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烽火台
王陽明的心學與釋迦牟尼的佛學，都是傳統文化裡面內容廣博的學問，都對後世產生了廣泛的影響。這兩門學問不但對世界和人生有深刻的闡釋，裡面都涉及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人的心靈的修鍊。
的確，人活在世界上總是要修心的，從幼兒時期的簡單幼稚到進入社會的心智成熟，無一不伴隨着心靈的修鍊。吃飯、睡覺、學習、社交、成家、立業、養老、護小，哪一件事情不需要耗費人的心血？哪一日光陰不需要堅韌而穩定的心力？否則，一生的事項很難向自己、家庭和社會交代得下去。俗話說，人生事十之八九不如意，遇到好事了自己能夠高興一番，遇到難事、壞事了如何渡過心靈的煎熬，就是一個人人需要深入思考和認真修鍊的問題。在好好壞壞、高高下下、沉沉浮浮之中，人的心靈遭受着狂風暴雨般的洗禮，如何穩定心性、理智做事、平和待人，就需要下一些修心的功夫。
心是一個籠統的概念，按照現代社會的詞語是指思想、思維、意識、頭腦等。中國古人認為心是思考的器官，學術界也就把這個概念一直沿用了下來。所謂心學、修心等說法，置換到當下就指人的思想和情緒，也可稱之為心境。小孩子的思想和情緒是隨着自己的感受起伏波動的，一陣笑一陣哭，因為其心理屬於不成熟期，也不負有家庭和社會責任，人們並不對他們提出更高的要求。到了成人，人要進入社會，承擔家庭和社會責任，就必須有成熟的心智，大體來講，就是不論面臨何種境況，都必須保持理性、冷靜和穩定的心態，以便恰當地對待和處理問題。要做到這一點，所有人都必須從自己的思想和情緒出發，下“修心”的功夫。
關於修心的路徑，佛學和心學都有一套完整的知識和操作體系，只要按照二者指引的內容和辦法走下去，總是會有所收穫的——這一點是已經被過往生活證明了的東西。這裡僅僅辨析一下兩種學問指出的修心路徑的不同之處，以便於大家參考和取捨。
佛學要比心學早，在中國社會，佛學的積澱雖然比心學深厚，但心學卻是在佛學基礎上闡發出來的新東西。心學自以為汲取了佛學的內涵，又吸收了儒家和道家的思想，形成了一種新的學術體系。當然，以陽明先生的聰慧和勤奮，必然是吸收了自周代至明朝的所有知識，結合當時的社會實踐總結出來的學問，不可能只是“儒釋道”三家的思想融合。中國歷史上有諸子百家的傳統，有些知識門類雖然淡出了歷史視野，但學問家們並沒有丟棄它們。因此，雖然後世稱陽明心學為“三教合流”（指儒釋道三教），而實際上是彼時中國社會的知識大綜合、大創新。
佛學與心學的主要區別，在於二者的人生取向完全不同。佛學是要求人們走與世俗社會相反的道路，堅持離欲寂滅的方向，視人的各種慾望為層層包裹的灰塵，要用“金剛利劍”刺穿它們，還人一個清凈通透、一塵不染的心靈（這就是《金剛經》稱呼的來源）；而心學則要求人們堅定地行走在人生的大道上，不畏艱難險阻，以理智、冷靜和穩定的心性接受人世間的各種挑戰，通過人的自我努力爭取成功，並能夠在風雲變幻的人生道路上保持心靈的安定。
王陽明《傳習錄》有一段對話：“陸澄問：‘靜時亦覺意思好，才遇事便不同，如何？’先生曰：‘是徒知靜養，而不用克己功夫也。如此，臨事便要傾倒。人須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靜亦定、動亦定。’”翻譯過來就是：“陸澄問陽明先生：‘靜養的時候也感到思路清晰、心智澄明，但是遇到具體的事務就感到不相同了，這是什麼原因呢？’王陽明答道：‘這是由於只懂得靜心修養，卻不去下功夫鍛煉自己，這樣的話，遇到事情便感到內心不安寧了。人只有在事上磨練，才能立得住腳，才能做到安靜的時候內心穩定，有事的時候內心也穩定。’”——“人須在事上磨”，這就是心學與佛學全然不同的地方。
關於如何保持心性穩定之事，王陽明用一個典型事例，來說明這個問題。王陽明的家世非常顯赫，他的父親王華是狀元出身，官居尚書，從家學、環境和遺傳等方面，王陽明都佔有優勢，但他年輕時參加進士考試卻兩次落榜，周圍的人都不理解，可他就象沒事人一樣，看一眼公告就走了。尤其是第二次落榜，有人看到結果後哭天抹淚地停不下來，王陽明照樣若無其事地轉身走了。同考的人以為他氣瘋了，趕快過去勸慰他，而他卻說：“世以不得第為恥，吾以不得第動心為恥！”（世人以得不到錄用為羞恥，我以得不到錄用就心旌搖動、情緒失控為羞恥！）他的意思是：考不上進士不丟人，考不上進士哭天抹淚才丟人，說明你的修心功夫不到家，心隨事轉、忽喜忽悲，日子就不太好過了！
為什麼落榜了還要保持心性不動呢？道理很簡單，繼續投入學習，下次再考嘛！朝廷的科舉考試是每三年一次，范進能夠花一輩子的時間不停地參加考試，終於在年近花甲的時候被錄取，何況咱們才二十多歲，有必要在這裡哭天抹淚嗎？（范進是清朝人，王陽明是明朝人，這裡只是舉個例子罷了）俗話說：“日子長長在，何必把老爺忙壞！”
與後來被貶到苦寒之地——貴州龍場相比，王陽明的科舉落榜的確算不上什麼挫折。龍場悟道，九死一生，躺在石棺中三天三夜不吃不喝，任大雨瓢潑、狂風肆虐。《古文觀止》收錄了王陽明的三篇文章，其中一篇就是在貴州龍場作的，叫《瘞（yi）旅文》，就是祭奠京城遭貶來到這裡死亡的官員。文章開篇說：“維正德四年秋月三日，有吏目雲自京來者，不知其名氏，攜一子一仆，將之任，過龍場，投宿土苗家。予從籬落間望見之，陰雨昏黑，欲就問訊北來事，不果。明早，遣人覘之，已行矣。薄午，有人自蜈蚣坡來，云：‘一老人死坡下，傍兩人哭之哀。’予曰：‘此必吏目死矣。傷哉！’薄暮，復有人來，云：‘坡下死者二人，傍一人坐哭。’詢其狀，則其子又死矣。明日，復有人來，云：‘見坡下積屍三焉。’則其仆又死矣。嗚呼傷哉！”
這裡說的是京城遭貶的官員一家三口路過龍場，兩天內三人都死了。王陽明找人埋葬了這三人，並為他們寫了這篇祭文，因為寫得太好，就被後人選進了《古文觀止》。睹物傷情，寫的其實是自己的心境。相比之下，王陽明感到自己還算幸運，至少在這裡活了下來。後來幾年，他除了完成公務，其餘時間都用來研究學問、傳播知識，幫助當地百姓解決難題，受到了老百姓的歡迎和尊敬。後終獲上級稱讚和提攜，走上南贛巡撫和兩廣總督的高位，在學問、政務和做人方面獨樹一幟，堪稱一代宗師，成為中國歷史上“立德立功立言”三立皆成的唯一一人。去世後牌位列入孔廟，標誌着在中國學術界開宗立派的特殊地位。
這裡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我並不認為實現了“三立”目標才叫成功的人生，才能對得起“心不動”的修為。估計王陽明也是支持這個觀點的。作為朝廷命官，官做得越大、事幹得越多越好，只是作為人生道理，不能秉持“官本位”思想，把當官作為唯一成功的標準。王陽明雖然出身顯赫、條件優越，但他剛正不阿、不畏權貴，屢次被貶、遭受迫害，幾乎性命不保。但他能在艱難困苦中始終如一地堅持原則、自強不息，雖屢經坎坷而終有所成。如果不能當官，他可以去做學問；如果既不能當官又不能做學問，他的騎馬射箭功夫也屬一流，可以去當一個將軍或士兵；如果這些事情都幹不成，他還有種地和砍竹子的能力，就象諸葛亮年輕時一樣，可以躬耕隴畝，去當一個農民。即使在古代，離開了秀才、舉人、進士和官僚這些引人注目的頭銜，其他行業也是需要人乾的，也可以創造出色的成績，如中國的四大發明、歐洲的科學技術和工業革命等，它們對人類的貢獻比當官大多了。因此，中國古人講究“立德立功立言”，應該指各行各業的範圍，並不能只把當官作為成功的唯一標誌。
心學對佛學的超越，後世並沒有引起太大的關注。人們在修心上仍然搖擺於儒釋道三家之間，講究非儒即道、非道即空，畢竟這三家浸淫中國太久了，社會普及程度比較高。而陽明心學由於其傳播不是很廣，把握起來也有一定的難度，對中國社會的影響程度非常有限。因此，在日本侵華時期蔣介石說過一句話：“如果中國人都能夠學習和運用陽明心學，打敗日本就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斯人已去，斯法未行，今日發掘，必有其用。
陽明提倡人在事上磨，就是要求人們通過積極的學習、工作和生活鍛煉自己、提高自己、建功立業，同時保持佛學提倡的凈心向善的涵義。他的“致良知”的追求和“我心光明”的境界，就是這些內涵的體現。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勤勤懇懇地學習工作，努力做一個有良知的人，多做好事、不做壞事；同時要保持勤儉節約的作風，不以權謀私，不貪圖享樂。在高官厚祿的狀態下，王陽明臨終還能給自己下一句“我心光明，夫復何言”的斷語，說明他自己認真踐行了他的思想，達到了“任爾東西南北風，咬定青山不放鬆”的“不動心”的境界！
關於對佛學的評價，他肯定和吸收了其中的一部分內容，但對“坐排主敬”那一套修鍊的方法持否定的態度。一次他去寺廟，看到一位和尚閉目靜坐，旁邊有人說這和尚在這兒靜坐了三年，要下決心“明心見性”，達到開悟境界才起身。他站到和尚對面，大聲問道：“想家嗎？”和尚答道：“想！”又問：“想娘嗎？”和尚答：“也想！”陽明呵道：“既然想家想娘，還不趕快去看，坐在這裡幹什麼呢？”和尚聽罷，立即起身離開寺廟，回家看望娘親去了。近代大儒胡適說過：“明心見性，何補於人道的苦痛困窮；坐排主敬，不過造成‘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廢物！”所謂“英雄所見略同”，畢竟佛學過去了2500年，心學是相對較近的知識，大家還是細心體會一下二者的不同，在學習、工作和生活中恰當選擇和應用。
（註：圖片來自網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