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後悔嗎?」
老趙點著一支煙,煙霧在他臉上繚繞著,遮住了他複雜的神情。
我沒說話,手裡握著茶杯,杯底已經涼透了,茶葉浮在水面上,像是沉不下去的心事。
外面的風吹得緊,門口的老槐樹嘩嘩作響,我聽著這聲音,心裡亂得像那樹枝一樣,像是一下子回到了幾十年前。
那是1968年,我跟著一大群知青從北京到了西北的余家塬。火車一路顛簸,到了地方後又坐著拖拉機進山,車輪捲起的塵土嗆得人直咳嗽。我們這些剛離開家的年輕人,誰也不敢多說話,心裡頭都七上八下的。
塬上的風颳得臉疼,放眼望去全是黃土,偶爾能看到幾棵歪歪扭扭的樹。我心裡想著:「這地方能活下去嗎?」
剛到生產隊,隊長安排我們住在一排土窯洞里,窯洞陰冷潮濕,牆上的石灰都脫落了,露出烏黑的泥巴。那天晚上,我躺在鋪了稻草的土炕上,翻來覆去睡不著,耳邊全是風聲。
第二天一早,天剛蒙蒙亮,隊長就叫我們起來下地幹活。隊里分給我一把鋤頭,安排我跟幾個知青一起去地里挖溝。我拿著鋤頭站在地頭,看著滿眼的黃土,腦袋裡全是家裡的樣子。
就在這時候,我看見了她。
她從遠處走過來,挑著兩桶水,身子瘦弱,可步子卻穩得很。她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藍布衣裳,頭上扎著塊花頭巾,額頭上全是汗珠。
她走到我們跟前,把水桶放下,抬頭看了我們一眼,露出個笑。
「你們是新來的知青吧?」
她的聲音清亮,帶著點陝北的軟腔調。
我點點頭,心裡卻有點發愣。
她叫秀梅,是隊里最能幹的姑娘,才十七歲,可什麼活都拿得起來。
後來,我才知道,她家裡窮得很,母親早沒了,就靠她和她爹種地過活。
她總是掂著一個舊搪瓷缸子,幫我們知青送水送飯,忙得像個陀螺。每次她過來,我都忍不住多看她兩眼。
那年的冬天特別冷,塬上的風颳得像刀子,知青們都凍得直跺腳。秀梅卻一個人挑著柴火在山路上走,臉凍得通紅,嘴唇也裂了。我問她:「你怎麼不多穿點?」
她笑著擺擺手,「家裡沒那麼多衣裳,習慣了。」
她的笑讓我心裡一陣發酸,也讓我對她生出了幾分憐惜。
日子一天天過去,我和秀梅慢慢熟了起來。
她教我唱信天游,我教她認字。每到農閑的時候,我們就坐在地頭,一個唱,一個笑。她唱得好聽,聲音婉轉悠揚,像是能把人心裡的苦都唱出來。
1972年,我和秀梅成了親。那時候條件簡陋,婚禮也沒多大操辦,只是在隊里擺了幾桌席。可我看著穿著新衣裳的秀梅,心裡卻覺得踏實。
婚後,秀梅給我生了個兒子,取名叫小軍。她不光把家裡收拾得井井有條,還總想著怎麼讓我過得更舒服。
可我心裡,總有個地方空著。
我想著北京,想著城裡的高樓大廈,想著回去以後還能做點什麼。
1977年,知青返城的消息傳到村裡。我聽說只要是單身,就能回城。
我心裡像被什麼點著了一樣,開始四處打聽返城的事。
那天晚上,秀梅坐在炕沿上,手裡捧著針線活,問了我一句:「你真要回去?」
我沒敢看她,低著頭說:「回去能過好日子,我會接你們過去的。」
她沒再說話,只是低頭縫著手裡的衣服,一針一線,像是在縫著她的心事。
可後來,返城的條件擺在那兒——必須離婚。
我猶豫了很久,最終還是點了頭。
離婚那天,秀梅抱著小軍站在村口,眼圈紅紅的,卻沒掉一滴眼淚。
我背著行李走了很遠,回頭一看,秀梅還站在那兒,像是一棵扎在地里的樹。
回到北京後,我頂替父親的職位進了工廠,後來娶了廠里的女工蘭芝。她家條件好,性子也大方。我們有了個女兒,日子過得還算平穩。
可是,我心裡總有個坎兒。
我常常夢見秀梅,夢見她抱著小軍站在村口,夢見那片刮著風的黃土地。每次醒來,我的心都像被什麼揪了一下。
1995年,工廠效益不好,我和蘭芝雙雙下崗。她開始擺攤補貼家用,而我卻窩在家裡,連門都懶得出。
她罵我是個廢人,最後還是帶著女兒回了娘家。
那年冬天,我一個人躺在冷冰冰的床上,聽著窗外的風,突然想起了秀梅和小軍。
他們現在過得怎麼樣?
我鼓起勇氣回了余家塬,可那裡的變化讓我愣住了。
村裡修了水泥路,家家戶戶蓋了磚房。我問了老隊長才知道,秀梅帶著小軍和女兒支撐著過了這些年。
小軍考上了大學,現在在省城當了公務員,還成了家。而秀梅的女兒,也考上了北京的大學。
我去找秀梅時,她正在院子里擇菜。
她抬頭看了我一眼,眼裡沒有怨恨,也沒有喜悅,只是淡淡地說:「你回來了?」
我站在那兒,喉嚨像被堵住了一樣,半天才憋出一句:「秀梅,我……」
話沒說完,她就轉身進了屋,留我一個人站在風裡。
後來,我才知道,秀梅這些年吃了多少苦,為了供孩子讀書,她幾乎累垮了身子。
2005年,我聽說秀梅病了,但她卻不肯去醫院。小軍把她接到省城治病,可終究沒能留住她。
我趕到省城時,秀梅已經走了。
在她的墓前,我放下一束野花,眼淚掉個不停。
小軍走過來,拍了拍我的肩膀,說:「我媽說了,她不怪你。」
那一刻,我的眼淚徹底涌了出來。
秀梅走了,可她留給我的,是一生的難以釋懷,也是一次重新開始的機會。
我知道,我欠她的,永遠也還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