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外來之佛教，曷為而能輸入中國且為中國所大歡迎耶？輸入以後，曷為能自成中國的佛教耶？此答案非求根柢於歷史焉不可也。
今吾所首欲討論者，第一為佛教最初輸入年代之問題，第二為最初輸入地之問題。
“漢明帝時，始有佛法。”（韓愈《諫迎佛骨表》語）此二語殆成為二千年來公認之史實。吾人心目中，總以為後漢一代，佛教已粲然可觀。乃參稽考證，而殊覺其不然（說詳下）。《後漢書·西域傳》論云：“至於佛道神化，興自身毒。而二漢方誌，莫有稱焉……騫、超無聞者，豈其道閉往運，數開叔葉乎？”據此足證兩漢時人，鮮有知佛。官書地誌，一無所載。學者立言，絕未稱引。王充者，後漢學者中學識最賅博而最富於批判精神之人也。其所著《論衡》對於當時社會流行之思想，無一不加以批判矯正；獨於佛教，未嘗一字論列。此即當時此教未行一有力之反證。故語佛教之初紀元，自當以漢末桓、靈以後為斷。但前此史跡，於此間消息，固亦有可窺一二者。
其一，朱士行《經錄》稱：“秦始皇時，西域沙門室利防等十八人，齎佛經來咸陽，始皇投之於獄。”（《歷代三寶記》卷一引）（注釋：《歷代三寶記》原文如下：“又始皇時，有諸沙門釋利防等十八賢者，齎經來化，始皇弗從，遂禁利防等。”）此經錄本不甚可信。此種斷片且傳疑的史實，似無徵引之價值；但最當注意者，秦始皇實與阿育王同時（秦始皇：西紀前243～217；阿育王：西紀前266～230）。阿育王派遣宣教師二百五十六人於各地。其派在亞洲者，北至俄屬土耳其斯坦，南至緬甸，俱有確證，且當時中印海路交通似已開（法人拉克伯里考據此事頗詳）。然則育王所遣高僧，或有至中國者，其事非不可能。（佛門掌故，稱育王起四萬八千塔，其二在中國。此雖荒誕，然或是育王與中國有關係之一種暗示。）但藉曰有之，然即與當時被坑之儒同一命運，則可謂與我思想界沒交涉也。
其二，魚豢《魏略·西戎傳》云：“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從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經。”（《三國志》裴注引。《魏書·釋老志》祖述其說。）此事在歷史上雖為孤證，然其時大月氏王丘就郤，正征服罽賓，而罽賓實當時佛教極盛之地，則月氏使臣對於佛教有信仰，而我青年學子之懷抱新思想者，從而問業，亦意中事。但既無著述，亦無傳授，則影響固不及于思想界耳。
其三，《後漢書·楚王英傳》云：“英晚節更喜黃老學，為浮屠齋戒祭祀。永平八年，詔令天下死罪皆入縑贖。英……奉送縑帛，以贖愆罪。……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為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即優婆塞）、“桑門”（即沙門）之盛饌，因以班示諸國。”此為正史中最古最真之佛教掌故，中國人信仰佛教見於載籍者，自當以英為首。然以帝子之尊（英為光武子），而服其教，則在社會中先已有相當之根柢可知。故教義輸入，不得不溯源於西漢之季也。
其四，《後漢書·襄楷傳》載桓帝延熹九年楷上疏云：“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此語見諸奏牘，必為事實無疑。帝王奉佛，蓋自此始。此蓋在永平百年後矣。
漢明之永平求法說，大略謂明帝感夢金人，遣使西域，齎還經像，創立寺宇。今藏中《四十二章經》，即當時所譯。魏晉後之洛陽白馬寺，即當時所建。甚者演為釋、道兩教競技劇談，謂佛教緣此盛弘京邑。雖然，試稍用嚴正的史識一繩之，則茲事乃支離不可究詰。蓋當時西域交通正中絕，使節往返，為事實上所不可能。即茲一端，則此段史跡，已根本不能成立。其所宗據之《四十二章經》，察其文體，案諸經錄，皆可斷為兩晉間人作，絕非漢時所有。至於各書關於茲事所記載，其年月，其所遣之人，所歷之地，所作之事，無一從同，而矛盾罅漏隨處發現。故以吾之武斷，直謂漢明求法事，全屬虛構。其源蓋起於晉後釋道鬩爭，道家捏造讕言，欲正成佛教之晚出；釋家旋采彼說，輾轉附會，謀張吾軍。兩造皆鄉曲不學之人，盲盲相引，其先後塗附之跡，歷然可尋。治佛學史者，須先將此段偽掌故根本祓除，庶以察覺思想進展之路，不致歧謬也。
二
今當研究佛教初輸入地之問題。
向來史家，為漢明求法所在地束縛，總以佛教先盛於北；謂自康僧會入吳，乃為江南有佛教之始（《高僧傳》卷一《康僧會傳》）。其北方輸入所取途，則西域陸路也。以漢代與月氏、罽賓交通之跡考之，吾固不敢謂此方面之灌輸，絕無影響。但舉要言之，則佛教之來，非由陸而由海；其最初根據地，不在京洛而在江淮。漢武帝刻意欲從蜀、滇通印度，卒歸失敗；然非久實已由海道通印度而不自知。蓋漢代黃支，即《大唐西域記》中西印度境之建志補羅國（Kanchipura）。時以廣東之徐聞、合浦為海行起點，以彼土之已程不為終點，賈船轉相送致。[1]自爾以來，天竺、大秦貢獻，皆遵海道。[2]凡此皆足證明兩漢時中印交通皆在海上，其與南方佛教之關係，蓋可思也。
楚王英奉佛，固屬個人信仰；然其受地方思想之熏染，蓋有不可誣者。我國南北思想兩系統，在先秦本極著明。北方孔墨之徒，雖陳義有異同，然其重現實、貴實行則一。南方自楚先君鬻熊，相傳已有遺書，為後世道家所祖。老莊籍貫，以當時論，固南人也。其治學則尚談玄，其論道則慕出世。戰國末大文學家屈原，其思想之表現於《遠遊》諸篇者，亦與老莊極相近。蓋江淮間學風與中原對峙，由來久矣。西漢初淮南王安，受封故楚，與其地學者蘇飛、李尚輩講論，成《淮南鴻烈解》傳於今，集道家言之大成焉。然則在全國各地方各民族中，惟江淮人對於佛教最易感受，對於佛學最易了解，固其所也。中印交通樞紐，本在廣東，但其時粵人太蒙昧，未能任此高尚教理之媒介。漢武平南粵後，大遷其人於江淮（《漢書·南粵傳》）。此後百數十年中，粵淮間交通當甚盛。故渡海移根之佛教，旋即播蒔於楚鄉，此事理之最順者。而楚王英奉佛，即此種歷史事實最有力之暗示也。
尤有一事當注意者。《後漢書·陶謙傳》稱：“丹陽（今鎮江）人笮融，在徐州廣陵（今揚州）間，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盤，下為重樓……作黃金塗像……每浴佛輒多設飲飯，布席於路，其有就食及觀者且萬餘。”融與曹操同時，其人為南人，其所治地為南土。其時佛塔之建造，佛像之雕塗，佛徒之供養，如此奢麗；此雖半由本人之迷信，然以歷史家眼光觀之，謂其不受社會環境幾分之示唆焉，不可得也。
楚王英前後之佛教，度不過極粗淺之迷信譚耳；於後此教宗之建設，不能謂有多關係。其真為佛教理的輸入者，不得不首推安世高。世高為譯經之第一人。其書傳於今者，真偽合計，尚三十餘種。其為中國佛教開山之祖，固無待言。舊說皆謂世高譯業在洛陽，然按諸《高僧傳》本傳，是世高在廣州、在豫章、在荊州、在丹陽、在會稽，皆有遺迹，淮以北則無有。[3]且為高襄譯者，實臨淮人嚴佛調。[4]以吾之武斷，竟欲謂高譯諸經，皆南方也。倘以上所推測不甚謬，我國佛教，實先從南方得有根據，乃輾轉傳播於北方；與舊籍所傳者，適得其反矣。
據上所述，則佛教實產育於老莊學派最發達之地，思想系統聯絡之跡，隱然可尋。故永平詔書，襄楷奏議，皆以黃老、浮屠並舉。蓋當時實認佛教為黃老之支與流裔也。其蔚為大國，則自魏晉以後耳。
然則北方佛教，果以何時始發展耶？吾所揣測，則翻譯界第二座明星支婁迦讖，實其濫觴。讖以漢靈帝時至洛陽，各書記載皆無異說。其襄譯者孟福、張蓮，皆洛陽人，更足為其譯業在北之鐵證（看《梁高僧傳》本傳）。即以翻譯文體論，安高略采意譯法，其文較華；支讖純采直譯法，其文極朴。讀高書，則與老莊學每起聯想，覺其易入；讀讖書，若不易索解，但覺其非我所固有。吾於初期兩大譯家，覘我民族兩族兩種氣分焉。
歐人分印度佛教為南北宗：北宗指迦濕彌羅、犍陀羅所傳承者；南宗指錫蘭所傳者。因習聞中國佛教出西域，遂指為北宗所衍。歐人此種分類，吾本不以為然。但即如彼說，吾國亦兩宗兼承，海通傳南，陸通傳北。而南宗之來，且視北為早焉。以現存譯本論，世高所譯，皆《阿含》中單品及上座部所傳禪定法，其與錫蘭之《巴利藏經》同一系統甚明。支讖所譯，皆《華嚴》、《般若》、《寶積》中單品，大乘最昌時那爛陀派誦習也。故初期兩譯師，實足為兩宗代表也。顧吾於兩宗之說，素不心折，但藉此驗時代先後，明彼我思想駢進之狀況而已。[5]
兩晉以降，南北皆大師輩出。（此指中國之南北，非印度之南北。）但衡大勢以相比較，北方佛教，多帶宗教的色彩，南方佛教，多帶哲學的色彩；北人信仰力堅，南人理解力強；北學尚專篤，南學尚調融——在在皆足以表風氣之殊。而各宗派之能紛呈其特色，以心傳心，光飾我思想史，亦未始不由此也。
佛教在漢代，雖漸得一部分人之信仰，然正式出家，猶為功令所禁。苻堅時著作郎王度奏云：漢“初傳其道，唯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漢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漢制，亦循前軌”（《梁高僧傳》卷九《佛圖澄傳》引）。此與唐貞觀間許景教徒阿羅斯立大秦寺事同一律。蓋我國歷代相傳“懷柔遠人”、“不易其俗”之政策也。至於本國人之信仰，則尚加以限制。《歷代三寶記》卷三年表中於魏甘露五年條下注云：“朱士行出家，漢地沙門之始。”甘露五年下距晉之篡魏僅四年耳，則謂此禁至晉始開焉可也。要之，秦景憲為中國人誦佛經之始，楚王英為中國人祀佛之始，嚴佛調為中國人襄譯佛經之始，笮融為中國人建塔造像之始，朱士行為中國人出家之始。初期佛門掌故，信而有徵者，不出此矣。
最後尤有一事當置辯者，即所謂《牟子理惑論》也。此書舊題漢牟融撰。若不謬者，則漢代佛教，可雲已極光大；而本章所考證者，皆為多事。但吾終不信此書為漢人著述，故未敢此遽易吾說也。
注釋：
[1] 《漢書·地理志》云：“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案皆今縣名），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又船行二十餘日，有諶離國。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自夫甘都盧船行可二月余，有黃支國……自武帝以來，皆獻見，有譯長。……蠻夷賈船，轉送致之。……平帝時，王莽厚遺黃支王，令遣使送生犀牛。自黃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八月到日南象林界雲。黃支之南有已程不國，漢之譯使，自此還矣。”右所例國名，除黃支外，皆難確考其今地。大約皆在南洋群島、錫蘭及南印度境也。官書中記其行程，則交通已頗頻繁，蓋可想見。
[2] 《後漢書·西域傳》“天竺國”條下云：“和帝時數遣使貢獻，後西域反畔，乃絕。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頻從日南徼外來獻。”又“大秦國”條下云：“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玳瑁。”安敦即羅馬皇帝Antony也。此皆中國海通最古之史跡。
[3] 安世高傳記，幾純屬神話的性質，頗難悉認為史料。即其年代，非無可徵信。通常之說，謂為漢桓帝時入中國，然有謂晉時猶生存者。又有謂彼前身死於廣州，再世為安息王太子重來中國者。《高僧傳》博採眾說，言世高曾兩到廣州，曾往廬山度亭廟神，曾在荊州城東南隅立白馬寺，曾在丹陽立瓦官寺，最後卒於會稽。其史跡多詭誕，不可盡信。然以情理度之，世高蓋從海道來，在廣東登岸，經江西北上，而在江淮間最久。江左人士受其感化甚深，故到處有其神話也。世高原籍安息（今波斯）。時中印海運業，皆在安息入手。世高遵海來，最近於事實。
[4] 嚴佛調所襄譯事，或雲安世高，或雲安玄。然吾頗疑並無安玄其人者，或即世高之異名耳。
[5] 漢明求法說雖不足信，但其所依附各事迹，自必屬於初期傳說。因此轉可以證明佛教之自南而北。彼言明帝所夢為“金人”，然以近世學所考證，北印度像無塗金者。“金人”說殆因笮融造金像而起，此南印度案達羅派之雕塗也。又言蔡惜齎來之佛像為“倚像”。倚像明屬西印度系統，若北方犍陀羅所造，則皆立像也。又言“西雍門外之佛寺，千乘萬騎，群像繞塔”，此明屬西印、南印之圖案也。以上區別，今世印度美術專家多能言之。吾因此益信漢魏間佛教，皆歐人所謂南宗也。
原載《中國佛教研究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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