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打死不考公”的小鎮做題家

“做題”的創傷

放棄考公，與這場競爭的激烈程度當然有關係。

面對大大小小的競爭，千尋評價自己“總是笨拙遲鈍”。“首先是失敗，隨着而來的就是崩潰”，考研是這樣，考科目二是這樣，找實習是這樣，估計接下來的秋招也是這樣。秋招不順利，她猜測自己十有八九還會崩潰。

這兩個月，她沒再去找實習機會，因為暑期實習競爭過於激烈。“海歸，海碩，國內名校生都在搶，我美其名曰放暑假，其實就是為了規避競爭”。

“我現在主動退出了很多競爭。”

千尋在微博上，記錄過研究生複試前的某個夜晚——“跟研友連麥練習英語口語，我答得磕磕絆絆，一句完整的英語都很困難。練習結束後，我面色如常的掛掉了電話，然後坐在電腦前，突然捂着臉大哭，崩潰了”。

“我一直記得這個夜晚，它可能和我人生里大部分崩潰的夜晚一樣，糾結擰巴，一邊哭着把自己罵的體無完膚，一邊又安慰自己‘已經很厲害了’。”

相比“失敗”帶來的結果，真正令人恐懼的是“失敗”本身。

千尋就讀的高中，與衡水中學的唯一區別，是學生的成績沒那麼好。學校的作息、制度，對待學生的方式，與衡水高中並無二至。在一個高壓、苛刻的環境里，沒有誰能坦然接受挫敗。她成績不錯，但不服管，因此吃過不少苦頭。她曾經被一個男老師踹了一腳，這是整個高中記憶里最灰暗的一筆。

千尋不願過多提及那段生活，我想我的個人經歷，或許能夠補齊她有意迴避的部分。

我高中就讀河南一個縣城寄宿制中學。在河南這個高等教育資源匱乏，考生人數驚人的高考大省，無論你生活在城市還是農村，都很難避開“做題家”的命運。

吃飯的時間，上廁所的時間，睡覺的時間，一一被掐表計算。我記得在一個下雪天，一名男老師凌晨5點半衝進男生宿舍，一一掀開了他們的被子，我們的早讀時間是5點20分。中午12點放學，12點50分前學生必須趕回教室，最後幾個踏進教室的同學，頭髮絲都能感觸到班主任眼鏡片後的威懾。

晚上9點半自習課結束後，校園依舊籠罩在緊張的秩序感中。操場後面，老師們拿着手電筒，搜尋灌木叢里早戀的學生。宿舍走廊里，值班老師守在樓梯口，追逐打鬧的，洗漱慢里斯條的，熄燈後小聲卧談、又上洗手間的，都會成為班會上的反面素材。 

如果你不幸便秘了，那很遺憾，你連充裕的如廁時間都沒有。

父母和老師為你的人生劃分成兩條路，考上大學或者掃大街。“你這個分數，畢業了只能掃大街”，“你成績下降了，是打算將來掃大街嗎”……賽道殘酷而狹窄，你打盹了，走神了，就滑入“掃大街”的行列，再無其他可能。

高壓催生異化，讀高三時，班裡一個成績優異的女生，某次測驗成績下降後，一怒之下將舍友的被子扔出門外，原因僅僅是舍友的測驗成績比她好。

我吃力又敷衍了事地應付着接踵而至的測驗、考試，刻板功利的量尺，不知不覺間已滲透到體內。即便是無足輕重的選擇，我也會在“喜不喜歡”和“有沒有用”之間搖擺。我會陷入莫名其妙的焦慮，我常常做一個夢——我在一個曲折蜿蜒的球形建築里找出口，耳邊響着定時炸彈的報警聲，我慌不擇路，我焦灼絕望，我突然驚醒。

在千尋關於“做題”的記憶里，距離現在最近的一段，是備考研究生的第二年。她用戲謔又略帶誇張的表述，分享她拒絕考公的一個原因，“考研考出ptsd了，想到早8晚10時，睜開眼就是做題，網課、做題、掐表，我就頭暈眼花，噁心想吐，渾身發抖”。

小鎮女孩的困頓，也讓她的備考之路更加孤絕。

千尋在老家準備第二次研究生考試。她敏感，明裡暗裡都能感覺到熟人社會流露的態度——“大學畢業了，也不上班，還窩在家裡，靠着父母”。

她沒有收入，問父母要錢又不太張得開口。這是從小到大的心理慣性，小學要零花錢，大學要生活費，父母都不是那麼痛快。“碰上跟錢有關的事情，他們那種窘迫難堪的神色，讓你每次要錢時，都是底氣不足的”。

打印費真的很貴，她不捨得打印紙質資料，用的複習資料都是電子版。看久了眼睛被屏幕燒得灼熱，再久一點是生生地疼。從家裡去自習室，掃碼共享單車她得猶豫一下，這車一定要騎嗎。畢竟，騎車也要花錢。

“爸媽沒說過什麼，但在我這裡，要是再沒考上（研究生），純粹就是浪費時間、精力、金錢，對不起所有人，要以死謝罪那種”。

考公，意味着再次經歷“做題”的創傷，再回到那個窘迫處境。“考公現在競爭那麼激烈，你得做好三兩年埋頭做題，沒有收入、沒有生活，還不知道能不能考上的準備。一想到這個，我就本能地拒絕"。

小鎮青年，離開小鎮

千尋身邊的很多朋友，陸陸續續已經離開上海回到老家。她為她們痛心，還在微博上講了句很重的話，“這是個很腦殘的決定”。

那些朋友跟她有着差不多的成長軌跡，相互間也能理解各自對大城市和老家的複雜情感。她們回老家的原因都差不多——“覺得上海留不下來”。千尋清楚，老家的“穩定”有代價，“那些大學畢業後，回到小縣城的女性的困境，網上已經講過很多了。”

無論是讀書還是生活，老家的環境對她而言，意味着封閉、匱乏和壓抑。“尤其在家裡考研那一年，特別壓抑”。

上了這麼多年學，研一是她這些年來最快樂的階段。研究生第一年，離就業還很遠，學校把課程安排得滿滿當當。傳播學是她自己選的專業，涉及的都是她感興趣的知識。上課時她經常在心裡感嘆，“哇，這不就是我一直幻想的東西嗎”。一天她在學校里閑逛，校園很大，比本科那所學校大多了。她越走心裡越歡喜，“這不就是我一直幻想的，真正大學的樣子嗎”。

她喜歡上海這所學校自由開放的氛圍，那是小學、中學，甚至本科階段欠缺的東西。有一門輿論研究的課程，老師鼓勵同學們在微信群里自由討論，大家在群里爭論得熱烈且無拘無束。新奇的、快樂的學習體驗，她是在研究生階段才獲得的。

上海真正吸引千尋的地方，跟這所學校差不多，它們是老家與高中的反義詞。‍‍‍

在上海，她像其他普普通通的實習生一樣，租住上海郊區，要應付學業，為實習offer發愁，或者拿到offer，朝九晚五地去公司打卡。她的生活里沒有安福路，也很少端着咖啡在街上閑逛。只有周末，她從郊區搭乘地鐵，去到上海最繁華的地帶。

“即便如此，我依然覺得上海很好玩，這裡有我想看的演出和展覽”，上海包容、多元，依然寄託着她從中學時代起，對大城市的渴望與幻想。

“留在這兒，享受自己的生活狀態，不想結婚就不結婚，不想生孩子就不生孩子，我不覺得這是個很困難的事情，為什麼不去試一下呢。”

“我也沒有想過要留下來，我還是覺得，20多歲，30多歲，在你最愛玩的年紀，精力最充沛的階段，在大城市裡享受一些東西，如果我沒有別的人生目標，我為什麼一定要留在上海。可能我三十多歲時，去東南亞那邊買個房子，在那邊生活”。

如果她在十七八歲時來到上海生活，未必能有現在這樣輕鬆的心態。

十七八歲時，她離開老家去天津讀書，第一次感受到世界的參差。班裡一些本地同學，對錢幾乎沒有概念，“20塊跟200塊的購買力差距，他們搞不清楚，你會發現那不是炫耀，那就是他的生活方式”。她跟同班一個女孩聊起希臘某個小島。她在雜誌上看過小島的圖片，一直很嚮往，對方輕描淡寫地說，“我去過，很一般，沒有傳說的那麼好”。

那是她最自卑的人生階段。“你們說了什麼，我沒有get到，我就假裝沉默，實際上我腦子在默默地記，回去以後再默默地查”。那個階段，她容易對城市裡長大的男孩子產生好感，那種神色鬆弛，審美良好，一看就是在充裕的物質環境里長大的男孩。她想象自己是寫字樓里走路帶風的office lady，收入體面，工作氛圍自由，生活里不缺少演出和展覽……

隨着年齡和閱歷的增長，她慢慢學着去平視這些天然的差距。

她在不斷挖掘自己的力量，她在微博上，事無巨細地記錄下自己的生命體驗與困惑，她鼓勵女孩們勇敢，“相信時間，相信自己，相信你會擁有更廣闊的世界”。這些或短或長的文字，生動、敏銳，且坦誠。賬號積累了十幾萬粉絲，她有機會接到一些小廣告，能夠賺點零花錢。“在大城市裡生活久了，有了一些收入，自卑感會慢慢消除一些。”

“況且待久了你會發現，很多事情不過如此”，最近她剛剛辦好護照，以前她覺得這是“天大的事”，原來只要“帶着身份證，交100塊錢，回去等7天”。“你把它想得過於複雜了”。

互聯網大廠的實習生offer也是如此。去年，千尋投遞了很多互聯網實習崗位，都被拒絕了，她崩潰過，“怎麼就跨不進那道門”。後來，她找到了脫口秀公司的實習機會。有了這段經歷，今年年初不費什麼周折，她就拿到了互聯網大廠的實習offer。大城市有它的一套規則，小鎮青年總要經歷一個生澀到熟練的過程。

千尋對office lady依然嚮往。她在實習中遇到的兩任帶教，都是女性。她們才華出眾，同時又很善良，教會她很多東西，“我感受到了善意，我也很想成為這樣的人。”

4月份，父母來上海玩兒，千尋跟母親說，“我現在實習的公司，就是你常用的那個app”。母親說"哦”，臉上寫着“嗯……好像可以，不過也就那樣”。“要是我跟她說，我在某機關上班，那她肯定會脫口而出，哇，那好厲害”。

“我媽覺得世界上有兩種職業，公務員和非公務員。”千尋媽媽把所有的公司都稱呼為單位，“上一輩人沒有私企的概念”。

她在微博上調侃過父母，“我最受不了我爸媽對我人生安排的輕佻口吻就是，‘大不了回家考公’。這公務員是我想考就能考上的嗎，咱家是部委的啊，你當安排人進大姨家飯店當傳菜員。”

成長過程中，她能隱隱約約感覺到，母親不是特別希望她讀那麼多書，“我媽覺得，女孩子讀完大學，在家裡找個工作挺好的”。千尋決定去上海讀研，母親一開始不太贊成，後來又被父親說服了。父親當年沒能上大學，有遺憾，他希望女兒能多讀書。

母親十八九歲時，跟着親戚來過上海。親戚當時在上海打工，勸她也留下來找個工作，母親沒聽進去，玩了一個月就回了老家。

母親很聰明，第一天到上海，就摸透了坐地鐵的方法。那幾天陪着父母，千尋偶爾會想，如果母親當時留在上海打工，沒有回老家，沒有跟父親結婚，她的人生，又會是什麼樣的。

千尋不想結婚生子，這個她跟母親說起過。母親沒有表態，不過千尋能感覺到，母親其實已經接受了自己的很多想法。有次父親催千尋找對象，母親翻了他一個白眼說，“你講這些幹嘛”。

"如果父母真的愛你，他們是能理解你的"。

允許失敗發生

前幾個月，千尋聽到兩段退出賽道的經歷。一個是醫學畢業生a，退出了規培，告別了醫生這條職業通道，“醫學生非常辛苦的，退出了，之前付出的很多努力都白搭了”。千尋看到朋友轉過來的截圖裡，a在朋友圈裡只發了兩行字，“退培了”，“從此不做醫生了”。另一個是朋友的同事，去年剛入職的校招生b，b在單位拿過項目獎金和先進個人，最近突然提出辭職，告別了體制內工作。

“究竟是哪個瞬間決定不再做齒輪上的一環，可能只有自己懂。”

對互聯網大廠，千尋還有一絲“殘念”。今年上半年，她在某互聯網大廠實習了三個月，前兩周乾的是“ai也能幹”的客服工作，她當時很苦悶，專門跟心理諮詢師傾訴了陷入無意義工作的絕望。剩下的時間，她參與了內容創意方向的工作，那是她期望的職業路徑。

“這段實習，我覺得還蠻不錯的”，當然，“蠻不錯”也與她的實習生身份有關——不用996，隨時抱着“干不動就跑路”的心態。

她觀察過辦公室里正職員工的狀態。“確實很嚇人”，每天工作12個小時，每兩個月接受一次考核，那些聰明、有能力的員工，為了應付考核“弄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辦公室里“愁雲慘淡，非常壓抑”。

她發現一些正職員工，日常工作也是高度重複，她比喻其為“擦瓶子，多數時候很難擦出什麼東西”。“這種無意義的消耗，對人本身也是一種傷害。我不知道將來我碰上，能不能忍，願不願意抗壓。”

在大廠待了三個月，千尋親歷了兩三輪小規模裁員，這個小組的業務，公司決定終止了，或者公司覺得收益不高，小組員工要麼轉崗，要麼裁員。

她在微博上記錄下其中一個細節，“陪兩個mentor（帶教）去跟合作方開會，他倆在車上討論哪個同事已經被裁了，哪個同事快要被裁了，像討論今晚吃什麼一樣自然，我坐在後排無言地嘆了口氣。”

她覺得兩年前“35歲失業”的規划過於樂觀，“現在整個部門，年齡最大的是34歲，是部門大boss”。

她會在微博上吐槽互聯網辦公室文化：“這個事明明不好玩很無聊，但他們一定要說‘玩起來’ ”；總監朋友圈裡8成內容是公司宣傳，“是把自己賣給公司了嗎”；oa程序漫長冗餘，她忍不住感嘆“我們公司這麼臃腫的嗎”；“在互聯網當一周螺絲釘的感受就是，只有在下班地鐵上掏出手機備忘錄寫段子的時候，我才覺得自己是有意義的。”

千尋的實習經歷中，職場仍然有充滿創造力的部分，這是她還想嘗試的動力。“我還是想在職場發揮能力和才華。我的帶教老師都挺厲害的，有溫和共情力強的，有腦子很活很多idea的，有很純粹理想主義的，但都很善良……都有我非常嚮往的地方”。

她對互聯網行業的kpi也抱有幻想，“如果是背業績，我可能會非常壓抑。如果是內容、數據的考核，我應該能接受？”

剛讀研時，想到畢業就25歲，再工作四五年就30歲了，她就焦慮。現在她的看法變了，30歲，很多女性才慢慢掙脫開家庭、社會施加的種種束縛，生命漸漸舒展。“很多人說35歲可以順理成章地躺平。我現在覺得，30歲對女性來說，一切可能才剛剛開始。”

她的兩個帶教，都是30歲出頭的小姐姐，她欣賞她們的狀態，“讓我覺得30歲成為這樣的人，也很不錯。”

轉眼，千尋又苦惱於社會層面的壓力。一個來她們部門面試的互聯網從業者，37歲了，能力很好，經驗也很豐富。面試“意料當中沒有通過”，畢竟部門最大的領導還不到35歲。她聽說後無比唏噓，“抬頭看每個走來走去的年輕人，頭上都有一個進度條，一旦走到35立刻從公司里消失。”

“我覺得30歲很好，可社會層面上，真的沒有給30+的人很多選擇的機會和生存的空間。”

找實習時，面試官也會問她，“你本科畢業第一年幹什麼了？”那一年她在二戰考研。她的室友，連續考了三年研究生，她推測，室友找實習時，在這個問題上被審視得更嚴苛。“我們還是學生，只是找一個實習工作，至於嗎 ？”

千尋一直很羨慕女生r的生活狀態。r在前四五年，保持着“工作一兩年裸辭，出去旅行幾個月，再回來找工作”的節奏。到了今年，r不敢這麼幹了，大環境實在太差了。“羨慕歸羨慕，還是要面對很多現實問題的”。

千尋在自己的微博賬號上，開了個“遠方來信”的欄目，“向女孩們徵集她們不那麼‘循規蹈矩’的人生故事”。其中一封來信來自女孩m，m大專畢業，母親重男輕女，總要求她在經濟上支持弟弟。m畢業後沒上過一天班，一直在職場軌道之外謀生，做過陪診師等各種各樣的零工。後來m拿到了澳洲的打工度假簽證。前段時間，千尋收到m的私信，m在澳洲生活得很不錯，她有頭腦，做事麻利，給房東、僱主留下了極好的印象，房東希望m能繼續留下，正在幫她爭取新的簽證，m也很勇敢地跟原生家庭做了切割，“我想她應該也是真正到達了遠方”。

跟她一起租住在上海的死黨小王，最近要到另外一個城市旅居。小王是她的高中同學，不太愛讀書，但很有腦子，高中時就開始賣遊戲代幣，遊戲產品賺錢。大專畢業後，小王一天班都沒上過，靠着開網店謀生，她無論在哪兒都能營業，收入勉強維持生計。有段時間，網店收益不太好，小王壓力很大，千尋勸她去上個班，小王扭頭回了一句，“打死都不上班”。

m、小王，給了千尋很多啟發。她用做題和競爭，獲得現在的生活狀態，這個過程擰巴痛苦，留下很多無法磨滅的創傷。m和小王的選擇讓她看見，做題之外，其實還有別的路，可以到達想去的地方。

千尋去年在一家脫口秀公司實習。很多脫口秀從業者的選擇，也給了她新的啟發，“他們的教育背景和能力，是可以做很‘成功’職業的，但是他們放棄了，做脫口秀，賺得比以前少多了，他們也非常快樂”。

她很喜歡脫口秀公司的氛圍，那是個理想主義很濃的地方，大家會深究“我做的東西有沒有意義”。不過，在脫口秀公司實習，每月工資2000塊，比不上互聯網大廠的實習待遇。

離開脫口秀公司，選擇互聯網大廠實習offer的最直接原因，是她發現自己轉正無望。即便有這麼充足的理由，她還是感到失落，她跟一個朋友傾訴，“自己兜兜轉轉，還是放不下互聯網的光環”。對方在晚風裡淡淡地回應，“你只是想過一個更好的生活，又有什麼錯呢”。

“你有頭腦，有創意，想過得體面一點，依然要付出身體、精神上的代價，這當然不公平，非常不公平，但是沒辦法。”

在脫口秀公司，千尋的帶教q是個很有才華的女生。q只做自己喜歡的工作，來脫口秀公司之前，q在紀錄片行業，參與制作過很厲害的片子。文化行業收入大都一般，在千尋看來，q願意沉浸於此，其中一個前提是，她是上海本地人。

家庭的支撐對一個人的選擇，到底有多重要？最近的一次聊天，又推翻了千尋既往的觀點。

前些日子，千尋跟朋友h碰了一面。h在東南亞做數字遊民，平日在線上教留學生一些課程，工作、生活狀態很愜意。h的學生，家境都很優越，所學的專業，未來通往的，也是體面光鮮的職業路徑。她問h，這些學生會考慮做數字遊民嗎。h說不會，這些學生從小到大都是父母的乖小孩，家庭的驕傲，成長之路高度正確。讓他們放棄穩定的收入，做今天有得賺明天沒得賺的自由職業，不行，他們沒法放棄原來的東西。

跟h聊過之後，她發現，以往固執己見的觀念，比如“我沒辦法偏離軌道，是因為我不夠有錢，我是小鎮做題家”被打破了。“那些家境優裕的乖小孩，他們也不會去偏離軌道。這到底跟錢有多大關係，我發現關係不大，勇氣才是先決條件”。

“各種外界的啟發，是一個潛移默化的影響，每次都是一點點，所有的東西都是慢慢地匯聚起來，我不知道最終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人生不是軌道，人生是曠野”這句話，在流行起來之前，千尋就聽說過。最開始聽到這話她很受鼓舞，到後來她質疑，“真的是這樣嗎？有錢人家的孩子，人生才是曠野，我們只能按部就班”。或者，“我們站在軌道上，望着遠方的曠野”。

“我經歷了好幾個過程。給這句話加上各種不同的前提，不同的定語，我現在覺得，它對我是有吸引力的，雖然可能短時間內，我沒辦法做出什麼樣的決定，或者說暫時沒有勇氣做出什麼決定，但是我知道曠野的存在，我能看到那麼一個方向，這就是對我的意義”。

在我們的對話準備結束時，千尋跟我說了這麼一段話：

“我發現，我現在對以後的事情，沒有那麼強的焦慮感了，延畢也可以，當然最好不要。秋招找不到工作也可以。甚至我再多讀一年書，都可以。我不太害怕了，我現在覺得，一個事情的發生，可能導向很多個結果”。

“是不是對失敗的包容度高了？”我問她。

“這些在你以前看來，算失敗嗎？”我問。

“那肯定。現在，就是允許失敗發生吧。”

作者：黃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