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乃昂（蘭州大學資源環境學院教授）
為推動新見秦刻石研究的深入，我想從歷史交通地理視角，談談“車到此”的實證問題。有學者從交通可行性和秦人與羌族關係等方面進行分析，提出秦人通過“羌中道”來到扎陵湖是完全可能的。還有人認為，河源地區先秦時期就有使用車輛的傳統，且較為普及，因而推測當時已形成簡易路面和初步交通網絡，並將唐蕃古道的歷史提前。
據伍光和教授等主編的《青海省綜合自然區劃》的描述，“青南山原”具體在布爾汗布達山、布青山以南的青海省東南部，包括東昆崙山地區、黃南甘南高原山地和青南高原。扎陵湖、卾陵湖一帶就位於青南高原區。我認為需要重視青南山原與青海北部的地理差異，以及特殊自然環境對“車到此”的制約。
圖①天峻縣盧山岩畫馬車圖像 作者供圖
何處是“羌中”
“羌”原是古人對居住在中國西部半農半牧部落的一個泛稱，歷史上多稱氐羌、西羌、羌戎等。秦人在周初被流放至“西陲”，春秋末期其西部疆域還在渭河上游，西面的洮河流域及以外則屬於氐、羌、戎人地區。隨着實力增強，秦國不斷西進。公元前688年，秦武公在天水、甘谷一帶設立了中國歷史上最早的縣制，標誌着秦國對隴西地區治理制度化的開始。
秦昭襄王時滅義渠等戎而置隴西、北地、上郡等郡，六盤山東西兩側以羌族為主體的諸戎逐漸為秦國所融合，秦國疆界擴展至洮河流域。這時，秦戎相互影響和融合，史書稱為“秦雜戎翟之俗”“秦與戎翟同俗”。秦始皇時，“務並六國，以諸侯為事，兵不西行，故種人得以繁息。秦既兼天下，使蒙恬將兵略地，西逐諸戎，北卻眾狄，築長城以界之，眾羌不復南度”。秦長城西起臨洮、東至遼東，將羌人驅逐至洮河流域以西的河湟谷地等區域。
圖②天峻縣盧山岩畫古藏文石刻 作者供圖
漢初經“文景之治”，至漢武帝時國力強盛，設立“河西四郡”。武帝元鼎五年，“始置護羌校尉，持節統領焉。羌乃去湟中，依西海、鹽池左右”。《漢書·地理志》有“水出羌中”“山在羌中”“昆崙山祠”“鹽羌”等記載，《後漢書·西羌傳》對“羌中”或羌族遷徙的地域範圍記載尤詳：“河關之西南，羌地是也。濱於賜支，至乎河首，綿地千里。賜支者，《禹貢》所謂析支者也。南接蜀、漢徼外蠻夷，西北接鄯善、車師諸國。所居無常，依隨水草。地少五穀，以產牧為業。”又《後漢書·段熲傳》載熲自張掖追西羌：“且斗且行，晝夜相攻，割肉食雪，四十餘日，遂至河首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此處“積石山”即今黃河源東北的阿尼瑪卿山，“河首”則指今青海瑪多一帶的黃河上游。
綜合《禹貢》《史記》《漢書》和《水經注》等史籍記載，可知“羌中”主要指祁連山與阿尼瑪卿山、布爾汗布達山之間的河谷或盆地，尤其是黃河、湟水、洮河、大通河一帶的民族走廊，故有“河湟羌”之謂。羌人多是“會放牧的農民”或“會種地的牧民”，故今人釋藏語中的“戎”為農區或農人，即河谷地帶稱戎。因此，“羌中”應主要分布在海拔3500米以下的農牧過渡地帶。
“羌中道”何往
秦始皇統一六國後，對於交通運輸的規劃和建設極為重視，《史記》將“車同軌”與“一法度衡石丈尺”和“書同文字”同列。秦在都城咸陽與各地城邑、北方軍事據點之間，完成了總長12000公里的道路建設。其中約7500公里稱為馳道，即寬約69至70米的幹道，還在一定間隔設置館舍郵驛。除了修築馳道外，還修建了“北邊道”“五尺道”等道路，以滿足征戰和開發全國各地的需要。
《史記·秦始皇本紀》載：“二十七年，始皇巡隴西、北地，出雞頭山，過回中。”秦始皇首次西巡的路線是西出咸陽，過隴縣，經關山古道到達隴西郡。關山古道是古人跨越六盤山、溝通中原和西域的重要通道，早在先秦時期就已初步形成。秦人肇興於甘肅禮縣，其崛起和東遷，無疑為關山古道的形成奠定基礎。秦始皇西巡至隴西郡，但未過黃河，或可間接佐證黃河以西地區當時無車路可通，亦即秦代交通發展與疆域拓展、治理範圍高度同步。
圖③剛察縣舍布齊岩畫（局部）作者供圖
漢代正式開通的“羌中道”，主要通過河湟谷地與青海湖（或茶卡-共和盆地）和柴達木盆地共同組成的橫貫青海省中部的地勢較低地帶。它東接從臨夏或蘭州西行的絲綢之路，渡黃河後取道湟水河谷穿行於古羌人聚居地，經民和、樂都、西寧，或北渡大通河翻越祁連山，抵張掖與河西大道交接；或西出翻越日月山，經青海湖、柴達木盆地，復經阿爾金山噶斯山口直達若羌，接西域南道。《漢書·張騫傳》記其出使西域，返回時“欲從羌中歸”即此道。
有觀點認為，“採藥崑崙”的路線可視為“羌中道”的組成部分，我認為這是不符合秦漢交通地理實際的。因為“羌中道”並不經行布爾汗布達山、布青山以南的河源地區。《後漢書·西羌傳》記載：“其種人附落而南，出賜支河曲西數千里，與眾羌絕遠，不復交通……發羌、唐旄等絕遠，未嘗往來。”羌人首領無弋爰劍及其族群世居河湟地區，其後裔僅有極少數部族“出賜支河曲西數千里”而成為“徼外蠻夷”，但因崑崙山脈東支的地理隔絕作用，遂不復往來，何談秦地與河源之間存在暢通的驛路交通。
隨着東晉十六國時期羌人和中原地區交往日益密切，以星宿海為河源的認識逐步深化，隋朝以此為據在阿尼瑪卿山北麓古赤水城設置河源郡。郡名河源，故應距當時認識中的河源不遠，從而在事實上糾正了漢代的“伏流重源”說。由於唐朝和吐蕃王室建立了密切關係，從公元7至9世紀，黃河上游就成為內地進入西藏的一條交通要道，此即唐蕃古道。
唐蕃古道是中原唐王朝與吐蕃政治、經濟、文化交流的交通孔道。其在河源地區的具體經行路線，除通過瑪多縣黃河沿渡口的正驛官道外，還有一條支路沿黃河左岸而行，經鄂陵湖北岸，從扎陵湖和鄂陵湖之間過黃河。該支路過河後，繼續沿扎陵湖東南岸、溯卡日曲河谷而至通天河。至於唐蕃古道是否經過扎陵湖北岸，目前無人給出確切的考證，倒是歷史文獻給出了不少反證。
河源地區古代只有兩個渡口：一處在鄂陵湖、扎陵湖之間的周毛松多，即黃河上渡；一處在其東200餘里的黃河沿，即黃河下渡。周希武《玉樹調查記》記有自蘭州至結古的見聞及沿途史地沿革，為研究唐蕃交通史的重要資料。其附錄《寧海紀行》校釋云：“此地為赴兩湖大道之分路處，自甘南、洮、岷等處赴藏者經果洛至此，西南行，沿唐蕃大道逕赴兩湖之間。”該書所附《玉樹二十五族簡明圖》標明唐蕃古道位於兩湖之間，可證歷史上不將經扎陵湖北岸西至約古宗列曲的通道作為入藏孔道。
那麼，是否存在秦代古道經過扎陵湖北岸，而後世改道東岸的可能？答案應是否定的。陸路交通路線在東部平原地區開發較早，形成後往往隨整個經濟格局的變化而變化。但在西部山區，則因地形條件的限制，某交通路線自初次開闢以後很少變化，一直可以延續到近代。“羌中道”、唐蕃古道、清代以來的“入藏大道”，乃至今天青康公路的選擇，無不與自然地理的客觀條件有關。這就是說，秦代河源地區如果存在交通道路的話，它們在唐代以前就已基本定型。今天討論“車到此”，若不以自然地理的客觀事實為依據，不參照前人早已開拓出的道路，其論斷將難以經得起檢驗。
圖④天峻縣魯茫溝岩畫（局部）作者供圖
何以“車到此”
有學者引用漢宣帝時趙充國伐先零羌繳獲四十餘車輛的史料，為“車到此”提供依據。要知道在海拔2000米上下的河湟谷地，出現車輛並不稀奇，且各種古代車馬只能在平地道路上行駛，不能作為海拔4300米以上的青南山原可通車馬的實證，除非出土相關秦代遺物。還有學者提及青海2000年前就出現以車輛為主題的岩畫，認為車在高原的使用較為普遍，並以距離扎陵湖300公里的格爾木市野牛溝和天峻縣盧山均有車獵岩畫為據，推測扎陵湖附近先民從很早就開始使用車輛。問題是，這些岩畫的斷代本身就存在爭議。
盧山岩畫位於海拔不足3400米的山丘上，主要有動物、狩獵、戰爭等場面，可見多幅勇士射獵野氂牛和車獵的場景（圖①）。根據考古發現推斷其時代不早於唐代。其依據一是該岩畫點共存唐代初期才發明的古藏文（圖②）；二是距離盧山約44公里的剛察縣舍布齊岩畫，動物畫面以野氂牛為主，狩獵畫面為騎馬引弓射獵（圖③），岩畫上限為吐蕃、下限為晚唐；三是距離盧山約19公里的天峻縣魯茫溝岩畫，刻有78幅畫面，再現了一幅較大的高原動物群居生息的場面（圖④），標誌碑註明為唐代。
退一步講，即便盧山車馬岩畫斷代為秦，但因青海湖流域與河源地區自然環境差異顯著，故不宜將較低海拔地帶具有車馬信息的岩畫，作為海拔4300米以上高原腹地“車到此”的證據。河源地區交通運輸路線受高海拔地形制約，具有突出的自然特點：一是路線必須沿着水草豐茂的地區通過，以解決人畜的需求；二是山高路險，雪峰聳立，湖沼遍地，交通道路都有較固定的埡口、古渡。從隴西郡前去河源，沿途需多次在峽谷中穿行，翻越拉脊山、日月山、鄂拉山等高山。其中共和盆地是必經之路，它與南側鄂拉山高差可以達到1000米左右，且山勢陡峻。
有觀點認為，依據當時青藏高原氣候環境及交通條件，冬季無疑是最適宜秦朝採藥使團出行的季節，有利於車隊人馬跋山涉水。其實並不盡然。例如，自大非川（共和盆地）經鄂拉山埡口（海拔4499米）至黃河沿渡口的驛道，人煙稀少，徒行此地，以8、9月為最宜。冬則大雪封山，水凍草枯。正如《舊唐書·薛仁貴傳》記載：“軍至大非川，將發赴烏海……烏海險遠，車行艱澀……仁貴遂退軍屯於大非川。吐蕃又益眾四十餘萬來拒戰，官軍大敗，仁貴遂與吐蕃大將論欽陵約和。”此段記錄的是歷史上著名的大非川戰役，由於副將郭待封不遵調度，導致輜重盡失，後勤無着，以唐軍失敗告終。唐朝軍隊尚且難以逾越鄂拉山而達於河源地區，在沒有後勤保障的情況下，秦朝使團車馬，又如何翻越鄂拉山進入青南山原？尤其河源地區多湖澤濕地，在無道路的情況下極難通行。
綜上，我認為唐蕃古道在秦始皇時期已經打通了最為關鍵環節的看法，仍需考古發現佐證，或使用秦制木輪車進行冬季田野實踐證實才能成立。鑒於歷史研究孤證不立，期待今後圍繞河源開展的區域系統考古調查，能夠發現秦代驛路、青銅禮器、兩輪木車等遺物，構成多重證據鏈。
《光明日報》（2026年03月30日 16版）
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