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從延安大學拉回二十多卡車圖書文獻”

西北政法大學是1937年中國共產黨在延安創辦的陝北公學、延安大學的直接傳承者。學校歷經西北人民革命大學、西北政法幹部學校、中央政法幹部學校西北分校、西安政法學院、西安政治經濟學院等發展建設時期，成為國家布局於西部最重要的法律人才培養基地，是全國著名的五所高等政法院校之一，培養了大批新解放區所需的政治幹部、政法幹部、民族幹部和一批哲學、法學、新聞學、黨史等專業的優秀畢業生，為西北地區政權建設、民主法制建設、民族團結和社會進步做出了重要貢獻。八十多年來，學校的發展並非一帆風順，其中也經歷了許多艱難困苦的歲月。文章記述了學校復校初期從延安大學運回被調撥的二十多萬冊文獻的來龍去脈，從側面記述那段不平凡的日子。

去延安大學運回圖書的老師

辦學受創，曲折前進

1969年12月，陝西省革委會根據中央關於戰備疏散的指示精神，要求西北政法學院師生員工及家屬在當年12月下旬抵達位於陝西省渭南地區白水縣的疏散地，並要求學校將全部房舍移交總後232部隊接管。1971年4月，在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根據國務院教科組提出的《關於高等院校調整問題的報告》精神，決定在全國撤銷45所高等院校，西北政法學院在其中。

陝西省革命委員會關於撤銷西北政法學院的通知文件

1971年9月30日，陝西省革命委員會以“陝革發［1971］48號《陝西省革命委員會關於撤銷西北財經學院、西北政法學院和漢中大學的通知》，決定撤銷西北政法學院。通知明確規定，學校撤銷後，人員、財產、教學、設備由陝西省革委會教育局負責安排處理，校舍全部移交給總後232部隊。1971年8月、9月間，全校教職工和家屬已全部從白水縣返回西安。全體教職員工266人於1972年上半年分配到其他高等院校、省屬企業和外省區。據統計，分配至陝西師範大學、西安交通大學、西安外國語學院、西安冶金建築學院、陝西中醫學院、西北大學、西安醫學院、西北工業大學等共168人，省內企事業單位陝西重型機械廠、紅旗手錶廠、關山機械廠等共27人，外省區53人，另有18人在學校留守處工作，處理停辦期間學校相關事宜。1974年，陝西省革委會教育局指示，將學校積累了幾十年的二十多萬冊圖書、設備悉數調送給今天的延安大學。其實，1970年冬天，恢復創辦於1958年的延安大學差點也被撤銷，後來在周恩來總理的親自關懷下得以保留，周總理親自批示延安大學不僅要辦，而且還要辦大辦好。西北政法學院的文獻設備被調配給了延安大學，讓根脈相連的兩所學校情緣更深。

學校復校後第一任黨委書記兼院長王雲在79級開學典禮上講話

1976年10月，中國法學教育迎來了春天。1977年10月，高考制度恢復，中國的人才培養重新步入了健康發展軌道。西北政法學院的辦學歷史掀開了新篇章。

艱難困苦，玉汝於成

1978年8月5日，國務院批准西北政法學院在原校址復辦。“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教育部〔78〕法司字第82號”《關於國務院批准恢復北京、西北政法學院的通知》：“西北政法學院，仍用原校舍，學製為四年，在校學生規模一千人，面向西北地區，1979年開始招生”。並明確規定“學校實行最高人民法院和所在省市雙重領導，以最高人民法院為主”。

學校奉命恢復辦學，但是面臨著重重挑戰。一是校址不能正常使用。學校被撤銷期間，校舍被部隊使用，當時只能逐步清理。二是沒有現成的教職工，原有教職工被調整到省內外各地和部分院校、企業，人員調動過程困難重重。三是沒有教材圖書。原有圖書文獻被調撥一空，即使儘快協調溝通調回也非一日之功可以完成。好在陝西省革委會根據四部委轉發國務院恢復學校通知精神，迅速調回老院長王雲（1905年出生，陝西淳化人，1961年初任西安政法學院黨委書記兼院長，1978年起任西北政法學院黨委書記兼院長），副院長郭懷都（1917年出生，山西臨猗人，1957年3月起先後在中央政法幹校西北分校、西北政法學院任刑法教研室主任、政治法律系主任、院政治部負責人、黨委常委。1972年在西安交通大學任基礎部黨委書記，校黨委紀委副書記。1978年12月任西北政法學院黨委委員、副院長）。兩位領導都曾是學校撤銷前的領導，對學校各方面工作都很熟悉，有豐富的學校管理經驗和領導才能。堅強有力的組織領導使得學校各項工作也得以有序開展。

復校各項工作頭緒繁多，但老院長王雲十分清楚，對於一個以文科為主的高校來說，圖書資料的建設是最基本的建設，無論是教研或科研，都離不開圖書資料。他立刻安排當時的陳美英副館長帶領王生才、郭素鮮、高嵐、劉希昭幾位老師去延安大學交涉，並強調一定要保證調回學校解散時被調撥的所有圖書和設備。一行五人到延安大學後，得到延安大學時任校領導的熱情接待，事情交涉過程異常順利。當時的延安大學圖書館館長牛振華表示堅決落實上級指示精神，理解學校辦學困難，全部還回西北政法學院所有圖書文獻，鑒於被調撥的設備或使用，或損壞無法使用，沒有必要再拉回西安。

去延安大學運回圖書的老師（左起依次為高嵐、王生才、郭素鮮、陳美英、劉希昭。王生才、陳美英去逝）

1977年7月5日，延安發生特大洪水，延安大學淹沒在洪水當中，學校被調撥至延大的二十六萬餘冊各類文獻，有不少淹沒在淤泥里。陳美英館長帶領大家每天工作十多個小時，中午自帶乾糧充饑，清理淤泥污染的圖書，整理、打包……每天都帶着渾身的泥土回到住處，天天如此，沒有休息過一天。經過他們的不怕臟不怕累的辛勤工作，硬是在一個月內清理打包拉回二十多萬冊圖書，工作任務完成的最後一天，才在寶塔山和楊家嶺合影留念。感謝延安大學的理解支持，感謝牛館長的高風亮節。後來延安大學圖書館牛振華館長回憶這段歷史時也曾說：“我們接受了西北政法學院257468冊圖書報刊和3324冊教材，其它資料611冊，書立和閱覽設備439件，整整拉運了27車，都是帶後斗的大卡車。”雖然再拉回來的時候只有二十多萬冊左右，但這已經足夠了！！！這二十多萬冊文獻就構成了1978年復校後西北政法學院圖書館的基礎館藏。

珍貴典藏，無價之寶

在從延安搶救回來的這些圖書文獻中，有兩千多函兩萬多冊的線裝書古籍，兩百多函為明清時期寶貴文獻和民國時期文獻。其中三部古籍在2014年全國古籍普查時，入選第一批陝西省珍貴古籍名錄，它們是：真德秀撰，宋開慶元年（1259）福州官刻元明遞修本《西山先生真文忠公讀書記甲集三十七卷乙集下二十二卷丁集二卷》；（漢）揚雄撰（晉）李軌注 ，（唐）柳宗元注，（宋）宋咸、吳祕 、司馬光注，明嘉靖十二年（1533）顧春世德堂刻六子書本《新纂門目五臣音注揚子法言十卷》; （宋）葉採集進 ，明嘉靖十七年（1538）劉仕賢刻本《分類經進近思錄集解十四卷》。這些古籍歷經周折彌足珍貴。

在這些文獻中，有近600冊歷經陝北公學、延安大學兩個時期的紅色文獻，有1952年影印，全國僅發行2500份全套延安時期《解放日報（1941-1947）》。有十幾萬冊經過西北人民革命大學、西北政法幹部學校、中央政法幹部學校西北分校、西安政法學院、西北政法學院等時期積累的寶貴資料。在西北政法大學校史館的展陳中，那些加蓋着簡陋的或大或小，顏色或紅色或藍色，形狀有長方形、橢圓形、圓形的“陝公圖書館”“延大圖書館”“魯藝圖書室”“延大洛川分校圖書館”“西北人民革命大學圖書館”的藏書章，無一不講述着它所經歷的不平凡歷程。

同時加蓋國立西北聯合大學、國立西北大學、西安政法學院藏書章

同時加蓋三民圖書館、交通大學圖書館藏書章圖書

解放戰爭時期延安大學曾有過幾次大的整合和調整。如抗戰勝利後，延大部分師生按照黨中央戰略部署，1945年8月延大魯藝赴太岳地區辦學，後又組成“東北文藝工作團”和“華北文工團”挺進東北和華北解放區，後自然科學院機械、化工兩系部分師生及農業系低年級學生又抵達張家口辦學。再如1946年6月，黨中央決定由副校長張如心率領延大部分師生，赴東北與東北大學合併。可以想象，每次調整都會有一部分圖書文獻的分流。再如1947年3月胡宗南進犯延安時，校長李敷仁率延大師生轉戰於陝甘寧和晉綏地區，出發前延大按照黨中央要求，在1946年的11月就對大部分重要物資堅壁起來，到此時，又把剩餘物資、校具、圖書等進行徹底堅壁。劉端棻老師在《回首延安：邊區教育十二年》中也寫到：學校大部分圖書以及行軍不能帶走的東西，都封存在土窯洞里或埋在山坡上，可惜的是這些東西後來還是被胡宗南的反動軍隊在佔領延安時破壞了。呂夷老師在《解放戰爭中的延安大學》中寫道：三窯洞圖書是延大師生最重要的精神食糧，許多同志捨不得堅壁，學校只好決定能背的可以背着走，不能帶走又沒有堅壁的，就地全部埋藏起來，並在周圍埋上地雷。這也是經過戰火紛飛年代的文獻十分珍貴的原因。

1952年的影印本延安時期《解放日報》全國只有2500套，陝西只有三套，我校圖書館藏有完整的一套。《解放日報》是1941年5月16日創刊，編印地址就在延河旁、與寶塔山遙遙相望的清涼山上。《解放日報》是抗日民主根據地出版的第一個大型日報，毛澤東題寫報名並撰寫發刊詞，闡明了報紙創刊的宗旨和任務，論證了黨報使命與中國共產黨使命的一致性，黨報就是要準確地宣傳黨在不同時期的政治任務及為了完成政治任務而制定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成為教育人民群眾、指導革命工作的武器。長時間以來，學校中國法制史學科、革命根據地法制研究能走在全國前列，這些基礎資料功不可沒。

同時加蓋魯藝圖書室、西北人民革命大學、西安政法學院藏書章圖書

同時加蓋陝公圖書館、延大圖書館圖書

這批圖書還包括有從西北大學法律系接納的珍貴民國文獻，1958年時任西北大學法律系系主任的王潤，在西北大學法律系與中央政法幹部學校西北分校合併成立的西安政法學院任院黨委常務副書記，他全力支持從西北大學法律系帶來近九千冊圖書，其中絕大多數為社會科學類民國文獻。看着這清晰鮮亮的藍色“國立西北聯合大學藏書章”“國立西北大學藏書章”“國立交通大學藏書章”，無不讓我們感動學校專業學科學脈的源遠流長。曾擔任西北大學法律系辦公室秘書後來成為學校法學教授的李文彬老師回憶說，他和同事、學生親自打包裝車把西北大學法律系的所有資料和設備悉數拉回合併後的西安政法學院。學校著名法制史教授方克勤回憶，西安政法學院時期的圖書館館長任林為學校購買回來大量的線裝古籍文獻。

同時加蓋延大洛川分校圖書館、西安政法學院藏書章圖書

曾任西北政法幹部學校時期、中央政法幹部學校西北分校時期圖書館秘書的劉襲老師，以他的學識和鑒賞力，為我們購回許多珍貴館藏，每一冊圖書都是他用自行車從古舊書店馱回來的。

2014年學校圖書館完成省、市可移動文物普查項目，對新中國成立前館藏文獻進行梳理、標註、留影、建庫工作。2017年4月學校圖書館榮獲“陝西省第一次全國可移動文物普查先進集體”稱號。今天看來，這些得到妥善保護的文獻不僅具有使用價值、文物價值，更是標識我們學校紅色基因傳承的重要符號。

去延安拉回圖書的老前輩中，陳美英、王生才老師已經故去，現在在校園中還可以經常碰到高嵐老師、劉希昭老師、郭素鮮老師，已是九十高齡的她們慈祥和善、精神矍鑠，談起當年的整理搬運工作依然興緻很高，說他們的汗水沒有白流。看似平凡，堪稱偉大，在此致敬那些在平凡工作崗位上為學校發展做出積極貢獻的普通勞動者。

2014年作者採訪劉襲、高嵐、劉希昭老師（劉襲老師去逝）

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今年是學校建校85周年，復校42周年，恰好一半。我們欣喜的看到，兩校區圖書館大樓均位於學校中心位置，體現學校以教學科研為中心的發展思路，藏書豐富、環境舒適的閱覽環境必然會讓學校人才培養更上一層樓。學校在校園面積、師生人數、人才培養、科學研究、服務社會也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學校始終堅守為黨育人為國育才的初心使命，始終發揚政治堅定、實事求是、勇於創新、艱苦奮鬥的優良傳統，培養更多更好新時代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

（本文參考校史檔案資料和作者2014年對文中幾位老師的採訪，資料圖片為作者2013-2014年完成省移動文物普查時翻拍）

（資料來源：西北政法大學微信公眾號；責任編輯：劉佳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