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杀大王”王亚樵：为何会在朋友妻家中，遭到军统残忍暗杀？

前言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滩，他是声名显赫的“斧头帮”帮主，拥有门徒数千人；他出身贫寒，对于劳苦大众心有同感；他具有强烈的爱国激情，常以改造社会为己任；蒋介石曾不止一次地说过：他若不死，国家将没有安宁之日。戴笠若是听说此人又再次露面了，他的第一反应一定会是将门窗检查一遍，看下是否关好了。就连上海滩黄金荣、杜月笙这一类的流氓大亨遇见他，也得绕着道儿走。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认为他是一个非常恐怖且极度危险的人，竟然悬赏100万大洋在海内外缉拿他，要知道，当时蒋介石对于很多“共匪要犯”的悬赏金额最高也才不过10万大洋而已。

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呢？为何会引得蒋介石不惜痛下重金也要缉拿他呢？

此人就是在民国时期非常具有传奇色彩的“暗杀大王”——王亚樵。

“砍”出一片天

王亚樵本名玉清，字九光，1889年2月14日，出生在安徽合肥的一户普通农民家庭之中。王亚樵自幼便聪颖机灵，是个嫉恶如仇的人。长大之后的王亚樵对于晚清朝廷的腐败无能以及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瓜分”非常不满，之后，基于民族大义，年轻气盛的他便加入了同盟会，开始为了反清救国的伟大事业而奔走。在辛亥革命胜利之后，王亚樵又来到了上海，白天仍是做苦力，夜晚是在马路上盖好报纸，然后躺在上面休息。

王亚樵

1915年，王亚樵追随着孙中山先生投身到护国讨袁斗争之中，在这个时候，他曾多次上书孙中山先生，希望可以建立暗杀组织，对反动军阀进行暗杀行动。而孙中山先生则批驳他说：解决革命，应当以武装力量彻底地推翻其组织，而不在于杀死一两个其组织的人。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的时候，王亚樵见自己的“暗杀”革命理念始终无法得到孙中山先生所认同，因此，便再次来到了上海。由于王亚樵为人十分仗义，因此，很快便在安徽籍的上海工人中树立起了很高的威望，随后就成立了“安徽劳工上海同乡会”，由他亲自出任同乡会的首领。后来，王亚樵利用帮会收徒弟的方式，继续将自身势力扩大，不久之后，便拥有了帮众数百人。他们人手一把斧头，一时之间，数百人和数百把斧头就把上海滩搅得昏天暗地，从这以后，“斧头帮”的名号便在上海滩开始声名鹊起了。

“斧头帮”剧照

1923年11月，王亚樵接受了皖系军阀卢永祥之托，着手准备暗杀淞沪警察厅长徐国梁的相关事宜。徐国梁是个手段极其狠辣的人，当时手下足有七千余名警察，不遗余力地对革命党人和爱国人士进行镇压。王亚樵召集部下十余人，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打探之后，发现徐国梁每隔几天时间就会到大世界对面的温泉浴室洗澡。于是，便命令部下各怀手枪来到温泉浴室附近等候动手时机。在12日下午的时候，徐国梁果然又再次准时地乘汽车来到了温泉浴室洗澡。当他洗完出门准备登车之际，早已等候在此的王亚樵的多名部下便纷纷抽出手枪朝着徐国梁开始射击，徐国梁当即身中数枪，一命呜呼了。

一时之间，王亚樵“杀手”的名号响彻了整个上海滩。此事之后，卢永祥除了赠给王亚樵重金之外，还任命他为浙江纵队司令，让王亚樵招兵买马，练兵备战。

公开反蒋，与蒋结怨

1925年，在卢永祥兵败下野之后，王亚樵所率部队只好作鸟兽散，而王亚樵则是重新回到了上海。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王亚樵亲眼目睹了无数的革命志士惨遭国民党反动派的杀害，而王亚樵是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笃定的支持者，在他看来，蒋介石反共就是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因此，心中十分悲愤，便将暗杀的矛头对准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1931年夏，在王亚樵的组织与安排之下，刺客陈成等人秘密地潜进了庐山太乙村附近的竹林之中。当在甬道上散步的蒋介石出现在陈成的视线中时，便朝着他连开了两枪。但因为距离较远并没有命中，所以蒋介石这才逃过了一劫。

1931年7月23日，王亚樵又精心谋划了在上海北火车站对宋子文展开的刺杀行动，但最终还是因为前期的侦查不够缜密，竟然将同样带着巴拿马帽的宋子文秘书错误的认作为是目标宋子文，致使其无辜的被乱枪打死，而宋子文却因此侥幸逃脱了。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之后，王亚樵便紧急召集部下宣布将“全力以赴，进行抗日”，并成立了20个大队，组建成立了淞沪抗日义勇军，由王亚樵自己来担任义勇军的司令。同时，他还组织成立了以暗杀日本军政要员以及铁杆汉奸为目标的“铁血锄奸团”，并亲自担任了该团的团长。在淞沪停战之后，日寇准备在虹口公园召开“祝捷大会”。当王亚樵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便立即开始着手策划刺杀事宜。因为庆祝大会规定只允许日本人、台湾人和朝鲜人参加，所以，王亚樵只好找到了当时在上海的朝鲜独立党人安昌浩进行了密切的合作。由王亚樵来负责提供资金支持，而安昌浩负责寻找进入会场执行任务的人选就可以了。

王亚樵

在4月29日日军召开祝捷大会的当天，安昌浩召集而来的朝鲜义士尹奉吉、安昌杰等人早早便进入了会场，待到日本的军政大员纷纷入场之后，便伺机引爆了炸弹。在这次的爆炸事件中，日本原关东军总司令、上海侵华日军总指挥白川义则大将被炸的当场毙命，其余十余名日本军政大员也是非死即伤。

“祝捷大会”被捣毁，各家报社连篇累牍地刊载此消息，上海数百万军民奔走相告，都称此举一雪国耻，大快人心。南京国民政府官员也深受鼓舞。蒋介石对于此事也是极为的关注、兴奋，立即找来戴笠询问是何人所为，戴笠回答此事是由王亚樵通过朝鲜人所为，问蒋介石应当如何处置此事。蒋介石认为王亚樵做了政府官员不能做的事，对他刮目相看。

蒋介石觉得王亚樵如果被反对自己的人所利用，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更急于将王亚樵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于是，蒋介石指派了与王亚樵有旧交的胡宗南出面拉拢，许给王亚樵中将官职，希望王亚樵可以到南京觐见他。但是王亚樵担心自己之前暗杀蒋介石、宋子文的事情会被其查明，就断然拒绝了：人各有志，我不想效仿雨农（戴笠字雨农）。蒋介石见多次拉拢王亚樵未成，遂怀恨在心。

蒋介石悬赏百万捉拿王亚樵

1932年，英国人李顿率领国际调查团来华实际调查中日冲突，李顿一行人在到了中国之后，竟全然不顾摆在眼前的事实，接连发表了很多明显偏袒日本方面的谈话，致使中国人对其无不愤恨。王亚樵说：世界上有强权，但是没有公理，那就只有诉诸于武力。当李顿住在上海的时候，王亚樵便决定给他来一个“血的教训”。

民国时期的上海

1932年11月10日，王亚樵所派的数名杀手来到了李顿一行下榻的宾馆，正当杀手们准备行动之时，意外却发生了。原来当天上海市长吴铁城、保安处长杨虎正巧要宴请李顿国际调查团。于是，杀手们只能无奈地坐等李顿回住处。但就在这期间，王亚樵派出的杀手却趁此空隙时间，持枪抢劫四马路春茂钱庄之时，被四马路巡捕房擒获了。经刑讯拷打之后，他们供出了此次刺杀李顿的计划，并将刺杀蒋介石、宋子文等案全盘托出。

蒋介石在收到这个消息之后，大为恼火，顿时下定了捕杀王亚樵的决心，悬赏十万大洋，要买王亚樵的人头。按照蒋介石的旨意，戴笠调动大批的军统特务进入租界，会同上海市公安局、市保安处，多方侦缉，加上重赏之下，必定会出现见利忘义的叛徒告密，因此，王亚樵周围险象环生。

但是，王亚樵依仗着他建立起来的严密组织以及自己的机智勇敢，步步设防，行踪神出鬼没、飘忽不定，使得国民党反动派军警屡次扑空、手足无措。

1933年8月，王亚樵深知上海已非久留之地了，便化装成码头的工人，随船偷渡到了香港，随行的还有二十余名骨干成员。在抵达香港之后没多长时间，王亚樵便与“西南派系”的首领人物李济深等人取得了联系，共同谋划，决定对蒋介石再次进行刺杀行动。

王亚樵（一排中间）与铁血锄奸团成员.

王亚樵他们这回汲取了以往的经验教训，重新制定了周密计划，做了精心的准备，不再搞盲目行动，务必刺杀蒋介石成功。经过一段时间的策划，王亚樵派手下大将华克之谋得南京晨光通讯社社长一职，以记者的身份广泛接触了国民党反动派高层，打探蒋介石的行踪，然后告知王亚樵等人。

1935年11月，国民党反动派的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各个新闻机构都派出了有实力的记者前往现场采访。上午，与会人员在参加完开幕式之后，便准备在会议厅门前集体拍照留念。可是，等了很长一段时间，蒋介石也没有出现在会议厅门前。在这种情况之下，行政院长汪精卫便只好牵头带领全体与会人员拍照。就在这个时候，化装成记者的杀手孙凤鸣从箱式相机里掏出手枪，原本是想要抓住这一天赐良机将蒋介石给干掉的。结果，蒋介石却不知是何原因，竟然没有来参加集体照相了。所以，孙凤鸣只好退而求其次，对准汪精卫举枪便射击，“砰”“砰”“砰”，三声枪响之后，汪精卫应声倒地，身受重伤（并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最终于1944年11月9日，因旧伤复发而不治身亡了），而孙凤鸣随后也被当场射杀了。

蒋介石

汪精卫被刺杀之后，蒋介石便下令戴笠调查凶手身份。当知悉这桩惊天巨案又是王亚樵所为之时，蒋介石愤怒地命令戴笠：将王亚樵的悬赏金额从10万大洋提升到100万大洋，抓不来活的，就要死的！你和王亚樵二人的关系，我也都知道，如果你此次再让王亚樵逃掉，那你就不要再来见我了！

戴笠从蒋介石的办公室出来之后，擦了擦额头的汗珠，心想：很多“共匪要犯”的身价最高才不过10万大洋，看样子，老头子这回是真的生气了！他王亚樵的头要是拿不来，我戴笠的头就会被老头子拿去了啊！

一代枭雄被女人出卖，命赴黄泉路

戴笠根据已掌握的情报，发现王亚樵此时已经逃亡到香港了。在经过一番周密谋划和精心的准备之后，戴笠便亲自带领着几十名骨干分子秘密赶赴香港捕杀王亚樵。

但戴笠行动的消息很快便被王亚樵提前得知了。“西南派系”的领袖胡汉民紧急与香港总督葛洪亮协商，请香港当局按照国际准则，以政治犯为名，保护王亚樵的安全。除此之外，王亚樵还出面请香港警务处长亨利·勃朗共进了晚餐，在此期间，王亚樵将戴笠等人到港捕人的消息透露给了亨利·勃朗。因此，当戴笠一伙刚到香港时，就被早有防备的香港警方拘捕了。

民国时期的香港

戴笠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自己平生第一次来到香港，就落了个“阶下囚”的下场。这让戴笠很是气急败坏，但也无可奈何，只好亮明身份，费了很大周折才恢复了自由。随后，戴笠请求香港警方可以帮助他们将王亚樵等人抓捕归案，可是香港警方却以政治犯不予引渡是国际惯例为由，没有同意戴笠的请求。

戴笠见港督有意要庇护王亚樵，感到有些难以下手，便以南京国民政府的名义照会英国政府，要求逮捕并引渡王亚樵。最终，在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的多次交涉之下，由于英国政府不愿意为了几个有争议的案犯而损害了本国的切身利益，随即便电令了香港当局，要求全力协助南京国民政府将王亚樵及其同伙逮捕归案。香港警方在不得已之下，只得通知王亚樵尽快离开香港。

1936年2月，处境极为困难的王亚樵偕同余亚农等20余人离开香港，到达了广西梧州，住进了李济深的祖居府第，化名匡盈舒。

李济深在香港家中

李济深马上与李宗仁、白崇禧商谈，要求对王亚樵加以保护，李宗仁和白崇禧都答应了。

不久之后，王亚樵觉得梧州不是久留之地，便与部属商议，决心投奔中国共产党。王亚樵请李济深给周总理写了一封推荐信，又自己亲笔写了一封信，请中共中央和毛主席、朱总司令收留。王亚樵将两封信以及2000元交给余亚农和张献廷带去延安。

由于王亚樵侠肝义胆，对下属也是照顾有加。在下属牺牲之后，其家人的生活均由他来精心照顾。因此，他的这些属下都心甘情愿地为他效力，从来不用担心后顾之忧。

戴笠也很了解王亚樵的这一性格，所以决定拿在刺杀汪精卫事件中被捕的余立奎开刀。由于余立奎任由特务们酷刑用尽，也没有吐露出有关王亚樵的一个字。所以，戴笠便派人找到了余立奎的妻子余婉君，以重金酬谢和释放余立奎为条件，让她与王亚樵取得联系。

1936年10月中旬，余婉君突然由香港来到了广西梧州，找到了王亚樵，向其表示自己在香港生活很是困难，要求也来梧州居住，而此时的王亚樵怎么也不会想到余婉君已经被戴笠给收买，将自己出卖了。

10月20日，余婉君说有要事相谈，请王亚樵到她家去一趟，王亚樵不疑有诈，只身一人便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了余婉君的住所。

王亚樵的墓碑

王亚樵刚一进门，便被早已埋伏在此的十几名特务往脸上撒了一把石灰，王亚樵眼睛被迷了，但仍顽强地同特务们展开激烈搏斗。特务们原本是想要生擒王亚樵的，但看到如此情况，便知道要生擒估计是不可能了，于是，便用枪击、刀刺。最终，王亚樵身中5枪，被刺3刀，当场身亡了，时年47岁。随后，特务们又十分残忍地用刀将王亚樵的脸皮剥去。之后，在撤退的途中，为了灭口，竟将余婉君也杀死了。

结语

次日，王亚瑛等人得知王亚樵遇害的消息之后，急忙赶赴现场，痛哭不已。随后，他们便将王亚樵安葬在了梧州倪庄。李济深、李宗仁等都前往吊唁了。

在王亚樵牺牲几天之后，余亚农、张献廷才从延安赶回，带来了中共中央同意接纳王亚樵去延安的消息，可惜为时已晚，王亚樵已魂归天国了。

毛主席曾给过王亚樵这样的评价：杀敌无罪，抗日有功。小节欠检点，大事不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