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日家訪，就讀於廣東某二本大學的學生正敏，從舊柜子里拖出一個破爛紙箱給黃燈看。箱子里是可以鋪滿一地的獎狀、證書和高三最後一個學期用完的圓珠筆。黃燈數了數，證書41個，獎狀49張，圓珠筆接近200支。
這一場景，在近期出版的《我的二本學生2:去家訪》中，給予了黃燈“電擊般的觸動”——這是一個女孩從農村艱難走向城市念大學時的印跡，也是底色。
黃燈是廣東一所二本大學的教師，從2017年起，黃燈從廣州出發，沿着自己的學生回家的路，一路換乘高鐵、長途客車、中巴車，電動車、摩托車，走進他們的家庭。那些學生的家，散落在地圖的角落裡，是需要數次放大才能看到的小城、鄉鎮和村落。她用數個“正敏”的例子，講述了一個既定的、卻常常被社會誤解的事實：對很多年輕人而言，哪怕是考上二本院校，也需要孩子全力以赴，和家庭傾力托舉。
黃燈
數據顯示，截至2023年的6月，中國的普通高等院校2820所，其中普通高校1200多所，高等職業專科學校1500多所。這其中，985、211高校只有一百多所，但在現實生活中，名校學生的耀眼，常常遮蔽了沉默且屬於大多數的二本學生。
黃燈說：“中國二本院校的學生，從某種程度而言，折射了中國最為多數普通年輕人的狀況，他們的命運，勾畫出中國年輕群體最為常見的成長路徑。”
從正敏曾就讀的小水小學到她在廣東就讀的大學，只要三個小時的車程。但跨越這三個小時，用正敏的話來說，卻是“一路從最農村的地方爬到了城市”。
正敏1996年出生，來自粵西山區閉塞的山莊。媽媽是“越南新娘”，爸爸是農民，哥哥初中沒有畢業，正敏自己則是村裡“越南新娘”子女中唯一的大學生，也是小學班級唯一的本科生。為負擔她的開支，媽媽必須拼盡全力工作。
正敏從小成績優異，但能繼續上學，全靠媽媽苦苦支撐。她細數過媽媽干過的活：種橘子、上山砍木頭、為紙廠砍竹子、卷鞭炮、到工地攪拌水泥、打包廢紙裝車……所有的工作，沒有一件可以持續、穩定地為媽媽提供過得去的收入。
爸爸對正敏上學態度很消極，不僅沒有給正敏提供情緒支持與安慰，反而說：“跟我呢，我不能保證有錢給你讀書，跟你媽，你就等於把你媽媽賣了拿錢讀書！”她的叔叔也總是向她灌輸，女孩子念書沒什麼用，希望她早日放棄高中的學業。
紀錄片《出路》
初中沒有畢業的哥哥，得知媽媽的收入被正敏拿來念書，從她上高中後就開始明目張胆地找妹妹要錢，每次遭到拒絕，便聲嘶力竭地慫恿妹妹找別人借。正敏向黃燈講述父兄帶給她的壓力，她說自己像是掉進了一個無底洞：“總感覺爸爸和哥哥，在拚命將我往下拉”。
在黃燈的家訪中，這樣的家庭不在少數。黃燈的學生源盛，曾在作文中這樣描述他生活的地方：
“紅白藍防水篷布下堆放着鋁錠以及一些生鏽的器材。如果不掀開幾塊不起眼的軍綠色防水布，根本無法知道發黑布滿污漬的布下藏着幾道門。幾道門前擺滿了鋁錠，倉庫就隱藏在一片髒亂之下。父親將倉庫清理出放一張小木板床的位置，對我和母親說，以後這就是我們的家。”
初中時，學校離家有十公里，他騎車單程需要踩1個小時。初中三年，源盛常常學習到凌晨一點，為了準時到校，凌晨五點半就必須起床。長期的睡眠不足，導致了源盛的低質量睡眠，每天都只能勉強保持五六個小時的休息。
黃燈在演講中講述她的學生
源盛考上廣東這所二本大學，村莊為此沸騰了好長時間，家裡將親朋好友接來，擺了幾桌酒席。源盛父母希望兒子能留在珠三角，但源盛走出村莊後，雖對故鄉有依戀，卻從沒有想過回來：“沒辦法，為了生存，只能走出去。”
“父母的生計、勞動的歷練、祖輩的陪伴、兄弟姐妹之間的相處……這些具體的日常生活，在學生的少年時代，都是一種‘教育資源’。”這使得他們要想從偏僻的鄉村來到城市念大學，需要付出百倍的努力。黃燈寫道：“無論社會的縫隙怎樣狹小，年輕的個體終究在不同的處境中，顯示出了各自的主動性和力量感，並由此散發出蓬勃的生機和活力。”
這幾年，黃燈去過鬱南、陽春、台山、懷寧、陸豐、普寧、饒平、湛江、孝感等20多個地方。
有好幾次家訪，黃燈都沒能如願見到學生家長，後來她才知道，無論周末還是寒暑假去學生家，要同時見到父母雙方，並不是那麼容易：有時候雙雙在外打工，有時候一方在外打工，就算臨近過年也要刻意等候，才能見到匆匆而歸的身影。
就算能夠幸運地同時見到父母，他們大都沒有特定的時間用來跟老師交流。難得的聊天機會，更多只能在紅薯地、豬欄旁、快遞間、養殖場內開展，或在鍘豬草、煮豬食、織魚網、揀快遞、修單車等忙碌的間隙中進行。
這些場景如此具體、日常而又必然，讓黃燈強烈感受到在這些具體的生計和勞作中，父母已經潛移默化地塑造了孩子的勞動觀、價值觀。這通常會比空洞的說教，來得更為直接和深刻。
黃燈發現，在這些重視教育的家庭中，父母往往保持着一定的威嚴身份，他們勤勞、質樸而又堅韌，堅信勞動才能創造價值，對孩子的教育展現出了驚人的重視、不計代價的付出，比如於魏華爸爸為了讓他專註學習，無論多累，晚上都要陪他做作業，堅持了很長時間，一直到他能管好自己；羅早亮媽媽堅持孩子一定要勞動，要分擔家務，絕不嬌慣孩子……
紀錄片《迷霧中的孩子》
在這樣家庭中長大的孩子，幾乎都具備勤勞的品質，在別人的眼中，他們常常被稱為“懂事的人”。文瑜從初一開始，每逢假期就會進廠打工，每小時工資七元，一個暑假她能賺四千多元；黎章韜在小學就熱衷和村裡的小夥伴們一起撿垃圾、拾廢鐵；羅早亮從7歲就開始學着做飯，作為家裡唯一的男孩，放鵝和放牛的任務由他獨自承擔……
除了父母的角色，他們也與祖輩之間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家訪中，黃燈目睹了文瑜給奶奶剪指甲，目睹何健站在爺爺墳前鄭重地追念，目睹章韜外婆慈愛地注視眼前健康黝黑的外孫，以及境軍扶着中風的爺爺在寬闊而簡陋的客廳走來走去，她才理解了祖輩毫無保留的情感滋養，怎樣給孩子們傳遞直面現實的力量和勇氣，讓他們走出大山之後，保持着內心的柔軟、情感的豐沛、充盈責任感與力量感。
黃燈觀察到，許多剛入學的學生，“興奮期一過，伴隨考上大學自信的稀釋，現實中洞悉到的種種真相，諸如同學之間的貧富懸殊、城鄉之間的教育差異，總是很容易將他們推向無力或虛無的境地。”
大山外的世界，足夠新鮮有趣，卻也讓他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因資源差距而來的無奈。一次，正敏與網友討論家庭的經濟狀況，網友們告訴正敏：“當下社會，如果一個家庭拿不出兩萬塊錢，簡直不可思議。”
這讓正敏感到吃驚。在此之前，她一直認為這樣的家庭是社會的常態：“他們整天想着玩，也不幹正事，好像始終沉醉在爸爸媽媽疼愛的世界裡，畢業後通過家人介紹，就能很順利地找到工作，而我很認真地學習，很認真地實習，很認真地跟各種人打交道，畢業之後，有可能找不到什麼合適的工作。”
黃燈的學生曾在一次作文中，用“工業廢水”形容自己
與此同時，擁有大學生身份的他們也在親友們的期盼中，感到一種難言的壓力與尷尬。比如源盛的父親一直堅信兒子“考上大學，工作穩了，前途也穩了”，大伯還以為源盛畢業後國家能夠包分配，有些遠房親戚甚至試探性地問源盛：“是否可以拿到五六萬一個月？”
源盛不知道如何向父母親朋們解釋他看到的新世界。
紀錄片《出路》
黃燈有時候很糾結。在去家訪之前，黃燈對二本學生群體的整體去向也是比較悲觀的，如今的大學，早已不具備當年可以“包分配工作”的含金量，這些二本院校的學生，畢業後將面臨嚴酷的擇業競爭，而他們自己和家庭，卻已付出那麼多、抱有那麼深的期待。
但另一方面，當她有機會貼近孩子們的“來路”，看清他們一路走來的堅信，就會發現他們身上的力量感與信念感。也因此，學生們已經走向了和留在家鄉同輩人截然不同的命運。
學生文瑜家中，有不少與她一起長大的堂姊妹，無一例外，所有人都延續了“初中輟學——外出打工”的人生軌跡；源盛的堂弟車技驚人，卻沒文化考不上駕照，從而無法進城以此謀生；正敏剛剛上大學時，好幾位小學同學就已經生養了幾個孩子，而她通過讀書得以逃脫父輩那輪迴般的命運：“我爸那樣子，我哥又那樣子，那我哥的下一代，會不會還是那樣子呢？”
紀錄片《村小的孩子》
“‘上大學’事實上是他們人生最大的依仗和機會。”黃燈說，她在種種遺憾和現實中，理解了他們一定要走出大山的堅定，“在龐大的年輕群體中，我的學生，就算只能來到一所二本院校的課堂，相比更為多數的同齡人，也算得上巨大的突圍和幸運，更幸運的是，他們沒有被現實中無處不在的壓力打敗，終究依仗更為本源的滋養和力量，在喧囂世界中找到了安放自己的地方。”
撰文丨 毛渝川編輯丨毛渝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