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初傳時期，日本學者為何主張“導入”佛教？有何意義？

日本佛教的初傳

關於佛教傳入日本時間的記載基本分為兩大系統，即欽明天皇十三年壬申（552年）說與欽明天皇七年戊午（538年）說。

日本佛教傳播的主體

佛教傳播的主體問題，換句話說就是百濟主動將佛教傳入日本還是日本主動從百濟請來佛教的問題，一直以來都是學界爭論的話題。明治以來，絕大多數學者都主張日本積極學習先進文化的特性，常常運用“攝取”一詞，其背後顯然有皇國史觀的影響，目的是彰顯日本相較於、中國民族的優越性。這種邏輯影響甚大。

時至今日，即使在修辭上有所變化，部分學者仍然秉持着“日本善於吸收外來優秀文化”的思想。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基於對皇國史觀的批判，也有部分學者將日本置於接受佛教的客體位置加以理解。不過近年來，以上川通夫為代表的日本學者基於對梁武帝以降菩薩戒佛教的研究和天皇—蘇我氏非對立的原則，主張日本“導入”佛教論。筆者對這種觀點存在疑慮。

首先，該觀點最直接的文獻證據為《隋書》“於百濟求得佛經”的記載，但日本的研究者似乎很少對該史料的性質進行分析。《隋書》是最早記錄日本信奉佛教的中國正史，相關記述最主要的資料來源是裴世清與遣隋使。假使這裡的“求”字確有實際動詞意義，裴世清到達日本時，距離欽明十三年已超過半世紀，裴世清只能通過當時日本人之口得到這一信息。

參考遣隋使的國書內容，無論當時的日本是想要尋求與隋的對等關係，亦或是使用佛教術語、試圖通過崇佛的形式來加入隋帝國主導的東亞世界體系中，都有足夠的理由主張自己在獲取佛教一事上的主動性，這和近代皇國史觀的邏輯在本質上是相通的。只有隋書的證據顯然欠缺說服力。

另一方面，日本方面的文獻則很清晰的使用了百濟“獻”、“奉”、“度”的用語，顯然是把日本擺在了客體位置。而且，雖然文獻中的排佛記事顯然經過了後人的潤色，但如果參考中國和新羅的情況，可以認為在佛教初傳時期日本統治階層的意見可能並不一致，並不能簡單地將這些記事作為偽史而加以否定。

其次，有學者主張所謂文化差異勢能傳播理論，認為當兩個文化有差異的文明接觸時，會自然地發生文化從高勢能向低勢能的流動。武安隆對此理論進行了修正，指出文化並非是從先進到落後地區的單向流動，相對較低水平的文化也會向先進文化地區流動。這一理論常被用來解釋日本吸收外來文化的現象。雖然武安隆也認識到了外來文化的傳播具有不同的層次，外來宗教是最高層次，即最難吸收的外來文化，但是仍然主張日本主動積極地攝取外來文化。

這種文化理論的問題是將文化傳播現象孤立了起來，忽視了文化傳播過程中伴隨的和經濟的互動，而且混淆了人口與物質的交流過程中伴隨的自然的文化流動與統治集團主導的人為的文化傳播。總之，筆者贊同武安隆對文化傳播具有不同層次的分析，但是當統治階級乃至全社會自認為處於文化劣勢並主動地吸收某種外來文化，在此之前一般會有重大的衝擊性事件發生。這時，吸收外來文化更多是作為一種手段，並非只為尋求所謂“文化的進步”，而是試圖改變某事件造成的惡性後果。

6世紀的日本是否經歷了重大衝擊性事件？的確，當時日本在半島上遭受了挫折，國內也經歷了一些動蕩，但現有史料無法表明日本王權的統治基礎受到動搖。在確立新皇統和新政策的繼體—欽明朝，主動攝取一種高度化的外來宗教反而可能對王權造成更大的風險，這也和日本王權的性格不符。即使認為蘇我氏與天皇是非對立的，二者對佛教的態度也不能簡單地劃等號。而且在此之前的東亞佛教外交中，主動請求佛教傳入只有兩例，而且都是由後進國向佛教先進國——梁的請求。

日本在5世紀與中國的交涉中沒有一次提到佛教，在6世紀更是不存在與中國的直接交涉。假使日本在欽明時意識到了佛教的作用，主動向百濟請求佛教也與日本視百濟為屬國的態度相矛盾。日本確實曾多次要求百濟貢進文化人才與珍奇物資，但這些都是應用性的技術，例如養馬、冶鐵、藥學與曆法等等。若認為大和國家在意識到菩薩戒主義佛教意義的基礎上主動攝取，顯然有誇大日本主體性的可能。或者簡單地認為蘇我氏的一切佛教活動都是在王權框架內進行也是不可取的。

最後，6世紀時中國的佛教以梁武帝菩薩戒佛教為代表。如上所述，菩薩戒作為僧俗共享的戒律，的確很適合用於加強統治集團的團結、強化中央集權。6世紀末的日本佛教也的確展示出了重視戒律的性格，但僅以此不能說明日本統治階級主動地導入佛教。畢竟，舉行早就是南北朝中國佛教的特色表現之一，進入日本的佛教受此影響十分自然。

善信尼的百濟求戒也看不到天皇參與的跡象，不如說是作為渡來人出自個人信仰而作出的舉動，畢竟受戒本就是佛教的應有之義，希望前往戒法（佛法）完備的國家學習的留學僧在此後的日本也頻繁出現。

對於統治階級導入佛教以及部分民眾希望信奉佛教之間的區別應當特別注意。擺脫既定史觀和理論框架的影響，從現有史料來看，筆者更傾向於認為佛教傳入日本有着重要的外部契機，其初傳可視為百濟基於自身國家利益的考慮、出於目的而採取的文化攻略，目的是為了加強和日本的友好關係，這一邏輯同樣適用於6世紀末的高句麗。筆者會在第三章對此問題進行進一步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