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劍翹案子背後的司法邏輯（上）

1935年11月13日，在天津居士林，富明法師正在台上講經，大功德主靳雲鵬因下雨路滑沒有到。期間，一位豐腴白凈的女居士，借口背後的火爐太熱，往前幾排移動。她走到第一位老居士身後，掏出一把手槍，對着其後腦勺、太陽穴和腰部都各開了一槍。

殺人後，女子掏出一摞傳單，一邊散發，一邊喊道：“我是施劍翹，為報父仇，打死孫傳芳。一人做事一人當，決不牽連別人！”然後投案自首。各大報紙拿到傳單，發出號外，瘋狂地報道，引起了輿論巨大關注。

施劍翹

12月，天津地方法院開審“施劍翹案”，雙方律師團隊進行了激烈的論辯。施家律師是義務性質的，認為：

1、施劍翹在案件當中有“自首”情節，應獲得減刑。

2、施槍殺孫傳芳，是一種出於孝心的“激情復仇”。《中華民國刑法》規定：“當場激於義憤而殺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3、儒家經典有同情“復仇”的傳統。柳宗元、王安石等都認為：在當局不作為的情況下，為父兄復仇，應該“權其勢、恕其情”。

4、訴諸道德。“百善孝為先”，法律“雖不能鼓勵殺人，亦不能掩孝烈”。

孫家的律師團隊，反對給予施劍翹任何法律上的同情，理由如下：

1、施從濱的死亡，是戰爭的一部分。

2、施劍翹不存在“自首”情節，也不是“激憤殺人”。她將復仇之念埋藏內心十年之久，乃是有預謀的故意殺人。

3、儒家經典不可應用於現代案件。

4、孫傳芳作為前線指揮官，有權審判和懲罰戰俘，施從濱當年所率白俄僱傭軍，曾洗劫村莊傷害平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