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和反對大學擴張的論點是1950年代英國公共生活的常態。在金斯利·艾米斯（Kingsley Amis）1954年的小說《幸運的吉姆》（Lucky Jim）中，吉姆·迪克森（Jim Dixon）的室友兼英語系同事阿爾弗雷德·比斯利（Alfred Beesley）加入了這場辯論。
他首先讚揚了他系裡的一位教授，因為他幾乎有一半的一年級學生不及格，“所有的省級大學都走同一條路......”他抱怨道，“去大多數地方，試圖讓一個人僅僅因為他太愚蠢而無法通過考試而出局解僱教授會更容易。
這就是有這麼多人在這裡獲得教育當局補助金的麻煩，迪克森同意比斯利的觀點，但“沒有足夠的興趣這麼說”。W·薩默塞特·毛姆（W. Somerset Maugham）在讚揚《幸運的吉姆》所表述出來的“不祥意義”的同時，譴責了由這種靠政府資助上大學的新一代男性組成的角色陣容。
“他們卑鄙、惡意、嫉妒......”他在《星期日泰晤士報》上寫道：“他們是艾米斯的觀點比許多人意識到的更接近毛姆的觀點，他很快就將比斯利的觀點確定為自己的觀點。
《幸運的吉姆》（Lucky Jim）通常被視為紅磚諷刺作品，更準確地說是對大學學院的諷刺，是教育等級制度的下級，對擴張的恐懼往往針對這些機構，一些位於不光彩的省級城市的大學，更有可能讓第一代闖入者進入高等教育。
《幸運的吉姆》的大學與其說是基於斯旺西，不如說是基於萊斯特大學學院，艾米斯的朋友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是圖書管理員，拉金的女朋友莫妮卡·瓊斯（Monica Jones）用英語授課。
根據約翰·薩瑟蘭（John Sutherland）的說法，他們三個人都感到困擾，因為他們“註定要在這些卑微的非牛津機構工作”。
1960年7月，在《遭遇》中，阿米斯抨擊了“大學數字騙局”，即“有成千上萬的年輕人能夠從大學培訓中受益，但不知何故未能找到自己的出路”的謬論，關於大學的擴建計劃，阿米斯警告說：“更多意味着更糟。
阿米斯的作品更多地依賴於令人難忘的措辭和軼事，而不是爭論，他有兩個關鍵假設，首先，學術能力是罕見和有限的，與“汽車或鮭魚罐頭”不同，學生不能在生產力驅動中隨意增加，它們就像“詩歌或瓶子......你不能決定擁有更多的好人。
其次，學生需要帶着足夠的知識進入大學，才能開始有意義的學習。過去，他的學生可能會討論“教皇使用剖腹產的微妙之處”，但現在他不得不花時間討論“教皇是誰的美好之處”，如果一個學生在一開始就對教皇一無所知，那他就不應該在那裡。
雖然阿米斯的例子來自他自己的主題，但他更廣泛的目標是通過那些擔心英國“落後於”美國和俄羅斯並需要“趕上”的“定量思想家”的指揮，捍衛人文學科免受未來面向科學的大學的影響。
1961年2月，阿米斯和四位斯旺西同事在《觀察家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實踐的威脅》，這是對牛津大學教育部主任彼得森（A. D. C. Peterson）的一篇文章的回應，該文章呼籲擴大大學規模，並創建更多“相關”課程，“與外部世界的現實保持一致”。
阿米斯和他的同事們反對這種“為了科學的實際目的而強調科學重要性的尖銳言論”，並認為“目前對教育的最大威脅是實用性”。
這些戰線已經很熟悉了，這場戰鬥的一方是由C.P.斯諾領導的，他在1959年的“兩種文化”講座批評了英國精英的科學文盲，安東尼·桑普森（Anthony Sampson）、邁克爾·香克斯（Michael Shanks）和安東尼·克羅斯蘭（Anthony Crosland）等左翼作家認為，英國的經濟衰退是由於對科學的蔑視和缺乏國家對技能短缺的規劃而加速的。
同一側坐着大多數大學校長，例如斯旺西校長約翰富爾頓，他是擴張的熱心支持者，後來成為薩塞克斯大學的第一任副校長，阿米斯認為他在斯旺西的舉措是“潑辣和莫名昭著的” 對大學領導的相當普遍的抱怨，當時和現在。
另一方是由F. R. 利維斯領導，他在對斯諾的刻薄回復中捍衛了大學作為“人類意識中心：感知，知識，判斷和責任”的想法，利維斯將人文學科尤其是英語置於大學的核心，作為無靈魂功利主義的解毒劑。
早在1953年，在戰後高等教育擴張真正開始之前，利維斯就抨擊了1944年《教育法》的平等主義傾向，認為“牛津和劍橋使這個國家變得奶油化”，並且“在與福利國家相關的著名的戰後教育改革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裡，英國很少有人能夠證明他們在大學的存在是合理的”。
必須保留古代大學的卓越地位，因為它們不僅使“迴廊植被成為可能，而且使精神的自由發揮和人道力量的集中成為可能，這是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實現的”。
這大致也是阿米斯的立場，大學不應成為人力規劃或職業培訓的工具，而應成為自治的學習中心，是社會其他部分的道德和智力燈塔，阿米斯和他的同事們澄清說，他們並不反對科學本身，而是努力評判科學，“不是通過它增加理解的能力，而是通過對我們繁榮的貢獻”。
斯諾的“兩種文化”論點主要偏向精英大學和大都市文學生活，此時的英國繼續教育和高等教育實際上以科學為主——尤其是在紅磚，紅磚學院一直比牛津劍橋對應用科學和與當地工業的聯繫更加開放。
戰後，參加數學和高中課程的學生比例穩步上升，在1960年達到64.5%的峰值，這種份額的上升轉化為大學，從1949年到1961年，科技生人數增加了63%，人文學科學生人數僅增加了30%。
由於大多數理科學生是男性，這加劇了性別差距，在1960年代初期，女性占學生的23%，比1920年代的近30%有所下降。
然而，從1960年代初開始，人文和社會科學學生的比例開始上升，1960年廢除國民服役是一個因素，因為進入工業界的理科畢業生是免稅的。
另一個是1962年的《教育法》，該法要求地方當局支付學費和維持補助金，這種支持拓寬了年輕人遠離職業的選擇，工人階級的學生不再需要接受教師培訓來學習人文學科。
本來可以上師範學院的婦女現在上了大學，到1966年，在肯特大學、約克大學和東英吉利大學的新平板玻璃大學中，女性占學生的40%以上。
正如彼得·曼德勒（Peter Mandler）指出的那樣，阿米斯在他的《遭遇》一文中承認，他不喜歡在“一所被稱為大學的地方，但實際上是一個相當不那麼迷人和真實的培訓學院”，這是“一個明顯女性化的控訴”。
阿米斯指的是師範學院，那裡大約70%的學生是女性，阿米斯在《幸運吉姆》中哀嘆“像教學文憑一樣把第一扔到一邊的壓力”，也同樣帶有性別色彩。
教育歷史學家哈里·阿米蒂奇（Harry Armytage）在那一年抱怨說，大多數18歲的年輕人“就像旅鼠......在某種強迫性的幻覺下跳入已經過度擁擠的藝術和社會科學水域，離開純科學和應用科學的乾燥土地。但是它沒有什麼像旅鼠一樣。“
新的知識和服務經濟並不依賴於特定學科的技能，這些年畢業生的職業生涯蓬勃發展，在媒體、地方和中央政府，教學、社會工作、法律、會計、商業、工業管理大多樂於接受藝術和科學畢業生。
金斯利·阿米斯（Kingsley Amis）對大學的干預一直持續到1960年代。
1961年，阿米斯成為劍橋彼得豪斯學院的研究員，他後來寫道，“希望一種流離失所的回歸牛津，這是對它的浪漫觀點的回聲，這種觀點在時間的增強中得到了增強”。
但他對劍橋感到失望，並於1963年辭職，成為一名全職作家，在某種程度上，他仍然關心教育標準，針對1963年的羅賓斯報告，該報告呼籲大學利用人口中未開發的人才，他抱怨大學教師已經在處理“未開發的人才庫”。
在1965年4月給《觀察家報》的一封信中，羅賓斯批評了一篇關於大學輟學者的文章忽視了“失敗的幾乎不變的原因——能力不足，或者過度愚蠢”。
羅賓斯聲稱，在今天的大學課堂上，講師佔用了寶貴的時間來解釋T.S.艾略特是誰，“厚厚的人得到了他們需要的東西”，而“聰明的人塗鴉”則在課堂上無所事事，這些是他以前說過的話的更脾氣暴躁和豐富多彩的版本。
但阿米斯的重點現在正在轉移，從對科學統治的恐懼轉向藝術和社會科學的意識形態斧頭磨削。
1967年7月《每日電訊報》的一篇文章《為什麼幸運的吉姆向右轉》中，他解釋了他對左翼思想的蔑視是如何蔓延到對左翼思想的蔑視的，從“切爾西詩歌攻擊南非種族隔離”到“抗議歌曲產業的第一次搖擺”。
三個月前，第一次學生靜坐是在倫敦經濟學院上演的，在接下來的兩年里，大約有一半的英國大學都舉行了示威活動，騷亂起源於藝術和社會科學系，而其他理科學生很少參與其中。
阿米斯並不是唯一一個將大學課程視為顛覆的溫床、擴張愚蠢的證據的人，在1968年6月的一次演講中，保守黨議員伊諾克·鮑威爾（Enoch Powell）駁斥了工黨政府關於增加學生人數導致經濟增長的想法。
這是在伊諾克·鮑威爾的“血河”演講兩個月後發生的，該演講導致學生在幾個大學城舉行反對鮑威爾的示威活動，在學生不滿情緒日益高漲的情況下，他認為，將學生視為“提供未來經濟增長的手段”，導致他們就願意提供這項服務的條款和條件進行討價還價，複製工會的罷工和停工方法。
鮑威爾的解決方案將在未來幾十年內越來越多地被提出，他說，只有市場才能決定大學是如何發展的：“如果一個講師不稱職，那麼他的演講廳就會空無一人;如果一門課程徒勞無功，報名人數將很少;如果資格無關緊要，就不會尋求方法，或者說事情原本就應該如此。”
在鮑威爾發表演講的同月，現任赫爾大學圖書館員的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寫信給小說家芭芭拉·皮姆（Barbara Pym），講述了一名學生在行政大樓靜坐，他曾短暫地被囚禁在行政大樓里。
他告訴她，大學已經“自殺式地”擴張，“現在必須改變以適應我們收留的那種人：考試變得更容易，地方變得像工廠一樣”，在他的信中，拉金長期以來一直厭惡人類，也許是為了喜劇效果而過度慫恿，關於學生入侵這個地方並破壞他的和平。
現在，他將這種幼稚的想法與一種感覺聯繫起來，即這個國家正在被頹廢和忘恩負義的年輕人勒索贖金,隨着學生變得越來越引人注目，他們集中了對更廣泛的社會變革的焦慮。“這聽起來可能很勢利，”拉金在1973年3月再次寫信給皮姆，“但我確實認為，現在我們正在教育罷工階級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