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09月13日07:32:04 歷史 1622

作者：黃慕蘭

1938年秋我到香港時，杜月笙的大弟子朱學范（國民黨系統工會領導人，新中國成立後曾任國家郵電部部長、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革中央主席）和杜月笙的長子杜維藩到碼頭迎接。

因為事先已有胡鄂公和姚惠泉的招呼聯絡，又由杜月笙夫人姚玉蘭相陪共赴孔祥熙夫人宋靄齡的家宴。在宴席上說定孔、杜各認股兩萬五千元，所以募款的事十分順利，可說是馬到成功。至於為通易公司催討中央銀行等四大銀行款項事則不了了之。

我離滬赴港前，劉少文覺察我不大安心於留在上海做敵後救亡工作，就囑我抵港後可通過那裡的黨組織直接寫信給在大後方的周恩來同志請示。我在香港下榻於金巴利道二號北伐老戰友李芳、汪華貞夫婦家中，他們夫婦倆曾經看到過恩來同志從重慶寫給我的親筆回信，既對我的工作成績予以嘉獎，又命令我仍需服從大局返回上海堅持工作。

我去香港的另一個任務，是以上海婦救會的名義，訪問那裡的婦女抗日團體，交流工作經驗。

首先去看望了何香凝老前輩，向她彙報了上海婦慰會改名為婦救會的工作情況，她聽了很高興。當時有位東北籍的愛國老媽媽趙老太太和鄧穎超同志一起來到香港，這位趙老太太的四個兒子都在抗日戰場上犧牲了，她又把最小的一個兒子送上抗日前線。這種前仆後繼抗日殺敵的精神，對全國婦女界是一個很大的激勵和令人感動欽佩的榜樣。

她在接受記者訪問時，因為不懂廣東話，就由我替她當翻譯。香港婦女界對趙老太太的歡迎會是在思豪酒家舉行的，由何東爵士的愛女作為宋子文的夫人張曼怡的代表主持了歡迎會。會後合影留念，她就站在趙老太的後面，趙老太和何香凝坐在前面正中，鄧穎超坐在趙老太身邊，我則坐在拿著手杖的何老旁邊（那時我正懷著第二個女兒大中，所以用手提包放在前面遮住了大肚子），廖夢醒同志站在左面；胡漢民的女兒胡木蘭是香港婦女慰勞會的負責人，她站在第二排。

還有北上慰勞團團長、李漢魂將軍的夫人吳菊芳和十九路軍高級將領的夫人們及基督教女青年會的代表，很多人在上海參加過婦慰會，真是異地喜重逢。

我回上海後，曾就這次活動寫過一篇報道，發表在《上海婦女》雜誌上，編輯就將這張合影照片作為這一期雜誌的封面。這張照片被選登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四十五周年的展覽會上，被放大得猶如真人般大小，會後收集在紀念畫冊《大江南北》中。在紀念鄧穎超同志的電視專集中也錄用了這張很有意義的合影。

在香港時，潘漢年寫了個條子告訴我，說是賀昌的遺孤賀平在澳門的盧彪家寄養，我可以悄悄地去見他一面，但不能暴露親生母子的真實身份，只能以姑侄關係相稱，可由時任澳門鏡湖醫院院長的柯麟陪同前往。

賀（盧）平那時已九歲，長得很像賀昌，義父母盧彪夫婦對他愛護備至，特別是盧家祖母更加鍾愛他如掌上明珠一般。記得與賀昌分別時，他曾以「匈奴未滅，何以家為」之句激勵我。如今他雖已犧牲，但看到他留下的孩子聰明活潑，平安長大，我也感到比較安慰放心了。

我從香港募款返滬後，把孔、杜給的五萬元錢支票交給張宗麟。我們商定先給《每日譯報》一萬元，使報紙的版面擴充為對開。此後該報更受讀者的歡迎，日銷量三萬份以上。

當時報紙的社論，多半出自梅益。他結婚時，我贈他一首《浪淘沙》詞，其中有「筆掃千軍寒敵膽，眾志成城」之句。

《每日譯報》曾全文連載過毛澤東的《論持久戰》、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告全國同胞書》、周恩來在新四軍軍部作的《論抗戰新階段與侵略者新政策》等重要演講和相關文件，進一步擴大了黨在群眾中的影響，鼓舞了人們的抗日鬥志。

我們又用香港募來的錢成立了一個衛國出版公司，我兼董事長，張宗麟兼秘書長，統一上海左翼文化出版供應工作，由我負責調度，張宗麟負責審核經費開支。

有人認為我們接受了孔、杜的捐款資助，是向大資產階級投降；也有人安慰我說，馬克思在德國民主革命階段，出版萊茵報時也接受過大資產階級的捐資。

事實證明，我們經過請示，正確地執行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發揮了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團結抗日、一致對外的作用。

當年《每日譯報》的同人和「星二聚餐會」的會員們都一致讚譽我是勝利歸來的「人民外交使者」。1999年，由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編著的《中國共產黨上海史》出版，也客觀公正地指出：「董事長黃定慧所在的通易信託公司以及中華職教社、上海市地方協會，在辦報經費方面出了不少力。」

1938年10月《上海婦女》封面

封面照片說明：游擊隊之母趙老太太赴香港為抗日募捐留念。前排坐者左起：黃定慧（慕蘭）、何香凝、趙老太太、鄧穎超

那時，許廣平大姐在上海地下黨的文委和進步文化界的支持下，主持了《魯迅全集》的編輯工作，出版工作也是由張宗麟負責。在缺乏資金的情況下，全集的印刷經費由胡愈之統一負責籌集；「星二聚餐會」的會員也給予了全力支持，每個會員先交出五十元，預定一套精裝的《魯迅全集》以資紀念，並幫助發行。

茅公（沈雁冰）在1977年10月出版的《魯迅全集資料研究》上發表過一篇文章，其中就提到1938年秋，他在香港為了支付《魯迅全集》的刊印費用，是我幫助他在一家銀行開了一個無限透支賬戶才獲得解決的。

在茅盾的自傳體回憶錄中，更詳述了他在上海—香港—上海尋求出版機構的艱難過程，說最後還是在上海由我幫助解決的。許多細節我已不大記得了。

1979年，茅公還當著我的大兒子宛昌傑的面，讚揚我是「不求名而名自在」。其實我並非什麼文化界的名人，只是以愛文藝的無名小卒自居，為抗日救亡的進步文化界出點微力而已。

1937～1938年，國民政府從南京遷武漢，再遷重慶，雖然也留了一部分人員在上海租界里，但這些人從來不敢公開出面從事抗日活動。

有一次國民黨中央派諶小岑到上海來了解上海的抗日活動情況，他從國民黨留滬人員那裡搜集不到什麼救亡工作的情況，就來訪問我，沒見到我卻碰上了陳志皋。

志皋沒告訴諶我就是他的夫人，卻替我約他在銀行俱樂部見面。見面後，我向他介紹了趙朴初領導的慈聯會開展救濟難民工作的情況，但關於我們通過饒神父開辦國際第一收容所，並在難民中開展建黨、參軍工作的事，一句也沒有談。

慈聯會幹部中有中共同志，賴趙朴初予以掩護和忠誠合作，這是新中國成立後他當上華東軍政委員會人事部副部長和救濟福利界負責人的淵源。趙朴初的舅父黃涵之是慈聯會負責人，趙朴初一直在慈聯會工作。

他的佛學研究、文化修養和謙和勤懇的態度，使黨的地下工作得到安全發展，也在慈聯會的工作中鍛煉了幹部和難胞同甘共苦的作風。人們譽他是隱於佛教界的馬列主義者。在他的影響下，解放初期出版的《覺有情》雜誌和現在的《佛教文化》雜誌都是宣揚理論聯繫實際的凈化人生，而不是消極人生。對趙朴初老的懷念，永遠留在正直人們的心中。

羅叔章大姐委託我照料的中華女子職業學校，是在抗戰初期由史良、羅叔章、沈茲九、鬍子嬰四位民主大姐，聯合天廚味精廠老闆吳蘊初的夫人戴女士和世界與中國社成員吳羹梅的夫人高靜宜等共同創辦的。

學校訓練了一批護士，到醫院去參加搶救前線傷員的工作；還訓練了一些學員學習縫紉技術，為前線抗日將士縫製棉背心和救護包等。學校的領導工作由羅叔章大姐主持。校內還隱蔽了王任叔、郭箴一、錢亦石、蔡夏瑩等地下黨員，他們發揮了核心領導作用。

上海淪為孤島後，學校的領導班子經過改選，由王任叔接任校董會主席，許廣平繼任校長；我任常務校董，主管學校的經濟調度工作。這樣一直到1939年秋，我承擔了學校的一切經濟開支。

1939年夏，志皋到香港去後（下文另述此事），李南香、陳高佣、金學成、蔡叔厚等和劉少文、王任叔商量，覺得當時日偽勢力已日益滲入租界，而許廣平、王任叔等學校負責人的政治色彩太「紅」，學校恐怕難以按原樣繼續辦下去。

正好這時，侯外廬從海外回來，他是搞國際情報工作的，和潘漢年、劉少文接上了頭，住在陳高佣的家裡，而李南香的弟弟李煥之也剛從重慶陳立夫那裡來。他們幾個人通過多次的談話磋商，決定國共雙方合作，在上海租界里辦一個情報人員訓練班，對外掛會計訓練班的招牌，但不向外界招生，只收國共雙方內部保送的學員（男女兼收）。

雙方連訓練班的規章制度都已商量好了，就是沒有房子，因此建議將中華女子職業學校改成國共兩黨培訓情報人員以對付日偽間諜特務的機構。

這件事的決定雙方都是通「天」的，國民黨方面是蔣介石同意的，共產黨方面是通過劉少文向上級請示後同意的。於是學校董事會進行改選，王任叔辭去校董會主席職務，讓已去香港的陳志皋掛名兼任主席；許廣平辭去校長之職，改由時任國民黨江蘇省黨部主任委員、後任蘇浙皖巡迴教育團上海區主任李南香接任。

雙方交接職務時，簽訂了一個合同，上面特別約定：

第一，學校改名為中華職業學校，兼收男女生，由合作雙方保送；

第二，原先的教職員工一律留任，不得任意辭退；

第三，學校全部內外債務，由新任校長李南香負責清償。

從此，條條戰線上都有我們的同志打了進去，這是在第二次國共合作和上海租界這些特殊環境里，我們在情報戰線上的新創造與貢獻。

許廣平當時不明其中內幕，所以特意保存了這份合同書，以便日後澄清她的責任。可是新中國成立後，由於種種原因，潘漢年和劉少文沒能向許廣平等民主大姐說明其中真情，致使她們長期對我產生了誤會。我也為此事蒙冤多年。

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羅叔章恢復了中共黨籍，了解真相後，在她所寫的回憶錄中對此事作了自我批評，並向她的學生（上海市輕工業系統的黨委書記）解釋了此事的前因後果。

她的學生到華東醫院來看望過我，對我的這段回憶認真作了記錄，把我編進了中華女子職業學校的師生通訊錄。

高靜宜也一度附和了一些人對我的誤會，後來她也知道錯怪了我。她的兒子到上海來看望我的時候，也向我表示了歉意。

我覺得從事地下工作的同志，恪於黨的保密紀律，不能事事、處處向人解釋，在一些事情上遭人誤會、受些委屈是很難免的，只要自己問心無愧就行了。當然我們在工作方式上也難免會有缺點錯誤，好在彼此目標一致，是容易相互溝通和諒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