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言
對於中國學者而言,1980年以後所有高句麗史研究的結論都可彐結到高句麗史歸屬這一各受關注的研究主題上。中國學界在這方面出現了很多研究成果,還發表了多篇綜述性研究成果。然而,南北韓學界在把高句麗理所當然地看作韓國古代國家的過程中,直到最近也沒有出現對此具有理論體系的研究成果,以致達到了中國方面認為「朝鮮半島南北學界對高句麗歸屬問題的研究,尚未就其族源、疆域以及文化諸方面做出經過充分論證的體系性的考察」(張碧波《高句麗「民族與政權」歸屬問題的幾點思考》)的程度。
中國學界對高句麗歸屬問題的研究最早為1994年孫進己發表的《高句麗歸屬問題研究史》。該論文回顧了1950年至1994年間中國學者們的論著,將長期以來對高句麗歸屬問題具有影響的理論上的爭論焦點進行了評述(《東北亞民族史論研究》1994)。1996年,孫進己發表《關於高句麗歸屬問題的幾個爭議焦點》一文,整理了長期以來探討有關高句麗歸屬問題的8個爭論焦點,並對各個問題進行了評述。同樣也是孫進己等人1999年所著的《高句麗歸屬問題的研究史》一文,對從建國以前至20世紀90年代的數十種論著中有關高句麗歸屬問題認識的變遷進行了論述(《高句麗國史》1999,《社會科學戰線》2001年2期)。在1999年6月「全國首屆高句麗學術研討會」上韓忠富發表《國內高句麗歸屬問題研究綜述》(《社會科學戰線》2001年5期)一文,介紹了中國學者對高句麗政治歸屬、民族族屬等問題進行研究的論文,還介紹了有關高句麗歸屬的三種不同的見解和主張。比外,還有孫進己在《高句麗歷史研究綜述》(《社會科學戰線》2001年2期)一文中提到的「高句麗歸屬研究綜述」、2000年3月馬大正發表的《中國學者高句麗歷史研究的百年程》(《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0年10期)、2004年1月馬大正發表的《中國學者的高句麗歸屬研究評析》(《東北史地》2004年1期)、同年年末孫泓發表的《中國學者高句麗歸屬研究綜述》(《高句麗研究》2004年18期)和張英所著的《關於中國學者在高句麗歸屬問題的幾點述評》(《高句麗研究》2004年18期)等。
有關高句麗歸屬問題的論文集主要有2000年12月楊春吉、耿鐵華主編的《高句麗歸屬問題研究》,2001年1月劉厚生等人主編的《黑土地的古代文明》,2005年厲聲、朴文一主編的《高句麗問題研究論文集》等。其中楊春吉、耿鐵華主編的《高句麗歸屬問題研究》是中國第一部關於高句麗歸屬問題研究的專門論文集,共收錄了36篇論文,附錄則收錄了南北韓學者和日本學者的7篇論文,總括了截至出版當時對高句麗歸屬問題的重要研究成果。
2001年1月出版的《黑土地的古代文明》中共收錄了46篇學術論文,其中姜孟山、張碧波、劉子敏等人的論文在高句麗歸屬問題研究方面值得予以重視。2005年3月延邊大學出版的《高句麗歷史研究論文集》所載的大部分論文也都是與歸屬問題相關聯的。
認為高句麗史完全屬於韓國的學者有蔣菲菲、王小甫等人,認為高句麗史完全屬於中國的學者有孫玉良、李殿福、馬大正、耿鐵華、張碧波、李大龍等人,主張高句麗史為中國和韓國所共有的學者有譚其驤、孫進己、姜孟山、劉子敏、徐德源、朴燦奎等人。
認為高句麗史完全屬於中國的觀點
主張高句麗史完全屬於中國的學者們提出了高句麗及其歷史完全屬於中國的理論。認為高句麗是中國地方政權的觀點是金毓黼於1940年最早提出的。他在所著的《東北通史》上卷中指出:「高句麗一族,本出夫余,為吾中華民族成分之一部,且其立國於今東北域最久,與後來之王氏高麗李氏朝鮮含有別種來源者不同」,認為高句麗民族是中國東北的一個少數民族,高句麗國家從建立開始直到滅亡始終都是中原中央王朝的一個地方政權。
此後,認為高句麗完全屬於中國的觀點最初是在1977年孫進己所著《東北民族史稿》和1985年張博泉所著的《東北地方史稿》中提出的。1990年,孫玉良、李殿福在《高句麗與中原王朝的關係》(《博物館研究》1990年3期)中指出:「第一,高句麗人及其先民穢貊人自古就是中國多民族中的一員;第二,高句麗政權建立於漢玄菟郡境內,直接歸玄菟郡轄制,漢時由高句麗縣令主其名籍;第三,高句麗歷代諸王,均接受中原政權冊封,成為中原政權官吏組成的一員,代替中原政權直接管理本部人民;第四,高句麗諸王均向中原政權遣使朝貢,克盡臣節,並接受朝廷報賜和指令;第五,高句麗政權從未宣布與中原政權脫離隸屬關係而獨立,而中原王朝也從未放棄對高句麗的管轄;第六,高句麗遷都平壤之後,繼續保持與中原的隸屬關係,並未發生任何實質性的改變,只是高句麗勢力有了進一步發展,其管轄範圍有所擴大而已」。由此中國學界形成了把高句麗歸屬於中國的理論。在此之後,中國學界的高句麗歸屬理論是以對此進行或多或少修改的形態展開的。
對那些認為高句麗完全屬於中國的學者們的觀點進行整理如下:
第一,高句麗是由中國古代領土內的諸多民族構成的國家。
孫玉良、李殿福認為高句麗人及其先民穢貊人自古就是中國多民族的一員(《博物館研究》1990年3期);楊昭全認為高句麗是由包括高句麗族、夫余族、沃沮族、漢族在內的主要民族構成的多民族國家,他們都是中國的古代民族(《韓國上古史學報》1993年3期);張碧波指出「高句麗是以高夷為其主體的民族」,認為高句麗與新羅、百濟以及韓民族沒有關係(《東北民族與疆域研究動態》1990);耿鐵華提出了高陽氏後裔和多民族政權的觀點(《通化師院學報》2000年1期);馬大正認為高句麗族是中國東北歷史上的一個少數民族,其族源不是單一的,有主源和非主源之分(《古代中國高句麗歷史叢論》2001);李德山認為高句麗族是中國古代少數民族(《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3年13期);李大龍認為高句麗族的主源包括高夷、夫余、沃沮、梁貊、東穢等,建國後有大量漢人流入(《古代中國高句麗歷史續論》2003);王綿厚認為高句麗主體應源出遼東「二江」流域的「高夷」和後來的穢貊系統的「貊族」(《東北史地》2004年1期);秦昇陽認為雖然現在的朝鮮人和中國的漢人、滿人及其他民族都具有高句麗人的血緣,但他們都早已不是高句麗人了(《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4年4期)。由此可見,雖然中國學者們對高句麗族源持有多種觀點,但都認為高句麗是由中國東北地區的古代民族建立的國家,在其構成上則是由諸多民族組成的多民族國家。在族源和居民構成方面,高句麗是屬於中國而不是韓民族的國家。
第二,高句麗完全屬於中國的學者們強調高句麗是在中國歷史上的疆域內,即在漢玄菟郡境內建立的並接受玄菟郡的管轄。
張博泉、孫玉良、李殿福、楊昭全、耿鐵華、梁啟政、張韜、馬大正、李大龍、王綿厚、厲聲、李方、李淑英、苗威、張碧波等人即持此觀點。尤其是馬大正認為高句麗起源於玄菟郡高句麗縣,這裡的最初歸屬是確定高句麗歸屬的前提,確定玄菟郡地區原先歸屬的歷史前提則是關於箕子朝鮮和衛氏朝鮮的歸屬問題。
第三,高句麗歷代諸王都接受了中原政權的冊封,成為了中原政權官吏組成中的一員,代替中原政權直接管理本部人民,遣使朝貢並克盡臣節,從未宣布與中原政權脫離隸屬關係而獨立。
張博泉、孫玉良、李殿福、楊昭全、李春祥、秦昇陽、梁啟政、張韜、馬大正、李德山、劉炬、李大龍、耿鐵華等即持此觀點。
第四,認為高句麗在遷都平壤以後繼續保持了與中原的隸屬關係,沒有發生任何實質性的改變。
孫玉良、李殿福、張碧波、梁啟政和張韜等持此觀點。這與主張「一史兩用」的學者們所認為的遷都平壤後高句麗屬於韓國史(朝鮮史)的立場正相反。
第五,認為高句麗沒有脫離中國郡縣的範圍。
張博泉、耿鐵華、李大龍等人認為高句麗沒有脫離中國傳統的疆域範圍,即漢四郡的範圍;馬大正認為漢江以北一直就是古代中國的疆域;耿鐵華則認為高句麗從未脫離過漢晉以來的玄菟郡、樂浪郡、帶方郡和遼東郡。
第六,認為高句麗滅亡後,其大多數居民都融入了漢族。
梁啟政、張韜、馬大正、李德山、李大龍等人即持此觀點。
第七,高句麗文化淵源於中華文化,屬於中華多元文化格局中的一員。
楊昭全、張碧波、耿鐵華、李德山等人即持此觀點。特別是張碧波認為高句麗文化淵源於中華文化,屬於中華多元文化格局中的一員,與三韓-新羅、百濟文化不相關。
第八,高句麗歷史是完整而不可分割的,並沒有因為遷都平壤而在社會性質、國王姓氏、國家歸屬等方面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張碧波反對以政治中心及其轉移作為判斷民族及其政權歸屬的標準,並認為這種觀點不符合歷史事實,因此「一史兩用」史觀並不符合歷史事實;耿鐵華認為:「以現行國境為標準來劃分歷史歸屬,無論是中國史學者還是外國史學者都不贊同。高句麗705年的歷史是完整而不可分割的,並沒有因為遷都平壤而在社會性質、國王姓氏、國家歸屬等方面發生根本性的變化」(《高句麗歷史問題研究論文集》2005)。所以他認為不僅高句麗國家本身,而且高句麗歷史也都屬於中國。
第九,儘管認定高句麗為中國東北地區的少數民族政權,但各學者之間的觀點也略有不同。例如認為存在著東北地區少數民族地方政權,中國古代多民族國家的少數民族地方政權,以高句麗民族為主體以夫余族為王族建立的多民族政權,中央王朝所屬的藩附政權或邊疆少數民族政權,中華體制中的一員,高句麗政權是中國古代東北地區的割據政權或地方少數民族政權,中國東北歷史上的少數民族政權、中國歷史上的邊疆地區民族政權、地方民族政權或所屬於玄菟郡的地方侯國「高句麗」民族政權、中國歷史疆域內臣屬於兩漢的中國民族政權,兩漢中央王朝冊封的邊郡封國,在漢邊郡內土生土長的地方政權,歷史上的地方民族政權,地方割據政權以及認為高句麗是中國東北古代民族、高句麗國家是古代東北地方政權等略有差異的多種觀點。
最後,體現了幾乎不涉及高句麗繼承問題的特點。這是因為他們認為高句麗是中國少數民族地方政權,所以認為不僅高句麗本身而且其歷史也理應為中國所繼承。

認為高句麗史為中國和韓國所共有的觀點
主張高句麗史應為韓國和中國所共有的學者可分為兩派。其一是主張高句麗政權屬於中國,高句麗歷史則為韓國和中國所共有的學者;其二是主張高句麗本身及其歷史都為韓國和中國學者所共有的學者。
但兩派在中國的疆域是以18世紀中葉以後1840年以前的中國範圍或現行疆域為標準展開論述這一點上則是相同的。譚其驤早在1991年發表的《歷史上的中國和中國疆域》一文中指出:「我們是現代的中國人,我們不能拿古人心目中的『中國』作為中國的範圍……『中國』這兩個字的含義,本來不是固定不變的,是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的,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的……春秋時期,黃河中下游的周王朝、晉、鄭、齊、魯、宋、衛等都自認為是中國,他們把秦、楚、吳、越看成夷狄,而不是中國……秦漢時期把秦楚之地也看作中國的一部分……東晉人把十六國看作夷狄,看成外國。到了南北朝,南朝把北朝罵成索虜,北朝把南朝罵成島夷,雙方都以中國自居……宋朝也把遼、金、夏都看成是外國……元朝人把遼、金、夏跟宋朝一樣看成『中國』……後一代的人把前一代的人概念否定,不採用前一代人的概念,這是由來已久,自古而然的」,以此為前提,他認為:「我們既不能以古人的『中國』為歷史上的中國,也不能拿今天的中國範圍來限定我們歷史上的中國範圍。我們應採用整個歷史時期,整個幾千年來歷史發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國為歷史上的中國,我們認為18世紀中葉以後,1840年以前的中國範圍……就是我們歷史上的中國」。
譚其驤還指出「以鴨綠江、圖們江為界的中朝國界,這是歷史自然形成發展的結果。歷史上的高句麗最早全在鴨綠江以北,有相當長一個時期是在鴨綠江、圖們江南北,後來又發展為全在鴨綠江以南。當它在鴨綠江以北的時候,我們是把它作為中國境內一個少數民族所建立的國家,這就是始於西漢末年,到東漢時期強盛起來的高句麗……當它建都鴨綠江北岸今天的集安縣境內時,疆域跨越鴨綠江兩岸時,我們把它的全境都作為當時中國的疆域處理。但是等到5世紀時它把首都遷到平壤以後,就不能再把它看作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政權了,就得把它作為鄰國處理。不僅鴨綠江以南的領土,就是它的鴨綠江以北遼水以東的領土,也得作為鄰國的領土」,從而主張以遷都平壤為標準,其以前的高句麗為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政權,遷都以後則應作為外國來處理。即如果以18世紀中葉以後,1840年以前的中國範圍為標準,遷都平壤以前的高句麗屬於中國,遷都平壤以後則屬於朝鮮。這與其說是高句麗為韓國和中國所共有,倒不如認為是以遷都平壤為標準,此前時期為中國所獨有,此後時期為韓國所獨有的觀點。

1995年,劉子敏提出了「高句麗政權屬於中國,高句麗歷史是中、朝兩國的共同歷史,可以寫入中國史,也可以寫入朝鮮史」(《高句麗國與南北朝的關係》,載《中朝韓日關係史研究論叢》延邊大學出版社1995)的觀點。然而,孫進己於1996年指出,由於公元5世紀以前高句麗首都在中國傳統疆域內,因而應當屬於中國,公元5世紀以後由於高句麗遷都平壤,因而應當屬於朝鮮;1998年,他又提出高句麗為中國和朝鮮所共有,具體來說,北部屬於中國,南部屬於朝鮮;前期屬於中國,後期屬於朝鮮。高句麗國家本身則為韓國和中國所共有。(《為維持中朝韓友好和半島國勢穩定歷史上高句麗的歸屬仍以中朝共有為宜》,《當代中國邊疆問題調研》1998;孫泓《中國學者高句麗歸屬問題研究綜述》,《高句麗研究》2004年18期)
姜孟山認為,以現今國界為準,高句麗史是跨兩國版圖的歷史,高句麗史首先是中國史,其次是韓國史,高句麗史應「一史兩用」。427年遷都平壤以後,中國東北地區仍是高句麗的主要活動地區,所以應將整個高句麗史全部寫進中國東北史;在把高句麗史寫入朝鮮史時也不能把一國史一刀切,所以在朝鮮史中也應寫高句麗前期史。(《東疆學刊》1999年4期)
1999年,劉子敏提出應把高句麗政權的歷史歸屬問題與高句麗領土的繼承問題區分開來的主張(《全國首屆高句麗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9)。第二年,徐德源也提出應該嚴格區分歷史的原貌和歷史的繼承的觀點,由於高麗佔據了鴨綠江、圖們江以南地區,從而繼承了高句麗歷史,這是符合歷史繼承的(《全國首屆高句麗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9)。2001年,孫進己也提出了「現今中國疆域內的歷史上的政權和民族都屬於中國歷史的研究範圍」,從而區分了民族和政權的歸屬與歷史研究的範圍(《東疆學刊》2001年3期)。根據劉子敏的觀點,高句麗的故地的三分之二和人口的四分之三都生活在現今中國領土內,這些應為中國所繼承,高句麗領土的三分之一和人口的四分之一為北韓(韓國)所繼承,因此「一史兩用」是可行的。但是,歷史上高句麗的歸屬則只能依據當時高句麗政治歸誰管轄來決定,與高句麗在經濟、文化上與哪一方有關或與哪一方相似是無關的(《高句麗歷史與文化》2004)。如果要確定高句麗在歷史上歸屬於誰,只能依據當時高句麗政權在政治上歸誰管轄來決定。因此,2001年以後孫進己提出的「一史兩用」不是指高旬麗本身為韓國和中國所共有,而是指歷史研究的共有,他本人則將此稱為歷史繼承。這樣,到2001年以後,孫進己就把1996年至1998年期間自己所持有的高句麗為韓國和中國所共有的觀點轉變為了高句麗政權屬於中國,其歷史則為韓國和中國所共有,這與劉子敏在1995年提出的觀點是相同的。
另外,劉子敏在2004年提出「一史兩用」就像把一個人劈成兩半一樣,總不是個辦法。在政權的歸屬上,「一史兩用」的提法是用不上的,因此建議「一史兩用」的提法今後不再使用,從而改變了自己以往所堅持的「一史兩用」的立場(《高句麗渤海歷史問題研究論文集》2004)。但是,孫進己和孫泓則從高句麗在歷史上當時屬於誰和高句麗以後由誰繼承是兩個不同問題的立場出發,再次闡述了「一史兩用」方法,認為如果以高句麗存在當時為準,則高句麗是中國的一個少數民族和地方政權(《高句麗歷史問題研究論文集》2005)。朴燦奎以18世紀50年代至19世紀40年代的中國版圖作為歷史上的中國範圍,認為超出這個範圍的就不是中國的民族,也不是中國的政權。因此,他站在支持「一史兩用」的立場上(《高句麗渤海歷史問題研究論文集》2004)。朴文一認為應以現在的國界為基本的依據劃定其範圍,也應當尊重歷史的演變,指出「一史多用」觀點符合今後世界史研究的發展趨勢(《高句麗歷史問題研究論文集》2005)。朴真奭則認為高句麗是朝鮮古代國家之一,同時也是中國東北地方史的重要組成部分(《高句麗歷史問題研究論文集》2005)。
主張高句麗史為韓國和中國所共有的學者與主張高句麗史完全歸屬於中國的學者之間也存在著相似的觀點,對此可整理如下:
第一,高句麗是多民族國家。
孫進己認為高句麗人在民族起源上與中國有著極其密切的關係,不論貊人、夷人還是漢人都是中國的民族和種族。尤其漢人在高句麗民族中佔有相當大的比重,日後成了其主要組成部分。但是,這隻能證明高句麗在民族起源上與中國的密切關係,卻不能證明高句麗的政治歸屬。劉子敏認為高夷是高句麗最早最主要的族源,高句麗族的來源是多元的。
第二,高句麗是在中國古代郡縣內建立的。
孫進己認為高句麗是在周、燕、秦、漢統治的領土上建立的,而且也是在現在中國疆域內建立的;劉子敏認為高句麗自始至終是在中國郡縣的轄區內成長和發展起來的國家;徐德源則認為高句麗是在玄菟郡高句麗縣建立並接受其管轄的地方王國。
在主張共有的學者中,還表現出了比起歷史上的疆域,更傾向於以18世紀中葉以後至1840年以前的中國範圍或現今疆域為準來採用「一史兩用」或雙向繼承觀點的特點。以現在的疆域為標準來進行論述,則很難把遷都平壤以後的高句麗看成是中國地方政權,因此為了至持主張是中國的地方政權,則強調了朝貢、冊封及官職授予等臣屬關係。孫進己和孫泓以遷都平壤以後高句麗長期臣屬於中原王朝為依據,認為高句麗應歸屬於中國。對此,劉子敏認為,如果不從高句麗形成、發展的特有歷史,而僅從臣屬不臣屬中原王朝這一點來看待高句麗是中國古代少數民族地方政權與否是遠遠不夠的。姜孟山也認為,中國不僅要求國內藩屬政權,而且對周邊國家也要求建立君臣關係和朝貢冊封,高句麗也是歷代中華體制中的藩屬,是中國邊疆地區的古代少數民族王朝。徐德源則認為,南北朝時期的高句麗,從南朝和北朝接受了具有行政管轄權的爵號和官職,因此高句麗是歸屬於中國的少數民族政權形式的地方封建政權。特別是孫進己強烈主張,高句麗從中國中央政府接受高句麗王冊封的同時,還接受中國中央和地方的征東大將軍、平州刺史等官職冊封,從而表現了高句麗在歷史上隸屬於中國這一事實。根據他的觀點,高句麗的歸屬決定於高句麗存在時期在政治上接受誰的管轄。孫泓認為,由於高句麗臣服於中國歷代皇朝,因而是中國的一個地方民族政權。但是,朴文一也和劉子敏一樣,反對依據隸屬關係來確定政權歸屬的觀點。由此可以看出,堅持「一史兩用」的學者之間也存在觀點上的差異。
由於「一史兩用」論者持有高句麗遷都平壤以後屬於韓國史(朝鮮史)的立場,因而認為高句麗政權乃至國家性質等發生了變化。只有孫進己、孫泓認為高句麗作為中國地方民族政權的性質沒有發生變化。而劉子敏則認為長壽王時期遷都平壤以後,高句麗完全擺脫了中原地方政府的領導,變成了地方割據政權。
最後,在「一史兩用」論者中,除孫進己和孫泓外,都不認為韓半島中部以北屬於中國領土也是其特點之一。這是因為他們認為高句麗在向韓半島發展以後的歷史應屬於韓國史(朝鮮史)的緣故。
對中國學界高句麗歸屬理論的分析
高句麗史應完全歸屬中國的主張(後文稱為完全歸屬論)由張博泉(1985)、孫玉良、李殿福(1990)、楊昭全(1993)等人延續至1993年。在沉寂了一段時期以後,到2000年以後重新被提起,由張碧波(2000)、耿鐵華(2000)、梁啟政、張韜(2000)、馬大正(2000)、李大龍(2003)、王綿厚(2004)、厲聲、李方(2004)、李淑英、耿鐵華(2004)、苗威(2004)、張碧波(2004)、馬大正(2004)、李大龍(2005)等人進―步予以發展。主張韓國(朝鮮)和中國共有高句麗史的觀點(後文稱為共有論)約從1981年開始流行,由譚其驤(1991)、劉子敏(1995、1999)、孫進己(1996、1998、1999、2000)、姜孟山(1999)徐德源(1999)、孫進己、孫泓(2004、2005)、朴燦奎(2004)、朴文一(2005)、朴真奭(2005)等人延續下來。與完全歸屬論相比,從1994年到1999年期間共有論可謂獨樹一幟,這一時期劉子敏、孫進己、徐德源、姜孟山等人都主張「一史兩用」的觀點。
但到了2000年,張碧波提出427年高句麗遷都平壤是在中華歷史疆域內的政治、文化中心的轉移,其民族屬性和政權性質沒有改變,應屬於中華民族地方區域政權,「一史兩用」史觀不符合歷史事實的批判性觀點出現後,主張高句麗完全歸屬於中國的觀點重新抬頭,相關論文也大量增加。反之,此後只有孫進己、孫泓父女、劉子敏以及朝鮮族學者堅持「一史兩用」的觀點,然而孫進己、孫泓認為歷史上的高句麗歸屬於中國,其歷史可以作為中國和朝鮮(韓國)的研究範圍,並將此稱為歷史繼承或「一史兩用」,而劉子敏後來則拋棄了「一史兩用」(《高句麗渤海歷史問題研究論文集》2004)。
張碧波在2000年所發表的這篇引起爭議的論文,是於兩年前的1998年12月1日至5日在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召開的學術會議上發表的。這次會議有來自北京和東北三省的70多名專家出席,發表了40多篇論文並展開討論,在高句麗民族和政權的歸屬等問題上取得了共識。(《黑土地的古代文明》2000)
對於高句麗民族的歸屬問題,與會者一致認為高句麗民族是中國古代少數民族之一,是中華民族歷史發展中的一員,其依據如下:
第一,對於高句麗民族起源儘管存在著諸多說法,但其淵源都在中國,都是發源、發展於中國的古代民族,因此不論高句麗民族起源於哪個民族,高句麗民族都是中國古代少數民族中的一員。
第二,從文化類型上也能證明高句麗民族屬於中國。
第三,高句麗族在建立政權之前,其居住地區位於周秦時期的中國東北範圍之內,接受了當時政權的有效管轄。設置漢四郡以後,以其族名設置漢四郡並進行了有效的管理。高句麗縣一直隸屬於玄菟郡和遼東郡,從未間斷過上表稱臣、朝貢。
第四,高句麗滅亡後,其遺民大多數融入了漢族。在高句麗政權的歸屬問題上,與會者們認為高句麗民族的歸屬實際上也決定了其政權的歸屬。儘管有的學者認為是中國古代東北地區的割據政權,有的學者認為是中國古代東北地區的地方少數民族政權,但都―致認為高句麗不是中國古代中央王朝之外的獨立國家。
公元前37年,高句麗政權建立於西漢王朝版圖內玄菟郡轄下的高句麗縣,雖然其政治中心不斷遷移,但始終要求中原王朝授予封號和接受冊封,歷代王都接受中央王朝的委任,擔任中央王朝的地方官員,同時長期進行了朝貢。這可以看作是典型的隸屬關係,統一王朝內的地方和中央的關係。因此,高句麗政權歸屬於中國是毫無疑問的。
參加會議的專家學者以東北民族史研究領域中的高句麗為例,提出了區分民族政權歸屬的標準以作為參考。
第一,高句麗民族的起源及其居住地區都在中國,他們所建立的政權屬於中國歷史上的地方少數民族政權。
第二,地方民族政權在歷史上某一時期歸屬哪個中原中央王朝並接受其管轄,就應當歸屬於其中央王朝。
第三,在確定歷史上少數民族政權歸屬時,應區分歷史原型與歷史傳承,不應加以混淆。認為高句麗是現代中朝(韓)兩國共有的古民族政權是錯誤的。事實上,高句麗民族及其政權完全歸屬於中國,只是其最終遺產為中國和朝鮮兩國雙向繼承。」
與會者在取得這些共識後,以此次會議為契機,中國學界開始出現了高句麗應完全歸屬於中國的共同認識,曾經贊同譚其驤的觀點而主張高句麗為中國和朝鮮所共有的孫進己,以高句麗整體歸屬中國,其歷史為中國和朝鮮(韓國)所繼承的形式,改變了他本人以往所認同的「一史兩用」的含義。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改變,可能是由於從張碧波認為「一史兩用」不符合歷史事實的觀點和東北師範大學學術會議上獲得很大說服所致。在學術會議的成果《黑土地的古代文明》得到出版的2000年以後,認為高句麗史應完全歸屬於中國的觀點被重新提起,並得到了大力加強,也反映了這種情況。
結語
高句麗歸屬問題分為高句麗國家歸屬問題和高句麗歷史歸屬問題。為方便起見,本文分高句麗史應全部歸屬於中國和高句麗史應為中國和韓國所共有兩種觀點,對中國學者的見解進行了考察。但是,兩種觀點對於高句麗從建國開始到滅亡,一直都是中原王朝管轄下的少數民族政權方面意見是一致的。孫進己、張博泉、劉子敏、耿鐵華、劉厚生、孫玉良、張碧波、楊昭全等人就明確地表明了這一點。綜合其依據來看,主要有高句麗是中國領土內的民族建立的地方政權,始終沒有脫離漢郡縣的範圍,一直通過朝貢並接受冊封和官職等保持著臣屬關係,高句麗滅亡後其遺民大部分融合為漢族。
「一史兩用」的觀點雖然流行於1994年到1999年,但自1998年12月1日至5日在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召開的學術會議以後,只有孫進己、孫泓父女和朝鮮族學者還堅持這一觀點。與朝鮮族學者認為高句麗和高句麗史既屬於中國也屬於朝鮮(韓國)的觀點不同,孫進己、孫泓認為高句麗政權屬於中國,高句麗史則可分別寫入中國史和朝鮮史(韓國史)。需要指出的是,主張「一史兩用」的學者們也不主張把高句麗史分成兩部分,而認為高句麗史是不可分割的一個整體。
中國學者對高句麗歸屬問題的認識雖然在內容上大致相同,但在具體部分還存在著觀點上的分歧。例如,存在著如何看待高句麗與各時期中原王朝的關係、高句麗到底建立在哪國疆域內、如何看待歷史上的疆域和現在疆域、如何認識高句麗的族源及其流向、如何看待歷史與現實之間的關係、如何看待高句麗文化繼承等問題。尤其是,對於高句麗歸屬問題存在觀點分歧的原因之一就是沒有能夠確定歸屬的統一標準。
中國學界對高句麗歸屬問題的探討是以領土為標準進行的,提出了以歷史上的中國、現在的中國、18世紀中葉以後至1840年以前的中國作為歷史範圍的三種觀點。高句麗政權的歸屬則是以歷史上的中國為標準進行研究的,而歷史繼承則是以現在的中國和18世紀中葉以後至1840年以前的中國領土為標準進行的。
按:本文為韓國學者對中國學界高句麗歸屬問題的總結和分析,作者李仁哲為東北亞歷史財團責任研究委員,原文見於《東北工程相關韓國學者論文選》(東北亞歷史財團2007年版),本公眾號轉載時有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