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代教科書編寫受到國家教育方針與政策的影響,也受到編者知識結構與政治素質的影響,政府要通過國民教育確立其統治的合法性基礎,編者(學界)也希望以此來表達自己的思想觀念。教科書編寫過程實際上是政府與學界共同製造知識的過程,雙方在生產一種「合法」知識過程中充滿了文化與政治的矛盾。教科書往往成為政治與文化衝突的一個核心①。歷史教科書是一般國民普遍歷史觀的重要來源,通過政府審定和由政府頒行的教科書,是一個國家向其人民宣示其國家統治正當性及國家主權正統性的重要工具。歷史教科書編寫反映了政府、學者對歷史資源與歷史知識產生的態度,也是溝通政府、學界與民眾的橋樑,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近年來,中國歷史教科書逐漸引起研究者關注,在教科書編寫與社會文化關係等方面都有較多的討論②。這些研究對認識教科書編寫很有助益,但相當多的教科書編寫研究都是僅從政府教育政策出發來討論教科書,沒有把教科書編者、教科書內容與政府教育政策有效地結合起來,以致存在某些不足:一是研究結果與教科書具體內容相去甚遠,二是忽略了教科書知識生產過程中政府與學界(編者)的權力關係與利益衝突。本文嘗試以清末中國歷史教科書編寫為中心,從政府教育政策與教科書編者、教科書內容等方面,討論在歷史知識生產過程中,國家統治者與學界的史觀與立場如何得以體現,以及雙方教育目標的實現程度。政府與學界(編者)對歷史資源與歷史教育的態度,關係到歷史知識的生產,也關係到社會意識的演變。
一
清末新政,把教育國民、培養新式人才看做是救亡圖存的關鍵。1901年,清政府頒布「興學詔書」:「興學育才,實為當務之急」,鼓勵興辦學堂③。1902年,清政府頒布《欽定學堂章程》,這是中國新學制的開端,雖然沒有實施,但其注重國民教育與實業教育的思想對中國教育影響很大。1904年清政府頒布《奏定學堂章程》,這是中國教育史上第一個完整的學制系統文件,把中國教育推上了近代化軌道。《奏定學堂章程》確立立學宗旨:「無論何等學堂,均以忠孝為本,以中國經史之學為基,俾學生心術壹歸於純正,而後以西學淪其智識,練其藝能,務期他日成材,各適實用,以仰副國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④圍繞這個立學宗旨,《奏定學堂章程》規定了各級學堂的辦學要求,在堅持「忠孝為本」的前提下,將培養愛國奮發之心作為中小學堂教育的重要目標⑤。1906年,清政府正式頒布了「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實」的教育宗旨⑥。
1906年教育宗旨體現了清末流行的「中體西用」精神,是對此前清政府教育目標的總結與繼承。這五項宗旨分為兩個層面:一是忠君、尊孔,這是對學生與國民的政治要求,體現了維護清朝統治的目的;二是尚公、尚武、尚實,這裡注重振發國民志氣,側重於技能訓練。清政府將「崇敬國主以為政治之本」,通過學校教育向國民灌輸忠君意識,「務使全國學生每飯不忘忠義,仰先烈而思天高地厚之恩,睹時局而深風雨飄搖之懼,則一切犯名干義之邪說皆無自而萌。」倡導孔子之道,「務使學生於成童以前,即以熏陶於正學,涉世以後,不致漸漬於奇邪。國教愈崇,斯民心愈固。」清政府用「忠君」、「尊孔」來抵禦清末流行的排滿、民權等「異端邪說」,同時體現時勢特徵,提出「尚公、尚武、尚實」要求:「忠君尊孔二義,固盡人皆當知而行之矣;惟中國當列強雄視之時,必造就何等之國民,方足以圖存之具,此不可不審者也。中國之大病:曰私,曰弱,曰虛,必因其病之所在而拔其根性,作其新機,則非尚公尚武尚實不可也。」清政府的教育注意要培養新式國民,但將「忠君」列為首要目標,顯示出新教育首先是為清朝統治服務。
學制與教育宗旨既定,教科書編寫也有了相應的要求。清政府對教科書編纂較為重視,成立專門機構進行管理,並頒布了一系列章程。1902年,京師大學堂附設編書處,編寫中國經史、諸子、修身、倫理課本,確定編纂宗旨為:「一曰端正學術,不墜畸邪;二曰歸於有用,無取泛濫;三曰取酌年限,合於程途;四曰博採群言,標註來歷。」⑦1904年,總理學務處成立,所屬的編書局負責教科書編纂。1905年學部成立後,將學務處編書局改為編譯圖書局,研究編纂各種課本⑧。關於新式教科書編輯,圖書局章程規定,「宜恪遵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實之宗旨,以實行國民教育,所編之書務使程度相宜,教育進步。」⑨
為了保證體現教育宗旨的要求,清政府試圖規範教科書編寫,如上述編書處、編譯圖書局等都是政府專門的教科書編寫機構,但是,政府編譯的教科書卻受到了朝野內外的批評與指責⑩,原擬部編教科書為國定教科書的設想落空,轉而採取審定方式,即對民間自編教材進行審定。審定教科書,除一般質量問題外,政治標準是首要原則(11),是否遵循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是個重要參考,教科書中出現「平等」、「民主」、「革命」等字樣與思想時,一般會遭到查禁。如何琪編著的《初等女子小學國文》中因取材有「平等」字樣,遭到查禁取締;文明書局出版的《中等倫理學》,「學部謂中西學說雜糅其中,且有蔡元培序文,尤多荒謬,下令查禁。」(12)直隸總督陳夔龍對留學生傳播民主革命思想的書報大為惱火,奏請「飭下學部,將一切教科書籍精心審訂」,以維護和鞏固三綱五常為準繩,學部所審書籍中,一旦發現蔑視禮教、倡言平等、鼓吹自由結婚等內容,均予嚴禁(13)。
中國曆來注重歷史教育,近代新學制建立後,對歷史教育的重視並未稍減,中小學校的歷史教學一直佔有一定的比例(14)。清政府意識到歷史教育對培養新式國民的意義,強調歷史教學「注意在明實事之關係,辨文化之由來,使得省悟強弱興亡之故,以振發國民之志氣」(15)。《奏定學堂章程》對各級學堂歷史教育要義作了規定,初等小學堂要「略舉古來聖主賢君重大美德之事,俾知中國文化所由來及本朝列聖政德,以養國民忠愛之本源」;高等小學堂「陳述黃帝堯舜以來歷朝治亂興衰大略,俾知古今世界之變遷,鄰國日多、新器日廣;尤宜多講本朝仁政,俾知列聖德澤之深厚,以養成國民自強之志氣,忠愛之性情」;中學堂「當專舉歷代帝王之大事,陳述本朝列聖之善政德澤,暨中國百年以內之大事;次則講古今忠良賢哲之事迹,以及學術、技藝之隆替,武備之弛張,政治之沿革,農、工、商業之進境,風俗之變遷等事。」中小學堂歷史教學都注重對本朝歷史的講述,特別是強調本朝「仁政德澤」,對忠君要求極為重視。
清末新政時期的教育宗旨與歷史教育目標包含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強調為專制君主服務、養成忠孝國民;二是注意到要從歷史中找出中國衰敗之原因,振發國民的志氣。這兩方面在理解清末教育宗旨與教科書編寫上不可分割。體現在歷史教科書上,清政府的希望是「把既存的歷史知識規訓為既符合統治要求,又不違背競爭時代潮流的『近代化』知識」(16)。從清末中國歷史教科書編纂的實際來看,由於編者對歷史教育目標有不同理解,從而使教科書對政府教育宗旨遵循互有異同。
二
「教科書」一般是指按照教學大綱選編的教學用書,晚清教科書是一個泛稱,不僅包括現在所理解的課堂教材,舉凡具有啟蒙性質、能夠供教學參考,以及許多介紹新知的書籍,都被稱為教科書(17)。清末中國歷史教科書最初是從日本編譯而來的。清末實行新式教育,傳統教材已經不適應需要,編寫新式教科書成為當務之急,但一時之間難以有大量的適合新教育的教科書,編譯外國教科書成為一種可行的救急辦法。日本教科書尤其受到重視,清末各科教科書中,由日本人編輯、後譯為中文的教材,佔到20%左右(18)。就中國歷史教科書而言,1903年以前幾乎都是從日文翻譯過來的(19)。
編譯日本教科書暫時緩解了中國新辦學堂的教科書需求,也把近代新觀念輸入到了中國;但其風行及其流弊,引起了國人的擔憂。首先是許多質量低劣的日譯書籍充斥市場。編譯日本教科書較為便捷,有利可圖,許多地方編譯機構和民間社團也都組織翻印日本學校教科書,「甲午我國與日本搆釁,明年和議成,留學者咸趨其國,且其國文字迻譯較他國為便,於是日本文之譯本,遂充斥於市肆,推行於學校。」(20)許多稍通日文的人也從事日文教科書的翻譯,不合規範之處頗多:「上海小書賈所譯東文各書,並不註明著者、譯者姓名,多有摘取原書一段與一己私意相合者譯出流布,並不顧本書宗旨。」(21)如會文學社的范迪吉,一個人就譯了100種,從《初等算術新書》、《肥料學》、《商業經濟學》到文史類,什麼都譯,不加篩選,質量不高(22)。
其次,從歷史教育的特殊性來看,採用外人編寫的歷史教科書不利於愛國主義教育。清末編譯日本歷史教科書中,最有影響的當屬桑原騭藏《東洋史要》、市村瓚次郎《支那史要》與那珂通世《支那通史》等。羅振玉在《支那通史》序中明說:「以吾國之史,吾人不能作而他人作之,是可恥也,不恥不能作,而恥讀他人所作之書,其為可恥,孰過是也?故序而重刊之,世之君子以覽觀焉。」(23)中國作為文明古國,有悠久的歷史編纂傳統和豐富的文獻記錄,現在中國歷史教科書居然要假手外人,不免讓國人難以接受。梁啟超認為市村的《支那史要》「此書極簡略」,內容編排上,「不過順時代敘下,無有特別結構,但頗能提要鉤元,且稍注意於民間文明之進步,亦中國舊著中所無也。若我國學校據為教科書,則有所不可。蓋日人以此為外國史之一科,則此簡略似此已足。」梁啟超的批評主要著眼於歷史教育在塑造國民精神方面的特殊作用:「本國人於本國歷史,則所以養國民精神,發揚其愛國心者,皆於是乎在,不能以此等隔河觀火之言充數也。」(24)
羅振玉與梁啟超的看法大致代表了時人對編譯日本教科書的態度。一些人從教科書獨具的教化功能考慮,勸誡中國學堂「勿沿用洋人課本」,因為它們「大都以闡揚彼教為宗旨,亦取徑迥別,與中學絕無關合」(25)。東新譯社認為,編譯外國教科書以充國民讀本,「於學界之進化、國魂之發達,無絲毫影響,而反生大障礙者也。」(26)文明書局也持同樣的看法:「以彼人之口吻,取吾國史料為彼學校外國歷史之科,吾率取其書用之,勿論程級之不審,而稱謂辭氣之間,客觀讓作主位,令國民遂不能興其歷史之觀念,可憂孰甚焉。」(27)翻譯改編日本教科書,甚至被認為是清末教育「最錯誤者」:「蓋本國歷史,原有其特別的目的和效用,教科書正為實現其目的的工具。外人著述,無論如何,必不能准其目的也。」(28)翻譯過來的中國歷史教科書儘管給國人許多啟發,但其「本身並不具備國人所要達到的愛國主義旨意」(29)。時人對教科書的這種認識,推動了中國自編歷史教科書的興起。
從對漢譯歷史教科書的態度以及中國自編歷史教科書的要求可見,國人對以歷史教育來培養新式國民與愛國精神的重視。清末,文明書局與商務印書館在教科書編寫發行上有很大影響。1902年,文明書局就開始出版講述新學的《蒙學讀本》全書,當時清政府尚未頒布新學制,是清末較早推出新學教科書的書局。《蒙學讀本》曾風行一時(30),激發愛國之心是其編輯要旨,如以地理知識激發學生「寶愛土地之思,知我國與全球相關之形勢,而後有強國保種之志氣」;匯錄歷史上豪傑故事,使學生「共有愛國敵愾氣象,以成完全之國民」(31)。文明書局編印有數種歷史教科書,如《蒙學中國歷史教科書》在編輯大意中指出:「以示古來合併之由,以起近今喪亡之痛。長學識,雪國恥,是在吾黨。交通愈廣,畛域愈廓。今黃種與白種競爭,猶昔漢族與非漢族競爭也。是編以衛種族張國威為主,凡遇有衛我同種、力捍外侮者,必稱道勿衰,以壯吾幼年之氣。」(32)《高等小學國史教科書》以「發育愛國精神」為宗旨,對於「近世國權之得失,一一加意,務令兒童有所感發」(33)。東新譯社談到其開辦原由及其特質時說道:「痛國家之臠割、憤種族之犬羊,憐然創辦東新譯社,就我國之性質上習慣上編輯中學校各種教科書,熔鑄他人之材料而發揮自己之理想,以激動愛國精神,孕育種族主義為堅確不拔之宗旨。雖算術幾何,亦多合愛國愛種之分子焉。」(34)
商務印書館於1897年在上海創辦,編輯中小學教科圖書是其重要業務,從1903年後直至民國時期一直是教科書編輯發行的龍頭(35)。商務印書館把培養愛國精神作為編輯教科書的要旨:「謹遵教育宗旨以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實為主而尤詳於憲政。凡立法、司法、行政以及議院、地方自治、軍情、教育之要政,無不詳言,其表彰國粹,糾正陋俗,亦再三致意。至於愛國、合群、進化、自立等事,尤言之至詳,以期養成立憲國民之資格。」(36)商務印書館編輯中國歷史教科書中,最有影響的當屬被譽為「中國第一本新式通史」的《最新中學教科書中國歷史》,夏曾佑談到該書編輯用意為「以發明今日社會之原為主」,內容上詳述三個方面:關乎一代興亡之所系政治事件、外族交涉、社會宗教與風俗等(37)。夏曾佑要從歷史中探討造成民族危機深重的原因,從歷史的發展過程中思考民族的前途,以為救國之道(38)。
教育為強國之道,國民應該有一定的知識,才能做到真正的愛國。了解外情、開通民智成為新式國民的基本要求,也是培養國民愛國精神的重要條件。《蒙學中國歷史教科書》認為,「國與國文明相等,各不能肆膨脹之力,於是均以帝國主義,日經營組織於和平之中,吸彼文明,導我進步,故交通者,無形之競爭、國力消長之樞錀也。是編以交通世界互換知識為主,我國數千年以來,能具此手段者,必揚榷陳之,庶兒童不為執鎖國主義者所惑。」(39)陳慶年認為今天史家,對中國國內事情或許有所了解,但對於世界大勢可能懵然無知;對前代歷史或許有所了解,但對當代史可能懵然無知,「其與世界之思想無所鑒觀,而多所障距。一遇事變,不為狂舉以凶於而國,則坐視天下瓦解以去,為括囊之腐儒。」(40)注重中西交通史與當代史是其編寫《中國歷史教科書》的特色。《普通新歷史》認為,近世全球交通之會,我國民漸漸與世界相見,優勝劣敗即在此一二百年之間:「我國民之眼界,斷不可僅注於內國數十朝之興替沿革中,須考察種族勢力之強弱、文明之高下、能力之大小,以為大眾警醒振拔之標準。」(41)
發揮國民愛國之心,成為編者編輯教科書的自覺行動,這與清政府振拔國民志氣、培養國民愛國之心的教育目標相一致,編者與政府在藉助歷史教育激發愛國精神的要求上有一定的契合之處。需要注意的是,編者的「國家」與「國民」觀念與清政府的要求顯然不同,所以,二者的愛國意趣就有很大的差異。這體現在清政府「忠君」與維護清朝統治的教育目標上,一些編者與政府的認識差距相當明顯,甚至一定程度上走到了政府的對立面。
三
教科書編寫不僅受到政府教育政策的影響,也受到編者知識結構和專業素養的影響,而編者是教科書能否體現政府教育目標的直接因素。教科書編者,既是構成思想界的重要力量,又是聯結國家與民眾的重要媒介,許多政治與思想觀念,實際上是經過他們的過濾與詮釋,才傳遞給廣大學生與普通民眾(42)。清末相當一些教科書編者,對政府「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有不同理解(43)。
清末新教育興起時,上海得風氣之先,許多出版機構都集中於此,成為教科書編寫與發行的重鎮,以書局為中心,積聚了一批教科書編者。這些編者或有留學經歷,受到新思想的影響,不少人具有改良傾向、支持維新變法,甚至有的有了排滿革命思想。如文明書局創辦人之一的廉泉,在京任職期間,結識了不少革命黨人,其中有蘇曼殊、徐錫麟、秋瑾等人,後來又結識了孫中山,曾被指控為「附逆」而不顧,隱然有革命傾向。戊戌變法失敗後,他認為欲發憤圖強,必須先開民智,因此創辦書局(44)。文明書局編輯的教科書受到廉泉思想的影響,如前所述的《中等倫理學》等教科書就因提倡平等而被查禁。文明書局歷史教科書編者中,張肇桐即為反清志士。張肇桐與汪榮寶等留日期間,組織江蘇志士發起成立革命組織青年會,主持發行《江蘇》雜誌。青年會「以民族主義為宗旨,以破壞主義為目的」(45),表現出鮮明的革命色彩。張肇桐以「猶太遺民萬古恨著,震旦女士自由花譯」的署名(46),著有小說《自由結婚》,《自由結婚》中借新式學生之口說道:「第一句,本朝不應該做我們的皇帝;第二句,皇帝是小丑,應該殺的;第三句,革命是百姓極好的事情」(47),號召推翻滿清統治。
在清末革命思想傳播上,留日學生是個重要群體,歷史教科書編者中有留日學生。東新譯社《中國歷史》編者橫陽翼天氏即為留日學生曾鯤化(48),曾鯤化青年時在湖南新化實學堂求學,與愛國志士陳天華結為好友,其後赴日本留學,擔任湖南留日學生刊物《遊學譯編》編輯,並任中國留日學生總會會長,結識蔡鍔等革命人士,加入同盟會(49)。出身經學世家的劉師培1903年到上海後,結識了愛國學社章太炎、鄒容、蔡元培等革命者,劉師培迅速投入到革命宣傳中,「明《春秋》夷夏之防,嚴建衛種族之辨,激揚士氣,以文字為義師先聲,其功實與章君、胡、汪相伯仲。」(50)排滿革命是晚清一時間劉師培革命思想的主脈。劉師培編輯有《中國歷史教科書》,其時正是其用「光漢」名字時期,可見其反清態度,因為教科書需清學部審定,而改署名「師培」(51)。編著《中國歷史講義》的徐念慈早先在家鄉常熟與人創立中西學社,1903年任中國教育會常熟支部主持人,以教育掩護反清革命,後加入興中會。徐念慈與曾樸在上海創辦《小說林》,專以小說鼓吹革命(52)。
清末教科書編者的反清愛國思想影響到教科書編寫,倡民權、反專制思想在教科書中較為明顯。《中國歷史》倡導書寫民史、高揚民權,認為中國現在落後的原因實由於專制:「自秦漢而降,進化之度極遲,雖謂中國人氣質,有是古非今、尊中賊外、保守照例、傲慢自大等病,然其最大之原因,未始非沉淪於專制政治之黑暗時代,而結成此腐敗不堪之穢錄也。」(53)李岳瑞《國史讀本》注重民史書寫,為此民國時期世界書局將之進行了修訂:「一洗舊日神史君史之舊習性,而與吾全國國民以更始,則斯書之出,謂為吾國今日史界之明星可,謂為吾國五千年來民史結晶亦無不可。」(54)章嶔《中國歷史教科書》也是因為民權思想突出,被認為是清末民初書寫「民史」的代表,民國時期有論者認為,章嶔著作特色「猶有足述者,即其歷史觀念即由其『君史』的立場進而至於『民史』的立場,這在我國史學史上,可謂是個大的過渡」(55)。
對「民史」的注重,實際上與清政府「忠君」與維護清朝統治的教育目標有所差距,這在教科書民族敘述中反映得更為明顯。教科書對滿漢民族關係的處理,可見編者對滿清政府的態度。文明書局《中國歷史教科書》介紹了漢人種、蒙古種、通古斯種、土耳其種、西藏種、苗種等情況,蒙古人種與土耳其人種對中國歷史有重要影響,通古斯種正是當今的統治人種,但作者認為,漢人種「性質溫良,體格端正,夙有政治道德之思想,脫野蠻之俗最早,創開中國之文明者也」,「中國歷史者,漢人種占其主地位也」(56)。支那少年《支那四千年開化史》在敘述中國人種時,列舉了苗、漢、蒙古、滿和回回五種人種。支那少年對各族的評說是以漢族為參照的,對漢族的關註明顯上升,認為漢族優於其他民族,是中國歷史的重心(57)。清末具有強烈排滿意識的《中國歷史》有著鮮明的漢族中心主義立場,書中直接宣稱:「今敢正告我國民曰:中國者,漢人種之中國也。自今以往,須各振其國民精神,脫外族奴隸之羈軛,恢復我漢種固有之國力之權力,發揮我漢種固有之優等文化力,抹煞外族一切界限而吞吐之,然後雄飛於二十世紀之世界。」(58)
上述教科書的漢族立場或隱或顯,但都述及滿族等其他民族,而一些教科書在講述中國民族時,則僅敘述漢族。夏曾佑《最新中學教科書中國歷史》沒有列舉中國境內各人種,在談到「中國種族之原」時,「種必有名,而吾族之名,則至難定。今人相率稱曰支那。案支那之稱,出於印度,其義猶邊地也,此與歐人之以蒙古概吾種無異,均不得為定名。至稱曰漢族,則以始通匈奴得名;稱曰唐族,則以始通海道得名,其實皆朝名,非國名也。諸夏之稱,差為近古,然亦朝名,非國名也。惟《左傳》襄公十四年引戎子駒支之言曰:『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華非朝名,或者吾族之真名歟!」(59)夏曾佑所謂的「中國種族」當然指漢族。劉師培《中國歷史教科書》、陳慶年《中國歷史教科書》也是認為中國民族就是漢族,沒有提及滿族等其他民族。這裡的漢族中心主義立場是對滿清統治中國這一現實的不滿,暗含排滿革命思想。
不唯如此,在「尊孔」宗旨上,一些教科書與政府要求又有所不同。1903年以前翻譯日本教科書大都肯定了孔子對中國政教的影響,與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和《論語》、《左傳》等中國典籍中的孔子形象相近。1904年商務印書館初版的《中國歷史教科書》對孔子的描述為:「(孔子)生而好禮,及長,博學多能。當春秋時,欲大行其道,嘗仕魯,相定公,會齊侯於夾谷。齊人慾去盟,孔子以禮卻之,又爭還汶陽之田。凡相魯三月,魯大治。齊人懼,用女樂之計,使魯去孔子。由是周遊列國,十餘年,道終不行,乃返魯。修訂六經,以示後世。其門弟子三千人,知名者七十二人。」(60)這裡只是介紹孔子的生平,沒有孔子與中國歷史文化關係的評述。商務印書館另出的《中國歷史教科書》、《新體中國歷史》都是採用這種「史實說明」的寫法,未對孔子進行評價,沒有突出孔子的地位(61)。不僅如此,有的教科書甚至對孔子採取批評態度。章嶔《中學歷史教科書》寫道:「(孔子)祖述堯舜,其言以正心修身齊家治國為主,而歸之於平天下,隱具有世界主義。而其言仍不出君主之範圍。孟子名軻,宗之,以民為貴、君為輕,而歸本於行井田、興學校,又倡性善之說,以誘導世人。大抵孔孟之學說,皆以政治為前提,而歸之於教育,其言頗平易可行,後世號為儒者。孔氏之說,尤為歷代君主多利用。」(62)該書省略了一般教科書常見的孔子生平介紹,側重於孔子思想評析,特別指出孔子學說與君主之關聯,對孔子學說與專制制度的結合頗有不滿。這裡,孔子形象已經歷了從「聖人」到歷史人物的轉變,受到了民間反孔力量的影響,沒有體現政府倡導的「尊孔」要求(63)。
從上述可見,清政府「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在一些教科書中並未得以實際體現。一些教科書標榜遵循政府教育宗旨,按照政府要求來編纂教科書,這主要是出於學部審查策略的考量,真正的教科書內容,體現的是編者對歷史教育的功能與塑造何種國民的理解,在清末特殊時勢下,編者的理解更多地表現為與政府的差異。從教科書內容上看,有些教科書不僅逸出了政府的教育期許,與政府教育宗旨要求差距甚大,甚至走向了政府的對立面。
結語
本文以清末中國歷史教科書編寫為中心,討論了教科書與政府教育目標之間的關係,希望引起討論的是,政府教育目標在多大程度上會得以貫徹?換言之,影響學生與民眾社會意識的教科書知識是如何產生的?又會對社會產生何種影響?清末歷史教科書編寫與政府在國民教育目標上有所離合:在激發國民志氣方面有相同之處,能夠配合政府培養新式國民的教育目標;但是,對「忠君」與維護清朝統治有不同看法,體現了編者與政府對教育目標的認識差異。學者們在編寫歷史教科書時,一方面會在某種程度上配合政府的教育目標,一方面又與國家的意識形態有所疏離,這使得教科書中充滿了文化與政治的矛盾,影響到通過學校教育而形成的民眾知識觀念,也蘊含著社會意識演變的多種可能性。
清末中國近代教育與新式歷史教科書產生之時,正是中國新史學興起之時。「新史學」提倡書寫新的國民歷史,「今日欲提倡民族主義,使我四萬萬同胞強立於此優勝劣敗之世界乎,則本國史學一科,實為無老無幼無男無女無智無愚無賢無不肖所皆當從事。」(64)歷史被賦予了拯救民族國家的重任,「發揮光明正大之民族主義,激動愛國精神」(65),成為編寫歷史教科書的一個自覺要求。清政府的教育宗旨強調培養新式國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趨新改革人士對教育在國家、民族發展中的作用與地位的思考,以及積極推動社會新舊更替的追求與努力(66)。學者們希望運用歷史來實現國家的富強,與政府在依靠歷史教育來「振發愛國志氣」這點上基本相同,這使編者——知識精英與政府對歷史知識利用上有著某種一致性。其實,這種一致性更多是形式上的一致。在晚清新思想與新教育的影響下,很多知識觀念與傳統意味已有了很大不同,清政府力主倡揚的道德標準,儘管在教科書中出現與講述,但是在新式教科書中已經被賦予了新的意義(67)。
編者——知識精英與政府在歷史資源運用上某種共識,只是暫時達成了一種知識處理方式,並不能縮小他們在教育目標上的分歧。比如對「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清末即有反對聲音:「學部所大書特書之興學宗旨,尊王尚孔四字而已。夫尊王尚孔之主義,若發生於下,則出於公,蓋以尊重國權論,王固當尊,以保存國粹論,孔亦宜尚也。若倡之自上,則不過借孔教中尊上損下之說,以隱庇君權、潛奪民權而已。且在歐美諸邦,天賦人權,視同神聖。信教自由,垂諸憲法,乃吾國之司教育權者,其用意正與相反,此精神上之奴隸教育也。……故雖謂吾國所有之學堂,悉為製造奴隸之大工場,未為過也。」(68)教育宗旨由於將忠君放在第一位,顯得與新學傳入中國的民眾啟蒙訴求格格不入,因而這種教育被指斥為奴隸教育。培養新式國民既是編者——知識精英的目標,也是政府的希望。晚清的「國民」論述在「救亡圖存」民族危機中,難以擺脫國家的影響,但是,編者——知識精英與政府對「國民」的理解不同還是相當明晰:清政府希望養成的「國民」還是傳統意義上的「臣民」,編者——知識精英的「國民」開始注意到個人在國家政治過程中的主體性以及各項權利與義務(69)。與之相關聯的是,編者與清政府的國家觀念不同。清政府的「國家」更多是指朝廷,愛國首要是維護清朝統治;而編者的國家觀念顯然已經脫離了傳統的朝廷意識,具有近代的國家意識。
從本文的討論來看,儘管遵循政府教育政策是教科書編寫的基本要求,但是教科書編者與政府的教育目標的差距甚至是根本的對立,使得教科書內容可能既不完全同於政府政策,也不完全同於編者的認識。政府和學界合作編寫的教科書,實際上已經成為獨立於政府與學界之外的另一種知識,這種生產出來的「合法化」知識具有其自身的利益訴求,隱然成為另一種力量,對學生與民眾發生影響。因此,民眾通過學校教育或其他途徑獲得的教科書知識,與政府或學界的要求都有所不同,蘊含著社會意識演變的多種可能性。
注釋:
①(美)阿普爾等著、黃忠敬等譯:《國家與知識政治》,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頁。
②中國教科書編寫研究較多,一般中國教育史、史學史以及文化出版機構研究中都會提及教科書。如王建軍著《中國近代教科書發展研究》(廣東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從清末西方教科書傳入、清末自編教科書、民初自編教科書等幾個方面,對中國近代教科書發展做了初步的考察。畢苑著《建造常識:教科書與近代中國文化轉型》(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討論了中國近代教科書的緣起、發展、近代教科書制度的演變、教科書與近代文化關係等。汪家熔著《民族魂——教科書變遷》(商務印書館2008年版)探討了清末與民國時期教科書的發展變化,對一些門類教科書與出版家進行了分析。李孝遷著《西方史學在中國的傳播(1882-1949)》(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考察了清季漢譯日本教科書的編撰形式對國人自編本國史教科書的影響,以及與弘揚愛國主義精神的意義。關於中國歷史教科書研究情況,可參閱朱煜:《六十年來中國的歷史教科書研究》,《課程•教材•教法》2010年第1期。
③《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初一日諭切實舉辦京師大學堂並派張百熙為管學大臣》,璩鑫圭、唐良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彙編•學制演變》,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8頁。
④《奏定學堂章程》,璩鑫圭、唐良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彙編•學制演變》,第298頁。
⑤《奏定初等小學堂章程》規定初等小學堂「以啟其人生應有之知識,立其明倫理、愛國家之根基,並調護兒童身體,令其發育為宗旨」;《奏定高等小學堂章程》規定高等小學「以培養國民之善性,擴充國民之知識,強壯國民之氣體為宗旨」。璩鑫圭、唐良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彙編•學制演變》,第300、315頁。
⑥學部:《奏陳教育宗旨折》,璩鑫圭、唐良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彙編•學制演變》,第543頁。下一段引文未註明出處者皆出自該折。
⑦《中小學教科書編輯方針》,劉英傑主編:《中國教育大事典(1840-1949)》,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96頁。
⑧《學部奏酌擬學部官制並歸併國子監事宜改定缺額折》,朱有瓛、戚名琇、錢曼倩、霍益萍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教育行政機構及教育團體》,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頁。
⑨《學部編譯圖書局備覽》,載《學部官報》1908年10月5日—25日,第68—70期「附錄」。
⑩參見江夢梅:《前清學部編書之狀況》,《中華教育界》第3卷第1期,1914年1月。
(11)參閱王建軍:《中國近代教科書發展研究》,廣東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75頁;張運君:《清末教科書審定研究》,《湖南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報》2009年第2期。
(12)《教科書之發刊概況(1868-1918年)》,張靜廬輯註:《中國近現代出版史料•近代初編》,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237頁。
(13)《學部奏遵旨核復直督奏敬陳管見折》,《盛京時報》1910年10月6日。
(14)參閱呂達:《課程史論》,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55—312頁;王倫信:《清末民國時期中學教育研究》,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85—116頁。
(15)《奏定中學堂章程》,課程教材研究所編:《20世紀中國中小學課程標準•教材大綱彙編•歷史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7頁。
(16)孫江:《連續性與斷裂》,王笛主編:《時間•空間•書寫》,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7頁。
(17)張運君:《京師大學堂和近代西方教科書的引進》,《北京大學學報》2003年第3期。
(18)徐冰:《中國近代教科書與日本》,《日本學刊》1998年第5期,第106—114頁。
(19)關於漢譯日本歷史著述是否被用作學校教科書情況,參閱李孝遷:《西方史學在中國的傳播(1882-1949)》,「附錄」一、二。
(20)諸宗元:《譯書經眼錄序》,王韜、顧燮光等:《近代譯書目》,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版,第399頁。
(21)《奏定學務綱要》,璩鑫圭、唐良炎:《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彙編•學制演變》,第509頁。
(22)譚汝謙:《中日之間譯書事業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中國譯日本書綜合目錄》,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年版,第62頁。
(23)羅振玉:《重刻支那通史序》,那珂通世:《支那通史》第1冊,東文學社1899年版。該序被認為是由王國維代寫。
(24)梁啟超:《東籍月旦》,《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四,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99頁。
(25)張元濟:《答友人問學堂事書》,璩鑫圭、童富勇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彙編•教育思想》,第384頁。
(26)「東新譯社開辦之原由及其特質」,東新譯社編纂,橫陽翼天氏編輯:《中國歷史》上,東新譯社1903年版,「書後附錄」。
(27)《文明書局編輯蒙學中外歷史教科書約旨》,《大公報》1903年10月19日。
(28)黃現璠:《最近三十年中等學校中國歷史教科書之調查與批評》,《師大月刊》1932年第5期。
(29)李孝遷:《清季支那史、東洋史教科書譯介初探》,《史學月刊》2003年第9期。
(30)周利榮:《文明書局考》,《出版史料》2007年第2期。
(31)子冶輯註:《蒙學讀本全書卷端》,《出版史料》2003年第2期。
(32)(39)丁保書:《蒙學中國歷史教科書》,文明書局1906年3月第20版,「編譯大意」。
(33)《新書廣告》,《江蘇》第1期,1903年4月。
(34)「東新譯社開辦之原由及其特質」,東新譯社編纂、橫陽翼天氏編輯:《中國歷史》上,「書後附錄」。
(35)李家駒:《商務印書館與中國近代文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53頁。
(36)《商務印書館根據「忠君、尊孔、尚公、尚實、尚武」教育宗旨編輯出版初等小學教科書》,李桂林、戚名琇、錢曼倩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彙編•普通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87頁。
(37)夏曾佑:《最新中學教科書中國歷史》第2冊「凡例」,商務印書館1906年第7版,第1頁。
(38)參閱夏曾佑:《中國古代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吳懷祺:「前言」第3、4頁。
(40)陳慶年編纂:《中國歷史教科書》,商務印書館1911年第5版,「序」。
(41)普通學書室編纂:《普通新歷史》,商務印書館1909年版,「凡例」。
(42)程美寶:《由愛鄉而與愛國:清末廣東鄉土教材的國家話語》,《歷史研究》2003年第4期。
(43)清末中國歷史教科書編者有日本人與中國人兩種。日本人編寫的中國歷史教科書,因為中國民族感情等原因,在1903年後多被棄用或改編。本節討論的主要是中國編者。
(44)張梅:《文明書局教科書出版研究》,天津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年,第16頁。
(45)馮自由:《秦毓鎏事略》,馮自由:《革命逸史》上,新星出版社2009年版,第89頁。
(46)馮自由:《興中會時期之革命同志》,馮自由:《革命逸史》中,第442頁。
(47)猶太遺民萬古恨、震旦女士自由花:《自由結婚》,董文成編:《中國近代珍稀本小說之六》,春風文藝出版社1997年版,第441頁。
(48)參見俞旦初:《二十世紀初年中國的新史學》,俞旦初:《愛國主義與中國近代史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95頁,注釋10。
(49)兆蓉:《記曾鯤化先生》,黃昌勇、陳華新編著:《老交大的故事》,江蘇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231頁。
(50)汪東:《序》,《劉申叔遺書》上,鳳凰出版社1997年版,第26頁。
(51)鄭裕孚:《劉申叔遺書後序》,《劉申叔遺書》下,第2048頁。
(52)時萌:《周桂笙與徐念慈》,時萌:《中國近代文學論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51—262頁。
(53)東新譯社編纂、橫陽翼天氏編輯:《中國歷史》上,第3頁。
(54)李岳瑞原編、印水心修訂:《評註國史讀本》第1冊,世界書局1926年版,第3頁「支序」。
(55)吳景賢:《近代中國歷史研究法與通史之檢視》,《教與學》1935年第4期。
(56)陳懋治:《高等小學中國歷史教科書》,文明書局1904年版,第4—5頁。
(57)支那少年編譯:《支那四千年開化史》,上海支那翻譯會社印行,廣智書局1906年第4版,第5—7頁。
(58)東新譯社編纂、橫陽翼天氏編輯:《中國歷史》上,第19—20頁。
(59)夏曾佑:《最新中學教科書中國歷史》第1冊,商務印書館1906年第7版。第2—3頁。
(60)姚祖義:《中國歷史教科書》第1冊,商務印書館1906年第6版,第7頁。
(61)參閱姚祖義:《中國歷史教科書》第1冊,商務印書館1904年版,第22頁;呂瑞庭、趙征璧:《新體中國歷史》卷1,商務印書館1912年版,第48—49頁。
(62)章嶔:《中學歷史教科書》上,文明書局1908年版,第50頁。
(63)參閱劉超:《孔子形象:歷史知識與社會意識》,《安徽大學學報》2009年第5期。
(64)梁啟超:《新史學》,《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7頁。
(65)東新譯社在介紹《中國歷史》的廣告,《遊學譯編》1903年4月12日。
(66)關曉紅:《晚清學部研究》,廣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14頁。
(67)參閱(美)Joan Judge著,孫慧敏譯:《改造國家——晚清的教科書與國民讀本》,《新史學》第12卷第2期。
(68)《社說——論近日奴隸教育之進化》,《民呼日報》1909年5月28日,馬洪謨編:《民呼、民吁、民立報選輯》(1),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6—58頁。
(69)參閱沈松僑:《國權與民權:晚清的「國民」論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3本第4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