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的選舉日臨近，這場充滿轉折性和戲劇性的選舉已經進入最後階段，目前搖擺州兩黨競爭仍然較為激烈，當地媒體的一篇分析文章指出，今年的大選是「本世紀以來最為勢均力敵」的一場選舉，「任何細微的變化都可能帶來截然不同的結果」。當地時間11月5日是美國總統選舉的正式投票日。美國東部時間11月5日零時剛過，新罕布希爾州小鎮迪克斯維爾山口的選民率先開始投票，這標誌著第60屆美國總統選舉投票正式開始。
選民們接下來做出的選擇可能會影響整個世界貿易體系的走向。這場選舉最初應是2020年選舉的重現，但今年7月，總統喬·拜登結束競選並支持民主黨候選人、現任副總統卡瑪拉·哈里斯，選舉結果進入新的形勢。兩黨在一系列施政方針上有著許多不同的思考，尤其是在ESG（環境、社會和治理）領域，由於ESG試圖讓商業社會參與公共議題治理，引發了關於合法性和道德責任的廣泛辯論。
民主黨傾向於結合自由市場與國家干預，共和黨則更反對ESG，這反映了兩大政黨在如何處理公共事務和社會責任方面的深刻分歧。
2024 年 9 月 10 日，副總統兼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卡馬拉·哈里斯和前總統兼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唐納德·特朗普在費城舉行的 ABC 新聞總統辯論中發表講話。圖片來源/法新社蓋蒂圖片社
ESG議題在美國大選中反覆出現，其本質是觀念戰
美國兩黨當前在搖擺州之間的斡旋背後，凸顯了美國不同人群的社會價值觀衝突。
今年9月，在哈里斯與特朗普唯一的一場電視辯論中。特朗普斷言：「如果哈里斯贏得選舉，賓夕法尼亞州的水力壓裂（註：水力壓裂是一種從頁岩中開採石油和天然氣的開採技術，這項技術引發了當今美國石油和天然氣繁榮）將在第一天結束。」哈里斯否認了這一說法，並指出自己是《降低通脹法案》的決定性投票人，該法案為水力壓裂開闢了新的租約。賓夕法尼亞州是大選中關鍵的七大搖擺州之一，該州也是「美國天然氣工業的心臟」，其總產量僅次於德克薩斯州。
此次大選中出現的ESG議題之爭，本質是觀念戰——通過政治主張，提醒並且同質化社會中不同群體的價值立場，其體現的政治立場本身，也是ESG政治化的一個組成部分。競選者在大選公共演講中講到的案例和主張，可以影響聽眾和選票。由於ESG形成的道德成本比較高，遵守者往往會有被逆淘汰的可能，所以當被選舉者提出一些具體的措施，就會引起相關從業者、實踐者的共鳴。
諾貝爾獎獲得者威廉·諾德豪斯曾在其著作中介紹，幾乎所有的重大外部性，如污染、健康等，政府都依賴於直接監管工具，即社會監督。1970年美國的《清潔空氣法案》要求每個州因地制宜制定「州執行計劃」，闡明地方層面、州層面和聯邦層面的具體行動，其中要求減少汽車尾氣中三種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量。例如要求一氧化碳排放量至少減少90%。這些方法有時候被稱為命令控制型方法，這種方法被廣泛使用。但為了克服直接控制的缺陷，許多經濟學家則開始提倡市場型監督。從本質上講，市場型監管利用市場來糾正其自身的失靈。
ESG議題本質上是用商業社會的力量來參與社會治理，這個過程之中，就有不同的社會主體對這個問題形成判斷。
1973年，美國最高法院在著名的羅訴韋德案中對墮胎合法性作出了裁定。案件的原告羅在德克薩斯州提起訴訟，挑戰該州的墮胎禁令。最終，最高法院裁定墮胎是婦女的憲法權利，但同時對這一權利設定了限制。對此，史蒂芬·列維特(Steven Levitt)在《魔鬼經濟學》中提出爭議性觀點：1970年代初期美國墮胎的合法化導致了1990年代犯罪率的顯著下降。墮胎合法化減少了不受歡迎和高風險環境中出生的兒童數量，這些兒童更有可能在未來從事犯罪活動。隨著這些潛在犯罪人口的減少，犯罪率在20年後開始下降。
而今年大選中，哈里斯堅決反對墮胎禁令，主張恢復美國憲法對女性墮胎權的保護。共和黨則對此表示堅決反對，他們認為墮胎問題挑戰了宗教信仰，認為這種事情要回歸到他們的家庭去做判斷。
這種不同政黨的觀念戰所影響的，將是不同的市場機會和運營成本。比如上述民主黨支持的墮胎議題，會直接影響到當地生物醫藥產業的發展方向。以拜登政府為代表的民主黨對國際上環保組織的參與、貿易的自由化、降低貿易壁壘等有相應的政策主張，在其上台後對企業的決策，帶動相應的產業發展，就必然給投資者帶來一些機會。
圖片來源：《綠色經濟學》， (美)威廉·諾德豪斯著，中信出版集團，2022年，第172頁
對於全球經濟發展來說，如果特朗普上台，還應警惕回歸貿易保護主義政策。關稅問題是研究狹義利益和廣義利益衝突的經典領域。詹姆斯麥迪遜在《聯邦黨人文集第10卷》中清楚地描述了關稅政治的本質：「本國工業是否需要以及在何種程度上通過限制外國工業而得到鼓勵？」從1934年的《互惠貿易法案》開始，經過幾輪談判，美國和其他國家逐步取消了關稅和非關稅保護主義結構。全球化的興起很大程度上得益於致力於減少貿易和金融壁壘的國際合作精神及其取得的實質性進展。而「特朗普經濟學」 在其執政期間對全球貿易格局產生了顯著影響，貿易壁壘、製造業回歸，對中國進出口貿易不利，對美國本土製造業利好。
企業參與社會議題的法理之爭
從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自由主義理論基礎來分析，公共事務應委託給政府去處理，商業社會的事情則由商業邏輯來應對，個人或企業的經濟行為本身建構在一個社會生態基礎上——一方面，政府通過公共財政稅收來解決公共性問題，比如基礎設施建設等，另一方面，企業集中精力運營商業社會，這樣一來，個人或私營企業等就不應該在公共領域承擔任何責任。
關於ESG爭議的焦點就設在這公、私兩條平行線之外，需要用商業社會的力量來參與公共議題的治理。自由主義者普遍倡導個體權利的自由，包括相信市場力量和選擇的自由等等。然而，關於如何平衡個體權利和集體責任，或在何種程度上政府應當介入以保障社會正義，自由主義陣營內部存在不同的觀念分野。
一些企業和學者認為，實施ESG標準會增加運營成本，尤其是在短期內可能會影響利潤和競爭力。他們擔心這會導致投資者撤資，尤其是在對即時回報有強烈需求的股東眼中，他們認為對於道德的強制義務扭曲了市場的本來行為。同時隨著越來越多的投資者和消費者關注企業的ESG表現，一些企業可能感受到外部壓力，不得不做出與企業內部發展規劃產生矛盾的決策。例如在僱傭方面，不能隨意解聘確實不適合工作的員工，這種強制性並不是按照商業邏輯進行的理性判斷。
美國的民主黨很大程度上是堅持自由市場和國家干預相結合的路徑。這種對國家干預的認同感意味著——公共性的事務用財政辦法解決是比較有效率的。
而美國共和黨當前反對ESG的聲音主要源於三個方面：一是基於保守主義的價值觀和政治立場，認為某些社會性議題的解決方案應由微觀經濟主體負責而非政府干預；二是針對ESG的推行方式和評價機製表示反對，尤其是大型企業和技術創新者的質疑，認為現有的評價體系無法準確理解和評估其貢獻與價值；三是擔憂政府通過ESG標準過度干預市場，影響企業的自主決策，挑戰了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原則。
大型機構往往會成為ESG的焦點，因為規模越大社會影響力就越大，責任也就越大。而當線下組織市場的功能搬到線上以後，相應地，大型互聯網平台提供的是一種公共服務，就應該承擔起公共監管責任，就也要提供資產准入合法性的認定。
更令人擔憂的是，在西方，平台治理和政府之間出現了諸多「融合」現象。此前在西方社交媒體出現了涉及非法器官買賣廣告、大選賄選和種族歧視言論等。2023年，有25位聯合國獨立人權專家發表聯合聲明稱，在社交媒體推特被收購之後，種族歧視字眼的單詞在該平台上的使用急劇增加。
警惕ESG被政治化：回歸市場、回歸企業
回歸到ESG議題的本質，其實是對一些傳統議題的現代化和系統化表達——這些議題在歷史上就已存在，只是在當今的背景下，通過環境、社會和治理的框架重新審視和整合。撥開美國兩黨之爭的迷霧，政客們爭論的焦點基本上也可以納入這套ESG的邏輯體系里。
縱觀歷史，ESG所強調的環境議題，是隨著工業化的發展所出現的，社會對企業在環保方面的責任呼聲越來越高。社會方面的議題，如二戰期間反對武器投資，反映了對企業在社會倫理和道德方面的關注，於是出現了責任投資的理念，支持那些促進和平與發展的項目。此外，性別平等作為社會議題之一，自20世紀以來就成為了廣泛討論的焦點，當前的ESG標準也在推動企業在性別多樣性和包容性方面採取更積極的措施。最後，治理維度則強調透明度和責任制，這與歷史上對公司治理和商業倫理的關注是一致的。
目前針對ESG的討論很多，但是共識很少，標準也很少。這包括衡量標準的模糊性、政府和監管機構對ESG的態度和政策支持程度不一、不同企業有不同的文化和價值觀、投資者和消費者壓力等等。
在企業社會責任的ESG實踐中，一個重要的概念是「雙重實質性」（double materiality）對標，這是既考慮ESG議題對企業的影響，又考慮企業如何影響環境和社會。這一對標並不應由政府或標準制定機構強加，而且在全球化時代，各國政府對全球市場的管轄是有限的，自主權再次回到企業本身。
那麼企業應該把ESG當作一種手段，還是把各項行動當成是本身的企業社會責任與價值目標？度量尺是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ESG的社會屬性導致部分企業把經濟屬性和社會屬性模糊，成為工具化的取向——用非商業的手段來實現商業目的。1833年，英國通過了《工廠法》（Factory Act），這是第一部針對工廠童工的立法。該法案規定了兒童在紡織工廠工作的最低年齡限制，並限制了他們的工作時間。當時機器生產成本很高，手工仍然佔優勢，所以其實這是用類似ESG的理念，來增加競爭對手的成本，成為自己獲利的一種手段，但在客觀上，這種做法也促進ESG議題的成長。
當下，企業應該根據自身業務和所處的社會環境所產生的社會影響，來制定適合自己的ESG實踐的雙重實質性對標，並依據這一標準進行信息披露。這一過程至關重要，因為一旦強調強制性的標準，就會引發質疑：強制性標準的執行由誰來實施？是否存在利益輸送的可能性？在當前的ESG領域，這種不透明和混亂的局面亟需改進。
針對ESG標準的評定，需要加強流程性標準的建設，鼓勵多元化的評級機構進行競爭，以程序法的思路來解決問題，從而避免對企業實踐行為的干預或替代，這種方法可以確保信息披露的透明度，避免因過於具體的要求而導致ESG行為的異化。
（本文作者：郭毅，北京工商大學經管學部主任，教授；胡啟元，南方周末研究員）
參考資料：
1.The Economist. Trumponomics would not be as bad as most expect, https://www.economist.com/finance-and-economics/2024/07/11/trumponomics-would-not-be-as-bad-as-most-expect
2.Politico. Why Harris and Trump are debating the F-word, 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4/09/09/trump-harris-fracking-feud-explained-00177583
3.ABC News. Can a president ban fracking? Experts fact-check Harris and Trump's oil and gas claims, https://abcnews.go.com/US/president-ban-fracking-experts-fact-check-harris-trumps/story?id=113584915
4. (美)威廉·諾德豪斯, 綠色經濟學, 北京: 中信出版集團, 2022.
5.Irwin, Douglas A. Clashing over Commerce: A History of U.S. Trade Policy. Markets and Governments in Economic Hist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7. Kindle edition.
6.BBC. US election polls: Who is ahead - Harris or Trump?https://www.bbc.com/news/articles/cj4x71znwxdo
7.聯合國官網. 人權專家：言論自由不代表能在社交媒體上自由傳播種族仇恨https://news.un.org/zh/story/2023/01/1113967
郭毅 胡啟元
責編 孫孝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