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蔡家欣 黃敏
編輯 | 王一然
回憶自己的初三，曉勛總是感到遺憾。別人都在埋頭苦讀，努力往成績排名榜上擠，當時她卻只有一道命題：要不要放棄中考？
她記得有一天課堂被各類中等職業學校（以下簡稱“中職”）的宣講會闖入。之後，班主任時不時在課上敲打：成績不好的同學，要是中考拿不到c（合格）以上，就沒有畢業證；如果不想中考，可以來找我商量。
“說的就是我。”曉勛在講台下想。她在廣西縣城一所普通公立中學，全年級八個班，曉勛在最差的三個班之一。而她的成績又是差中之差，常年徘徊在班級倒數十名內。
班主任反覆提及的畢業證，是曉勛的軟肋，“我認為它非常重要”，在她的認知里，沒有畢業證，“連中專都讀不了”。
多位放棄中考的學生回憶，影響他們選擇的，都是那張畢業證，“他說分數低，拿不到畢業證，我就害怕了。”事實上，關於畢業證，一位初中老師表示，義務教育階段不能因為成績不好不給，但“各地教育局有自己的微調策略。”
曉勛一個人跑去辦公室，班主任遞給她一張表。上面的內容她記不清了，但只要她和父母簽字，就可以解決當下的“困境”。“老師說，不考試就能拿到畢業證，職校會幫忙，因為我們已經屬於他們的學生了。”
曉勛的母親50多歲還在賣水果，父親負責送貨。關於中職，這個家庭的認知基本來自於往職校送過貨的父親，“他們上課都在睡覺，去了也沒用。”
他們鼓勵曉勛，“考慮一下（繼續中考），對自己沒有遺憾，至少可以混個高中文憑”。在這對父母的樸素認知里，“要有文憑，讀高中總比不讀好”。他們甚至找到在民辦高中教書的親戚，即便成績不理想，曉勛也可以去那裡繼續讀書。
曉勛動搖了，“還可以考試，不要放棄”。
曉勛的經歷是很多成績“邊緣生”的寫照。根據公開報道，近三年來，安徽、江蘇、江西、山東等地均被爆出“差生被勸退中考”的現象，在中考到來之前，他們被要求籤署放棄中考的承諾書或者申請書。
早在2010年，教育部就發文強調，任何學校和個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勸說學生放棄中考和中途退學，或要求學生轉校，或強迫學生報考某類學校。針對此現象，各地區也有相應規定，福建部分區縣要求所有學生必須參加中考，才能拿到畢業證。
但事實上，勸退不僅存在，而且不僅以表格和簽字的形式出現。
一位本該在2021年參加中考的女生，報名當天上午，被班主任單獨談話，以拉低平均分為由，建議她放棄報名。她沒同意，中考百日誓師之後，教導主任和班主任再次勸她，這次理由多了幾個，比如“達不到分數沒有畢業證”，“沒畢業證上不了職校”，甚至說，“你是個女孩，比不上男孩，沒有爆發力。”
回憶當時情景，女生說，似乎她只要參加中考，前方的路便被堵死了，惶恐中，她最終簽下那張放棄中考的承諾書。
也有一位被勸退的上海學生差點抑鬱。據他的媽媽劉群描述，班主任直接給她兒子放假7天，讓他考慮是否放棄中考。劉群認為，兒子成績不好，但被評為過美德少年，不管最後結果如何，都應該參加中考。夾在中間的少年沒有辦法，直接躲到床底下，他問劉群，“媽媽，老師不讓我去讀書，你讓我去讀，我到底要聽誰的？”
為了讓兒子中考，劉群辭職後每天堅持接送，最後兒子的成績沒有達到高中錄取線，去一家中專讀機器人專業。她說，即便如此兒子也不後悔，“為什麼不考呢？考試是我的權利呀。”
曉勛並沒有堅持太久。中考前一個月，她連同班上其他七、八個同學被召集到辦公室，幾個老師圍着他們談話。回憶那場談話，曉勛認為，與其說是勸退中考，不如說是“畫餅”：
首先是春招的優勢：相比秋招，春招的門檻更低，沒有特別的分數要求和其它限制，還可以讓他們優先選擇專業。
春招是中職應對生源萎縮所採取的措施之一。學生在完成九年義務教育後，要在普通高中教育和中等職業教育之間做出選擇，也就是“普職分流”。20世紀80年代，為了應對當時經濟建設背景之下的人才需求，國家提出要擴大農業中學、各種中等專業學校、技工學校的比例。中等教育結構單一化問題逐步得到改善，並在1985年明確提出，“力爭在5年左右，使大多數地區的各類高中階段的職業技術學校招生數相當於普通高中的招生數”。“普職比大體相當”政策自此誕生，並被延用至今。
但隨着“包分配”就業政策取消和高校擴招，中等職業教育學校的黃金時代成為過去，迎來招生滑坡。
河南大學教授王星霞在調研中發現，為了完成招生任務，維持“普職比大體相當”的目標，各類中職開始“實行靈活多樣的招生錄取辦法”，包括對所有接受教育的人全面免費、取消所有知識門檻、面向人人，幾乎淪為技術培訓，甚至與初中學校合謀，動員宣傳在校生招考，將學生強制分流到技能類學校。2020年春季，湖南800名高一新生因沒有達到當地普通高中的錄取分數線，選擇就讀民辦高中，卻遭遇當地教育行政部門的強制退學。
這些“捍衛”中職生源的種種做法，被王星霞評價為，“異化為一場攻艱克難的戰爭”。
作為擴充生源措施之一，春招將目標瞄準了像曉勛這樣成績靠後的學生。一位負責春季招生的中職學校老師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時曾闡述春招生源的核心：主要是學習成績不行，甚至不想再學習的學生，如果不進職校，很可能會輟學就業。
這正是曉勛的恐懼。在她的認知里，如果中考不理想，失去畢業證，那她只能進工廠。這是她最恐懼的歸途，“我不想去工廠打工，我在網上看視頻，他們每次完成的工作都相同，就像重複的機器人。”
她說，從小學到初中，幾乎所有假期她都用來補課，還是逃脫不了差生的定義，補習班做過的題，換一個數字，她就搞不明白了，“學了很久沒任何用。”
在她印象里，成績好的、活潑的學生總是被老師耐心對待，她屬於最末等，坐在角落裡，被同學取外號嘲笑，老師也“不怎麼管，只會掃描你一眼”。
被老師談過幾次話以後，曉勛逐漸失去信心，“也感覺沒有希望了。”
在老師的描述中，職校能幫他們就業，一份穩定工作是曉勛對讀書最終的期待。“他會告訴你去職校對未來有多好，以後會有什麼好工作。”
15歲的曉勛沒懷疑過這些話。勸說的老師里就有她的班主任，曉勛對她印象不錯，“很溫柔”。曉勛的生活圈子除了家人、就是同學和老師。相比沒讀過什麼書的父母，她更願意相信老師的判斷，“我們很信任老師，老師說的話都很正確的那種，我認為老師是對我們好。”
那場談話後，她就有了答案，“我非常想提升自己，去職校真正學習。”父母表示，隨她安排。
一位在職校讀高三女生在回憶棄考的過程，也提到了對老師的信任，“老師說不參加中考，我們可以直接上這邊最好的大專。”入學後這個女生才發現，那“其實是個技校”。“沒想到老師會騙人。”她說。
這場“提前過篩”的博弈里，老師確實扮演着至關重要的角色——升學率是最重要的驅動力，“這種差生不考，平均分就上去了，普高率也上去了。”在東部沿海某中學教書的老師李秋說。
李秋介紹，升學率就像是生產指標，每年中考到來之前，被層層往下分發。李秋所在的縣區教育局會給每所中學定全市排名要求，甚至會細化到學科，“有些重點中學要是某個學科沒有縣第一都會被談話。”之後學校再設定目標，包括重點高中和普通高中的錄取數量。
這些指標最終會落到一線教書的老師肩上。帶課成績好，老師在學校的地位就會提升，有可能被調往重點中學；反之則會被邊緣化，被調去教“雜科”，成績差的老師，沒有開公開課的機會，“手段多得很”——而這些都與職稱、考核緊緊掛勾，“長遠來講，還影響退休金”。
層層壓力之下，很多老師只能給出最被動的選擇，那就是勸學生放棄中考，保住升學率。
海南某公立中學的初三班主任大發認可“這個途徑（勸退中考）對學校有利”，但不認為這全是升學率的推動。“大家總認為免考對學生不公平，事實是這些孩子的學習情況不盡人意。”
大發的學校在片區里排名長期墊底，按照往年的分數線，班上第一名，也只能勉強夠到公立高中的線。今年2月，學校召開了一場針對差生的免考會。大發通知了班上七、八位學生的家長，海南中考滿分900，學校規定，300分以上拿到畢業證，而這幾個學生均不超過180分。
推薦這幾個人免考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們不在乎畢業證，已經放棄學習。打架鬥毆是他們的日常，甚至還會在課上玩羽毛球和火柴。“即使他現在開始努力，也很難考上高中。”大發說。
另外一個原因是現實的家庭條件。班上將近三分之二的學生家長都是外來打工群體，他們租住在城中村，經濟條件並不如意。根據大發了解，目前許多中職學校都看重升本率，會以優厚的獎學金吸引優生，反之，如果（參加中考）成績差且拿不到畢業證，“不交高價，沒人願意讓你去上（民辦高中和職校）。”
免考動員會的第二天，學校因為被投訴而停止勸說。大發班上只有一個家長同意孩子申請免考，“孩子殘疾，家裡期望他有學上就行。”
大發有點遺憾。中考之後，受限於成績和家庭條件，輟學是很多這類學生的選擇。而棄考去讀中職，對於學生個人和家庭來說，都是一種解脫。廣東一位女生記得放棄中考後的輕鬆感，“壓在身上的石頭一下子丟掉了。”在那之前，“每天都要背書，背的東西讓我覺得很乏味，睡不夠也睡不好。”一位媽媽也認可這種方式，女兒成績差，在她看來，與其參加中考，不如直接棄考順利拿到畢業證上職高，“各取所需，免得家長焦慮不安，病急亂投醫。”
但是，同樣作為母親，大發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參加中考，“即使考幾十分，我也會讓他參加，我認為這個事情很重要，如果他後來回憶沒有參加中考，心中會有遺憾。”
互聯網上，老師們也因此成為最先被聲討的對象，在“勸退中考”的話題下，他們被“唯功利性”的罵聲淹沒。很多人不知道，這背後是“普職比大體相當”政策帶來的壓力。十幾年前，包括浙江台州在內的沿海部分地區就率先實行了嚴格的“五五分流”，這個比例被逐漸普及開來，近三年來，安徽合肥、湖南長沙也都在嚴格實行這個錄取標準。
按照這個標準，九年義務教育完成後，僅有一半的學生能升入普通高中，剩下的一半，只能被分流進各類中職學校。
為了避免被分流，升學壓力逐步下移。王星霞表示，為了普高目標，擇校和應試教育的壓力甚至有可能傳導到幼兒園環節，“不讓孩子輸在起跑線”。
2021年秋天，15歲的曉勛踏進中職。她選擇了鄰市的一家職業學校學幼師。學校是父親的朋友推薦的，“他的小孩在那裡讀，說非常好”。
但現實遠沒有老師描述的美好。曉勛性格內向，甚至有點自卑。幼師專業需要獨立上台表演，比如彈琴、唱歌。曉勛記得，第一次上台彈琴發音，她的聲音發不出來，老師鼓勵她，但她就是做不到。
同宿舍的女生也開始排擠曉勛，只要她一說話，其他人就沉默，然後開始笑起來，“不知道是不是在笑我土。”被孤立的感覺在那年中秋得到印證，一個女生給全班同學都送了月餅，唯獨缺了曉勛那一份。
在許多學生的描述中，中職更像是一個小社會，人際關係複雜，課堂混亂、沒有秩序感。一位女生報名商務英語專業，進去之後卻發現這個專業已經被改為商務文秘，“還跟市場營銷混一個班”。另一位女生在進入中職以後則徹底打破想象，上課老師照書本念，底下的學生則是玩手機談戀愛，“只要不打擾上課就行，其它隨你。”
不僅如此，許多學校打着校企聯合的幌子，向企業輸送學生工。一位職校生從高二下學期開始就被學校安排到電子廠做焊錫，每天從早上七、八點開始干十四五個小時，但為了畢業只能聽從學校安排。
教學質量低、管理鬆懈，這些都是讓杭州女生綿羊當年堅持中考的主要原因。在她的認知里，職校風氣不好，存在霸凌、早戀、輟學等各種問題。她屬於被考試製度淘汰的人，40人的班級，她排名在25左右，已經被劃入沒有希望衝刺“優高”的那部分學生里。
教導主任也找綿羊談話，但綿羊堅持自己的想法。她的父親是1980年代的大學生，受家庭氛圍影響，她從來不認為自己是差生。按照她的說法，儘管數學、科學成績倒數，但語文靠前，還拿過省級的徵文比賽獎項。“我內心還是有傲氣。”
那年中考，綿羊落榜了。但在家裡的幫助下，她轉到另一所中學復讀，第二年如願考上高中。之後作為美術生參加高考，順利考上一本，之後是研究生，如今已經博士畢業。
當然，平行軌道的中職以及職業教育中，也有人向另一條升學之路攀爬。正在恩施某職高讀高二的一位學生進入職高後，選擇了自己擅長的計算機專業，從高一開始參加各類全國級技能大賽，“如果拿到全國級大獎，專業課幾乎滿分，文化課（很輕鬆）就可以（上本科）了。”
但沒有家庭資源的支持，也沒有某個方向的專長，在被同學孤立的氛圍和課業壓力下，曉勛最終選擇輟學。
與她類似的經歷不是少數。根據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的跟蹤研究，中職學校的輟學率在2014年達到高峰為23%，儘管已經呈下降趨勢，但2017年這個數據還保持在8%。
近年來，隨着普職分流焦慮的擴散，邊緣的中職生也逐漸進入公眾的視野，中職教育體系也在謀求改變。根據《2022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2022年中職招生僅占高中階段教育總數的33.85%。
政策層面上也在逐步打通這些中職生的升學路徑，他們可以通過“對口升學”、“高職單招”、“職教高考”等方式獲得專科、本科學歷。根據北京大學中國教育財政科學研究所2020年調研，在近兩萬份樣本中，約有65%中職生升入高等院校繼續學業，其中約10%升入本科院校。
然而，沒參加中考的弊端，卻在這個體系之中顯露出來。一位中職生在參加高職高考時，直到報考才知道，由於沒有中考成績，她並不能直接報考本科，只能先考大專。根據公開資料，在部分地區，“在本市參加中考”成為中職生高考報名的條件之一。以上海2024年三校生高考報名條件為例，部分不滿足戶籍條件的考生，必須滿足“參加本市中考且具有本市中等職業學校完整學習經歷。”
輟學後的曉勛還是進了當初恐懼的工廠，每天的生活都是重複的：把兩個充電器並排放一起，開關一按，品牌的名字就印了上去。連續工作八個小時，每天能拿八十塊錢。曾經和她一起棄考的同桌，從職校休學半年後又重新回去“混日子”，“能待一天是一天，最後考試靠運氣”。
回頭再看那個十字路口——中考，曉勛會有一種“不公平”的感覺，這或許來自學生時期對老師的信任依賴，以及相關信息的匱乏——如果參加中考，會有更多選擇，或許可以去一所更好的職校，或許可以去民辦高中。“當初感覺是自願的，現在回想，其實有一半是‘洗腦’的。”即便知道答案很難被更改，她還是說，“如果還有機會，我肯定不會放棄，考不上也沒什麼遺憾的。”
（應講述者要求，文中人物均為化名）
版權聲明：本文所有內容著作權歸屬極晝工作室，未經書面許可，不得轉載、摘編或以其他形式使用，另有聲明除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