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應台丨德國人怎麼上歷史課

港大的國際招生愈做愈好，來自歐美的學生愈來愈多，不止短期的交換生，而是正式的學籍，將來就是港大的畢業生。

有一天，和一群德國學生聊天，剛好是台灣的歷史教科書問題正鬧得沸沸揚揚的時候——民進黨政府試圖在教科書里進行所謂“去中國化”，反對者則抗議紛紛。我問這些德國學生，“你們高中的歷史課是怎麼上的？”

每個人來自不同的省，而德國的教育權下放在各省自治，因此有些差異，但是在七嘴八舌的爭相發言里，我發現兩個共同的特點：一是，在他們的歷史教學方式里，教科書不重要。二是，歷史教學是開放式的。

如果這一個課是1870年的普法戰爭，那麼老師在上課前要求學生讀的會是很多第一手資料，譬如俾士麥首相的演講原文，要學生從演講稿中探討當時普魯士的外交策略，從而分析普法戰爭的真正原因。

除了了解德國觀點，學生必須知道法國觀點，老師可能用計算機圖片放映當時法文報紙上的時事諷刺漫畫、評論、或者畫家筆下的巴黎街頭圖像。

在分析戰爭本身，老師可能出示一張他帶來的1870年普魯士的經濟發展指針圖，用來解釋當時的“新科技”——譬如鐵路的廣泛使用和新制大炮的威力——如何使普魯士在戰場上佔了上風。

法國本身貧富之不均、工人階級之不滿、社會壓抑已久的不安定，老師可能用當時法國的生產指數和土地分配的圖表來說明。

也就是說，在整個講課的過程里，教科書非但不是唯一的教材，而且不是核心的教材，甚至可能根本沒用到。

第二個特徵是開放式的教學。教學的主軸不是讓學生去背誦任何已經寫進某本書里的敘述或評價，而是要學生盡量從第一手資料里看出端倪，形成自己的判斷。如果這一堂課的主題是納粹，學生可能必須去讀當時的報紙、希特勒的演講、工會的會議記錄、專欄作家的評論、當時的紀錄片等等，然後在課堂里辯論——

納粹的興起，究竟是日耳曼的民族性所致，還是凡爾賽合約結下的惡果，還是經濟不景氣的必然？各種因素都被提出來討論，至於結論，學生透過資料的分析和課堂的論辯，自己要下。

滿頭捲髮的路卡士說，“我們那時就讀了托馬斯曼的弟弟，亨瑞琪曼的書，‘臣服’，因為他就認為德國人的民族性有慣性的服從性格。我們在課堂上就此辯論了很久。”

如果主題是1848年的歐洲革命，學生必須從經濟、社會和政治的不同層面分析革命的起因，然後又要試圖去評價這場革命的後果：這究竟是一個失敗的革命，如法國的Alesis de Tocqueville 所說，“社會頓時撕裂成兩半：羨妒的無產階級和恐懼的有產階級”；或是一個成功的革命，因為二十年後，德國和意大利都統一了，而法國擴大了選舉權，俄羅斯廢除了農奴制。

事情的是與非，人物的忠與奸，往往沒有定論，學生必須自己從各種資料的閱讀里學習耙梳出自己的看法。

“我們還常常要做報告”，剛剛來到香港的漢娜說，“一個人講四十五分鐘，等於教一堂課。”

“你記得講過什麼題目？”

“當然記得，”她說，“因為要做很多的準備。我講過英國的殖民主義。”

在這樣的歷史教學方式里，教科書的地位，只不過是一個基本的參考資料而已。在眾多一手和二手的資料里，包括演講、漫畫、照片、統計圖表、新聞報導和學者評論、人物日記、法庭記錄等等，教科書只是一個指引，不具任何一錘定音的權威。

開放式的歷史教學，着重在訓練學生運用材料的能力，尤其在培養學生面對紛雜的史實做獨立思考和獨立判斷。教科書充其量只是路邊一個小小指路牌，不是燙了金的聖經。

“那考試怎麼考呢？”

考試，他們解釋，也不會以教科書為本，而是開放式的題目，都是要你寫文章答覆的，譬如“試分析俾士麥的外交政策”或者“試分析魏瑪共和國失敗的原因”；測驗的是一種融會貫通的見解，教科書根本沒有答案，也不可依賴。

如果教科書根本不被看作一錘定音的權威，如果課堂中的歷史老師有獨立見解，又有旁徵博引的學問，如果我們的考試製度不強迫老師和學生把教科書當聖經，我們需要那麼擔心教科書的問題嗎？歷史教學的真正問題所在，恐怕不在教科書，而在教育的心態、制度和方法本身吧。

“可是美國的歷史教育比較跟着教科書走，”來自奧地利的約翰在美國讀過一年高中，他插進來，“而且他們的歷史課教得很細，不像我們在歐洲，着重在大事件、大歷史。”

克力斯說，“那沒辦法，他們只有兩百五十年歷史可以談，所以連什麼‘三十年代流行時尚’都可以在歷史課里討論一整節。”克力斯也去美國交換過一年。

話題轉到美國去了。克力斯接着，“我發現美國人跟歐洲人真的很不一樣，譬如說，有一次老師出題，要大家挑選二十世紀本國某一重要人物來做報告，結果，你知道嗎？有五個人，選的是蝙蝠俠！不可思議，是高三呢。”

大家轟一下笑開了。我忍住笑，說，“美國嘛，大眾文化特別重要。如果是你們德國班上做這個題目，大家可能選什麼樣的人物呢？”

克力斯回答，“阿登瑙爾、希特勒、布萊希特、托馬斯曼……或者舒馬克、貝克包爾什麼的，都可能。可絕對不會是米老鼠、蝙蝠俠或超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