會福祉的“廣譜療法”的一部分，改變行為需要時間。
身為一個13歲孩子的母親，希爾達認可禁令在保護孩子方面的積極作用，但希望政府能對平台內容加強監管，從源頭上凈化網絡空間。
個體感受不無溫差，利弊爭論莫衷一是……經過四個多月的探索，“澳大利亞樣本”成效幾何？是否帶來一些早期啟示？
喜憂參半
早在禁令推行之初，能否令行禁止就被打上問號。如今已實施四個多月，效果究竟如何？
最近，澳大利亞網絡安全監管機構上線首份“自測”報告，展示了喜憂參半的圖景。
一方面，賬號“清理”顯示禁令初步威力。截至今年3月初，逾500萬個疑似未滿16歲用戶的社交平台賬號被封禁。
但另一方面，仍有不少孩子能夠通過平台的年齡驗證系統，保留賬號或創建新賬號。此前活躍於社交媒體的16歲以下青少年中，約七成仍可以訪問社交平台。
一項最新調查印證了澳官方報告的相關數據。
英國莫莉玫瑰基金會與澳大利亞青年洞察組織於3月12日至31日開展了禁令生效後的首個大型調查，並於近日公布調查結果。
調查顯示，在禁令實施前註冊過社媒賬號的12歲至15歲人群中，超過六成仍可以繞過監管繼續訪問相關社交平台。
與此同時，新的隱憂正在浮現。
不少未成年人轉向lemon8、yope、coverstar等未被禁用但監管較弱的小眾或新興平台。
希爾達的兒子、13歲的薩姆在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州一家私立中學讀八年級，他告訴記者，他常用的 discord （一款專為社群設計的通訊平台）沒有被禁，不少同學被停用社媒賬號後，就在discord上註冊新賬號，禁令的影響微乎其微。
澳監管機構報告還指出，自禁令生效以來，16歲以下群體對於網絡欺凌或有害內容的投訴量並未明顯下降。
何以破防？
為什麼號稱“史上最嚴禁令”還是破防？
15歲的伊萬·布坎南-康斯特布爾一語道破：只要你想，繞過它很容易。
使用vpn規避特定國家或地區限制、使用父母賬號登錄等等破解手段已不稀奇，甚至還有買賣賬號的升級操作。
九年級學生利奧在線上“分享經驗”：他的社媒賬號在禁令生效當天就被停用，後來他花費約20澳元（約合97元人民幣）買了一個“已過驗證”的賬號，得以繼續使用。
在監管者眼中，未成年人之所以能輕易繞道，平台是主要責任者。
“社交平台正在選擇最低限度的執行方式，他們希望澳大利亞立法失敗。”澳大利亞通信部長安妮卡·威爾斯說。
被吐槽最多的就是形同虛設的年齡驗證。
允許多次驗證直到結果顯示年滿16歲、註冊時不嚴格核驗年齡，甚至在用戶已聲明未成年後仍繼續引導其嘗試通過系統。
薩姆說，一些同學會想辦法重新申請賬號，最常用方式就是虛報年齡、拍照上傳，一般很容易通過年齡驗證。
澳大利亞監管機構表示，目前正在重點調查instagram、facebook、tiktok、youtube和snapchat是否違規，並將於今年年中前決定是否正式起訴。如果被認定違規，這些平台將面臨最高4950萬澳元（約合2.3億元人民幣）的巨額罰款。
被政府打板子，平台並不服氣。
meta、snapchat等辯稱，平台致力於遵守禁令，已封禁成千上萬賬號，但準確判定用戶年齡是全行業挑戰。比起嚴控平台入口，在應用商店層面實施嚴格的年齡驗證及家長審批機制才更有效。
應該管誰？
隨着早期數據披露，有效與無效之爭愈發激烈。
看到首份合規報告稱仍有約七成孩子在使用主流社交平台、兒童舉報網絡欺凌或網絡虐待事件數量並未減少，墨爾本數字權利倡導者、作家薩曼莎·弗洛雷亞尼直言禁令無效，並指出根本問題在於科技巨頭掠奪性的商業模式和有害的產品設計，但政府對此束手無策。
澳大利亞立法者、監管者卻認為，這是一項需要時間推進的“社會變革”，幾個月的觀察期太短，不足以推斷其長期影響。
“延遲接觸不會解決一切，但可以增加阻力。”澳網絡安全監管機構專員朱莉·英曼-格蘭特說。
以年齡劃線一律禁用的做法是否合理，自禁令誕生之初就自帶爭議。
支持者認為，社交媒體像“老虎機”，通過獎勵機制操控行為，是青少年心理危機的一大禍首，必須像煙酒一樣被禁止。
“這是非常好、非常必要的措施，未成年人心智尚未成熟，還無法辨別網絡信息的好壞，家長也很難完全監控孩子的在線行為，政府的禁令能為孩子拉起護欄。”居住在墨爾本、有3個孩子的父親chor kin tsang對記者說。
南加州大學尼利中心技術心理學研究所執行主任拉維·艾耶爾指出，家長無法單獨對抗平台，需要政府干預，而禁令可以“降低家庭衝突成本”。
來自挪威諾爾蘭郡、有4個孩子的父親佩爾·艾茲維克對此深有同感。他告訴記者，孩子們玩手機遊戲、刷社交媒體已成為引發家庭衝突的最大導火索。
“我的11歲兒子大衛一玩網絡遊戲就會上癮，我立了‘家規’，限制孩子玩手機的時間，但有時還是很難管住他。”
艾茲維克遺憾挪威目前沒有像澳大利亞那樣的禁令，政府僅發布一些指導性建議，期待能針對15歲以下未成年人出台限制措施。
反對者則指出，比起管孩子，更應管平台算法和產品設計。
專家表示，真正的問題在於平台和算法，而不是使用本身。社交媒體公司應該針對未成年人提升產品安全性，包括禁止成癮設計（無限滾動、自動播放、夜間推送等）、限制算法推薦和注意力操控。
“推出禁令就是承認我們無法監管公司，所以只能限制兒童。”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兒童數字未來中心主任、社會心理學教授索尼婭·利文斯通說，一刀切禁令對孩子“不公平”，這是一種“懶惰”的解決方案。
chor kin tsang的女兒、15歲的十年級學生kara tsang告訴記者，她的同學和朋友以前喜歡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生活日常，現在賬號被關，沒法更新動態，生活彷彿突然出現巨大的空洞和空白，感到非常失落。
哈德森的父母都受過高等教育，他們對記者表示，社交媒體是青少年社交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完全禁止不現實，反而會讓孩子在同齡人中顯得格格不入”，“我們更願意做孩子的‘教練’，而不是‘警察’”。
還有一些人的經歷拉響了意想不到的“警報”：社媒禁令未必解決問題，反而製造新的問題。
澳大利亞塔斯馬尼亞州公立中學教師莎拉觀察到禁令的一個負面效應：一批不滿16歲的優秀高年級學生被“合法”排除在關鍵升學信息社群之外。
禁令實施前，許多高年級學生會加入各類專業和院校申請社群，獲取在讀學生的經驗分享、面試技巧、atar（澳大利亞的“高考排名”） 科目組合等實用信息。莎拉表示，這類社群對偏遠地區及低收入家庭學生尤為重要，“他們可諮詢的渠道有限，這些線上社群是重要的‘信息補丁’”。
如今，學生只能依靠學校升學顧問的幫助，莎拉坦言：“我們學校在這方面資源有限。”
居住在悉尼的原住民、單親媽媽阿曼達·布魯梅爾·倫內斯塔爾說，她的孩子患有殘疾，社交媒體是重要的對外交流渠道，“禁令移除了一個真正的連接空間”。
“相比極端禁止或完全放任，我更傾向於適度和平衡的方式，關鍵在於如何引導孩子合理使用社交平台。”身居法國、帶着一個孩子的母親貝妮對記者說。
多管施策
儘管禁令充斥爭議，但是“堪培拉效應”仍在全球擴散。
馬來西亞今年初已出手，印尼和巴西上月實施，法國最快今年9月落地，希臘宣布明年起推行，西班牙、葡萄牙、丹麥、新西蘭、挪威等至少30個國家已將針對未成年人的社媒禁令列入待辦事項。
迫切將孩子與社媒“隔離”，這一現象級“拯救行動”反映了世界正在集體反思社交媒體對下一代帶來的系統性挑戰：焦慮、抑鬱、失眠、成癮、認知扭曲、注意力下降，尤其是網絡霸凌、欺詐和有害內容的傳播，嚴重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並積極尋找對症良方。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各國目標一致，治理路徑卻不盡相同。
澳大利亞、法國、希臘選擇全面禁止模式；巴西要求未成年人賬號與法定監護人賬號綁定；印尼依據風險分級對平台採取差異化措施；英國啟動數百人分組測試，探索最優限制方案；歐盟研發統一的年齡驗證工具 “迷你錢包”，替代平台自主驗證，破解核驗漏洞。
有評論指出，政府築起“護欄”、壓實平台責任、加強家庭與社會協同、提升數字素養和網絡安全教育……“多配方”組合而非一禁了之，或許才更適配“數字時代”的治理邏輯，有助於解開未成年人與社媒之間的複雜羈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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