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你如何生活，人生都要付出代價

要求我們順從單一文化的壓力並非嶄新之物。這些壓力其實非常類似於生活在捷克斯洛伐克意識形態社會裡的居民所體驗的壓力，劇作家瓦茨拉夫·哈維爾把這種現象一一描述出來。

哈維爾表示，在意識形態挂帥的社會裡，你必須接受一件事，那就是自己必須根據社會的價值與設定來行動。如果你拒絕與社會一致，你會惹上麻煩。你會遭到孤立、疏離，你會被當成唯心主義者而遭受指責，或者被認定為不合群而受到輕視。你知道你應該做什麼，而你也照着做了，但重點是“讓人知道”你正在做。

哈維爾說，你必須跟別人一致，才能生活下去。你必須跟別人一樣，承認某些事一定得這麼做，你才能過日子。如果你無法依照大家期望的方式行動，其他人會認為你的行為異常，認為你生性高傲，自以為能凌駕於法律之上，或者自以為能離群索居。

意識形態挂帥的社會讓你跟其他人產生幻覺，把應然當成實然，把自己聽到的故事當成理所當然。他們經年累月反覆宣講這套故事，最終每個人都相信且講述同一個故事。

哈維爾說，事實上，這個故事並非理所當然；這個故事的目標與生命的目標之間存在着鴻溝。生命的發展是多元與多樣的，生命是為了實現自身的自由，而系統則要求一致、統一與紀律。

哈維爾說，系統“是個表象世界，卻企圖充當現實”。這個表象世界靠着自動駕駛運作，它滲透且塑造了整個社會。表象世界部分是穩定的，但也有部分是不穩定的，因為它建築在表象上。生活在表象世界裡，你不需要相信它，但你必須裝出與它一致的樣子。

有時候，整件事看起來似乎沒什麼壞處，你可能聳聳肩說：“跟表象世界一致有什麼不好？”哈維爾說，於是，你接受了遊戲規則，成為遊戲里的玩家，遊戲成立。

然而，與表象世界一致的模式也讓你規避真實的自我，你通過僵化的意識形態與世界聯結起來，而這個意識形態創造了幻覺，使人誤以為事物的本質是人類與宇宙秩序的自然延伸。

哈維爾說，一旦接受表象世界裡的生活，你就開始“活在謊言里”。這最終會造成巨大的人性認同危機：為了在系統里存活，你什麼事都做得出來。

脫離表象世界的代價是昂貴的，因為你的行為造成的影響遠超過行為本身。當你打破表象世界的規則時，你顯示了人可以活在真實里，無須活在謊言里。因此，任何與社會不一致的行為都必須被除掉。

研究人員得出的結論是，有關市場在高等教育中扮演的角色的任何討論，“都必須以市場語言加以表達，也就是必須在語言中提到貨幣”。

舉例來說：“聰明的水手能調整船帆，利用風力前往他想去的地方……而這正是我們現在必須把握的可能性與面對的挑戰：調整船帆，乘着市場的風，增進我們的工作績效與……改善我們的生活。”

電影《了不起的蓋茨比》劇照。

別忘了，經濟故事說，人是理性的，人願意採取行動最大化自己的最佳利益。身為理性的個體，你會採取能實現自身目標而且所需資源最少的行動。

堅守信念顯然要比什麼都不說與什麼都不做成本更高（你也有可能水波無痕地沉入池子里），在經濟故事裡，堅守信念絕不符合最佳利益。

相反，符合最佳利益的做法是願意低頭，不要過於堅持自己的想法，更不要破壞現狀。

然而，在人生關鍵時刻堅守原則卻是最符合人性的事，也是人性時時驅策我們去做的事。因此，雖然就經濟價值與設定來看，計算與選擇最低成本完全合乎理性與邏輯，但合乎理性並非人生的全部。

奧斯卡·王爾德說：“人生的致命錯誤並非源自人的不理性；相反，不合理的時刻很可能是人生最棒的時刻。致命的錯誤往往來自人的邏輯性。這兩者之間有很大的區別。”

換言之，無論你如何生活，人生都要付出代價。生活在經濟故事之外，成本是昂貴的，但生活在經濟故事與單一文化里，我們依舊要付出另一種形式的成本。

當我們一度珍視的本質——如真、善、美、正義——淪為達成經濟目的的工具，並且接受單一文化的生活時，我們就被剝奪了更高層次的人性需求。

當更高層次的人性需求無法滿足時，我們就會產生心理學家亞伯拉罕·馬斯洛所謂的超越性病態：“靈魂的病態。”

選擇並不容易。我們該如何生活？我們要遵循單一文化，與經濟故事保持一致，還是從定義我們大部分文化內容的經濟故事中自我放逐？

換個問法：如果人生無論如何都要付出代價，那麼你為什麼不做自己喜歡的事，說自己的故事，貫徹你內心深處最深刻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