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安之降》：宋元變局中的士人抉擇

宋代，是中國文人階層的巔峰時代。耕讀傳家的文人群體真正成了士人階層的主力，這個時期出現了「士大夫」的概念。這一文人士紳階層的鼎盛一直延續到了南宋。然而1276年元軍兵圍南宋都城臨安後的「臨安之降」，使得由蘇軾、黃庭堅開創的那個「文人共治」時代瞬間崩塌，南宋士人在這一歷史變局中面臨著艱難抉擇。他們的命運抉擇，與宋元戰爭的宏大史詩交相輝映，由此展開了一幅宋元之際的歷史畫卷。

在臨安之降後，蘇軾、黃庭堅的「黃金時代」究竟是徹底落幕，還是以一種新的方式產生著影響、煥發著生機？近日，「宋元變局中的士人抉擇：《臨安之降：南宋士人的忠死、孝忍與隱逸》新書分享會」在dt51 rendez-vous舉行。該書的作者、宋史學者、文史作家孫曉飛與作家、《當代》原副主編汪兆騫，青年文史作家張程現場展開分享，帶領大家重返13世紀宋亡元興的大變局時代，感受宋元戰爭中的士人境遇與命運抉擇。

「宋元變局中的士人抉擇：《臨安之降：南宋士人的忠死、孝忍與隱逸》新書分享會」現場（主辦方供圖）。

《臨安之降：南宋士人的忠死、孝忍與隱逸》全景式描繪了13世紀中華大地宋亡元興的歷史大變革中，以趙孟頫、錢選、文天祥、牟應龍等為代表的南宋士人忠死、孝忍與隱逸的抉擇與命運。書中，作者不僅僅局限於王朝衰亡史或士人小傳的傳統視角按部就班地呈現歷史細節，而是以民族融合、文明互鑒的文化視域和大歷史觀，正視元王朝對於構建多元民族、多元文化，加速推進民族融合的進步意義以及元王朝國家體制建設的深遠影響，並發掘出新的歷史文獻、提供了新的文明史觀點。

《臨安之降：南宋士人的忠死、孝忍與隱逸》，孫曉飛 著，上海三聯書店2024年8月版。

活動現場，孫曉飛表示，文化立場是每個寫作者，甚至包括每個閱讀者所必須面對的問題。「舉個例子，我們看《水滸傳》，如果你是一個在家庭不幸福的年輕女性，你肯定會站在潘金蓮一邊。如果你是一身有殘疾又生活過得不順的人，你很可能去同情武大郎，是吧？如果你是一個遊手好閒的年輕人，你可能同情武松，想像他一樣，喝點酒耍耍杠，上山沒事打個老虎。如果你是個年輕企業家，開個藥店，很有錢，你可能就同情西門慶。如果你是一個人本主義者，你認為生命至上，看到李逵到哪都拿出大斧隨便砍人，你就說，『《水滸傳》咱不讀了。』為什麼？它不關注普通人的命運，它不敬畏生命。」

在孫曉飛看來，有自己的文化立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而這恰恰是很多歷史寫作者、文學寫作者所沒有的。孫曉飛直言，在穿越劇中，很多家境貧寒的打工者，普通人，穿越過去不是王子就是公主，這正是我們對富貴和權力的貪戀，「普通人在當下的生活中，因為權力的缺失和財富的缺失，他有很多遺憾，想通過穿越，通過重生來實現。可是，實現了什麼？實現了對權力的追逐，我覺得這是非常可怕的。」

回歸到《臨安之降》，孫曉飛表示，在這本書中，自己的立場就是「士」的立場，是知識分子的立場，「我能夠採取揣測作為知識分子的文天祥，面對這種家國困境的時候，他的選擇是什麼？他的選擇是全家都死，還是『咱也別都死光，我死就行了，留點血脈』？過去的人不像我們現在，傳統文化裡面，你要有血脈留下來，血脈為什麼要留下來？你有祖宗。你要給他上香火，都死光了，沒有人敬香火了，這才是大不孝，大不敬，大不忠。所以，它的時代是不同的。」

「趙孟頫是個『遠親疏屬』。在南宋滅亡以後，趙孟頫做了十幾年的『遺民』，作為一個普通老百姓去生活，大約過了十餘年。但為了生計，他選擇了『朝隱』。雖然給元朝當官了，但不太積極，還是跟朋友們聊天，寫文章，寫詩、畫畫……他就是這樣一種態度。在那個時候，生存是第一位的。作為知識分子的立場，我們要去理解他。比如文天祥三兄弟，面對元軍的時候，有三種不同的選擇，忠死、孝忍和隱逸。」

孫曉飛坦言，為了讓《臨安之降》寫得通俗一些，他在書中添加了許多枝枝杈杈，「有樹榦，有旁枝，有高矮錯落的層次，有不同的人物出現。大家可以看到，有趙孟頫、文天祥的兄弟，有忽必烈，有王元量、謝枋得，還有錢選、牟應龍，有管道昇……王元量是南宋的一個樂官，他後來選擇了出家為道士。文天祥也想得到這樣的機會，但沒有得到。我覺得或許能夠通過更多的樣本量，讓我們在這樣一個朝代，看到一群人的命運。文天祥能代表所有人嗎？我覺得他有代表性，但是他的樣本的豐富度仍然是不夠的。同樣，我是否可以撰寫趙孟頫？或者說可以寫忽必烈？我覺得都還不夠。所以我選擇了一個知識分子的視角，用知識分子的眼光來觀察這些人，觀察這樣一個群體。我覺得一群人的命運，放在這本書里也是非常恰切的。」

記者/何安安

編輯/商重明

校對/盧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