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成功家族與大航海時代——紀念鄭成功誕辰400周年

鄭成功畫像（fotoe/圖）

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始於15世紀末。

隨著大航海時代的到來，人類第一次建立起跨越大陸和海洋的全球性聯繫，原本孤立的陸地開始連為一個整體。東西方之間的文化、貿易交流開始大量增加，殖民主義與自由貿易主義開始出現。歐洲在這個時期的快速發展所積累、孕育的財富、市場和創新開拓基因，為之後歐洲的「工業革命」奠定了基礎。

大航海時代也是世界近現代史的開端，歐洲人由此率先走上現代化和全球化的道路。中國卻錯失這一寶貴的機遇。事實上，懷揣尋找建文帝下落使命的鄭和下西洋，時間上遠比哥倫布和達伽瑪航海更早。

2024年是鄭成功誕辰400周年。回顧鄭氏家族的歷史，從明末到清初，以鄭芝龍、鄭成功父子為代表的民間海商勢力在東亞海域崛起，他們與葡萄牙、西班牙、荷蘭這三個大航海時代崛起的、歐洲最早的海洋強權大國角逐。無論是在貿易上的競爭，還是在對東亞海域控制權的軍事爭奪中，荷蘭人和西班牙人都是他們的手下敗將。

17世紀的東亞大陸本身經歷著劇烈的政治、社會變動。最終，王朝更替和政治動蕩絞殺了鄭氏的海上商業-軍事勢力。東亞大陸自此再次進入自我封閉的階段，直到1840年被鴉片戰爭叩開門戶。長達一個世紀的大敗局拉開了序幕。

日本畫家葛飾北齋所繪的鄭芝龍，出自《萬物繪本大全》（大英博物館/圖）

1624年8月28日，是明朝天啟四年七月十五。在日本平戶藩千里濱，少婦田川松在海邊嬉戲，撿著貝殼。突然她高高隆起的腹部傳來一陣劇烈的疼痛。她預感自己要生產了，但已來不及走回城內。在侍女協助下，她在海邊的一塊礁石上躺下，滿身汗水，生下了一個聲音響亮的男嬰。

這個在平戶當地流傳了數百年的傳說，細節真偽已不可考。在千里濱的海岸上有一叢高低不平的礁石，旁邊立著一塊刻有「鄭成功兒誕石」六字的石碑。每年的這一天，平戶川內地區都會舉行「鄭成功祭」的活動。

得知妻子誕下一子的消息後，20歲的鄭芝龍滿心歡喜，這是他的第一個兒子。鄭芝龍，小名一官，是平戶藩僑領、大海商李旦最得力的心腹，經常往來於日本的長崎、平戶，中國的泉州、澳門、台灣，呂宋（菲律賓古國）的馬尼拉之間，當押貨、做貿易。在長崎、平戶，與他結交的日本藩士都尊稱他為「老一官」。

鄭成功出生這一年，來自歐洲的荷蘭人在台灣南部的大員沙洲上建起了熱蘭遮城，兩年後，他們的死對頭西班牙人在台灣北部的基隆港登陸。

這個海邊誕生的男嬰，和他靠海上貿易做著發財夢的年輕父親，全然不知自己正站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波全球化浪潮中。

台灣省台南市鄭成功祖廟，鄭成功和母親田川松的雕像（視覺中國/圖）

大浪潮之下的鄭一官前傳

從宋代至元代，東亞大陸的海上絲綢之路興起。尤其到元代，在海外貿易和對外文化交流方面，開創了比漢唐更為繁榮的極盛時代，航運方面取得了曠古未有的成就。10到14世紀，泉州成為世界海洋貿易網路中高度繁榮的商貿中心之一，與埃及的亞歷山大港並稱世界上最大的兩個商港，馬可·波羅曾這樣讚譽說：「假如有一隻載胡椒的船到亞歷山大港或到奉基督教諸國之別地者，比較起來，必有一百隻船到這刺桐（泉州）港。」

朱元璋推翻元朝的統治後，制定了嚴格的海禁，甚至下令「寸板不許下海」。明朝的海禁政策扭轉和遏制了宋元以來向海洋發展的新趨向，對此後的中國歷史產生了長遠、深刻的負面影響。

在人口稠密、耕地逼促的東南沿海一帶，迫於生計，仍出現大量私自下海的百姓，海上私人貿易興起，逐漸出現成規模和氣候的民間海商勢力。在閩南一帶，民間出洋謀生的風氣已盛。當地人少年時即出洋謀生，並以家族為依託，足跡遍布澳門、澎湖、台灣及呂宋、印尼、日本等地，其中不少客死異國他鄉。以泉州府南安石井鄭氏世代家族成員為例，到鄭芝龍的祖父一代，家中兄弟子侄中已有十多人命喪海外。

鄭芝龍是福建泉州府南安縣石井人，自承少年時「不肖，浪跡江湖時，發尚被面」。據史載，他年少時頗為英俊，氣宇軒昂，「性情盪逸，不喜讀書，臂力過人，喜歡耍拳棒」。其父是當地一小吏，做過泉州府庫吏，有五個長到成年的兒子，分別以龍、虎、豹、麟、鳳為名。

鄭芝龍在家中排行老大，父親去世後，自然成為家中頂樑柱。明天啟元年（1621），17歲的鄭芝龍帶著兩個弟弟芝虎、芝豹跑到廣東，投奔在澳門做生意的母舅黃程。

此時澳門儼然已是一個國際化都市，街道上到處都是金毛綠眼、「奇裝異服」的西方人。澳門是作為國際貿易中轉港發展起來的，葡萄牙人自明嘉靖年間據此為基地，形成了廣州-澳門-馬尼拉的三角航線。因為明朝政府不准許葡人到廣州做外貿，他們就開始僱傭福建海商作代理，幫他們到廣州購貨，人稱「閩攬」或「攬頭」。

這些「閩攬」會說葡萄牙語，衣著打扮也模仿西人。他們人數眾多，行事頗為強悍。每到廣州交易會，都會糾結同行，並配備刀槍，也不把官府的稅收機構看在眼裡。

在澳門期間，鄭芝龍一邊學習葡萄牙語，一邊給母舅和幾位商人跑腿，學習商業和貿易的門道。雖然地位卑微，但他頭腦敏捷，為人精明，學什麼都很快。不久，他開始為葡人做「攬頭」，同時受洗皈依天主教，教名為尼古拉斯·賈斯帕（nicolas gaspar）。

據一些澳門的西方傳教士記載，他們對這位「尼古拉斯弟兄」頗有微詞——說他行事為人都不像基督徒，不遵守上帝和教會的戒律。他在家中設有一個奇特的小禮拜堂，凡對他有用的偶像，都毫無顧忌地放進去，「這個惡徒要麼因思想墮落，要麼出於無知，給耶穌基督和偶像都上香。」他繼續燒香拜佛，前後娶了五房妻妾，絲毫不覺良心不安。

荷蘭殖民統治時期的台灣，右上城堡為熱蘭遮城（zeeuws museum/圖）

鄭芝龍入教出於功利的計算——這樣更容易得到西人信任，多了做生意的機會，還可以得到傳教士的庇護。當時，教會是澳門社會舉足輕重的力量，一些傳教士也有爭議地參與貿易並獲利豐厚。鄭芝龍的庇護者是一位擁有巨資的葡籍神父，他視鄭芝龍如己出，去世後把大部分家產都留給他。

天啟三年（1623）七月，這個身份卑微、雄心勃勃的年輕人迎來了一次改變個人境遇的機會——受母舅黃程的派遣，他搭乘當時最有勢力的大海商李旦的船，押送一批白糖、奇楠、麝香和鹿皮前往日本交易。

李旦，福建泉州人士。16世紀末南下呂宋的馬尼拉，以販賣小百貨為生，後到日本九州島經商，成為當地僑領。他聯合海上多股海盜勢力，組建起一支商船隊，在日本、中國和東南亞之間往來貿易，成為當時最有勢力的海商，被西洋人尊稱為「captain china」（中國船長）或「甲必丹李旦」（「甲必丹」是船長的英文captain的音譯）。

鄭芝龍的能幹勤勉，得到了李旦的欣賞，於是李收他為部下。隨著信任日增，李旦把越來越多的生意交給他打理，讓他負責幾艘商船和很大一部分財貨，派他去交趾支那（今越南南部）、柬埔寨等地做貿易，最遠到達印度的孟買港。鄭芝龍對這位「命中貴人」也相當用心，「以父事之」。李旦很寵愛他，甚至超過了對自己的親兒子。

當時活躍於東亞海域上的海商，都是一群亦商亦盜的「法外之徒」——他們違抗朝廷「海禁」的命令，走私販貨，同時擁有海上武裝，向往來商船收取保護費，有時直接劫掠財貨。

與一般海盜商人不同的是，李旦善於走上層路線，他經常周旋於西班牙、葡萄牙、荷蘭和英國等國的高層政商之間，人脈很廣。在日做僑領時，他與德川幕府關係密切，曾以中間人身份為英國人解決貿易問題，1624年又斡旋明朝與荷蘭之間的澎湖危機。漢學家卜正民認為：李旦「試圖將荷蘭、明朝和東南亞諸國聯繫起來，締造一個合法的商業帝國」。

最終，這個願望由他最能幹的夥計實現。

此時，日本正處於江戶幕府時代的開端。1623年，二代幕府將軍德川秀忠正式傳位給次子德川家光，自己隱居於西之丸，稱「大御所」，實行二元統治。

當時，日本幕府為防止商人豪富與幕府對立,威脅幕藩體制，開始清洗國內的天主教徒。從二代將軍德川秀忠時起,對外政策開始向鎖國轉變。1616到1639年，德川幕府五次頒布「鎖國令」，實行海禁,驅逐西方人,只允許中國和荷蘭船在平戶、長崎兩地貿易。此時的平戶、長崎，成為中國商人尤其是閩南商人的聚集地，構成了大大小小的唐人街，叫「唐人町」。

在日停留期間，鄭芝龍去晉謁了當時已退隱的德川秀忠，向他獻上來自中國的珍貴藥材。秀忠命人在長崎賓館招待他，並給他優渥賞賜。受幕府召見後，這個來自中國的年輕人身份立刻尊貴起來，加上他熟悉海外風物，又善外交，地方豪貴常與之交遊，尊稱他為「老一官」。在肥前的平戶藩，他受到當地藩主松浦氏的優待，松浦氏為其在平戶附近的河內浦千里濱（今長崎縣松浦郡千里濱）賜宅地建新居，並介紹家臣、華商翁翊皇之女與之締婚。

翁翊皇，福建泉州人士，後到日本經商定居。他靠鍛鑄刀劍起家，娶一日本寡婦田川氏為妻，收養了她和前夫的女兒，自己也更名為妻姓。他很是賞識這個來自故鄉的年輕人，樂得順水推舟，把17歲的養女田川松許配給了鄭芝龍。

田川松性格溫柔，先後為鄭芝龍生下兩子。長子就是後來大名鼎鼎的鄭成功，7歲時被鄭芝龍帶回國教養。次子則按約定過繼給外祖田川家做養子，取名為田川七左衛門。七左衛門成年後，擔任鄭氏家族在日本的代表，從事中日貿易。等到鄭成功起來抗清後，田川七左衛門仍不斷輸送人力、物資供應其兄，且維持組織海上貿易命脈，直到德川幕府徹底鎖國。

1633年中荷料羅灣海戰，荷蘭畫家西蒙·德·弗列格繪，藏於英國諾福克郡費爾布里格大廳（simonde vlieger/圖）

東亞「海賊王」的崛起

1624到1625年間，還是一介小人物的鄭芝龍捲入了一場民間海上勢力與明朝政府、西方殖民者之間錯綜複雜的政治、軍事和商業博弈。

1622年，荷蘭東印度公司艦隊佔領了澎湖，並封鎖了漳江出海口，要求明朝政府開埠通商。明朝的福建官府隨即扣押了李旦在大陸最重要的商業夥伴許心素，以此要挾他出面幫助與荷蘭人調解，讓荷蘭人從澎湖遷往台灣。許心素是李旦在大陸的代理人，他以泉州、廈門為中心建立了一個龐大的大陸貨源網路，先把生絲等商品運到台灣，再由李旦銷往日本和東南亞各大港口。為了保住自己的生意，李旦只能接受任務。此外，他很可能也想藉此建功，換得明朝政府對他所營的海上生意的承認，「洗白」海盜的身份。

當李旦在明朝政府與荷蘭人之間穿梭外交時，他把自己最得力的心腹推薦給荷蘭人當「通事」（翻譯）——把鄭芝龍作為眼線安插到荷蘭人身邊，為他刺探動向和情報。

但李旦的斡旋沒有成功，荷蘭人不願妥協。1624年5月，明朝軍隊開始猛攻澎湖。缺乏戰爭準備的荷蘭人抵擋不住，被迫轉移到台灣大員島，隨即侵佔了台灣南部地區。18年後，荷蘭人擊敗了西班牙在北部的據點，獨佔了整個台灣。

在明朝與荷蘭的這場軍事和外交衝突中，鄭芝龍為荷蘭駐台長官迪·韋特做了近一年的通事，得以穿梭其中。在葡語之外，他還會說日語、西班牙語、荷蘭語，並在台灣、澳門、馬尼拉和日本都生活過。在明晚期，這是一個相當具有國際化視野和商貿經驗的年輕人。這將為他未來的崛起、擊敗其他海上競爭對手打下了基礎。

天啟五年（1625）夏，李旦回到日本，同年抱病去世，留下了龐大的家產。最終鄭芝龍擊敗了李旦的兒子李國助，以義子身份繼承了他的大部分家業。也有荷蘭學者根據東印度公司的史料認為：李旦生前欠下了巨額債務，實際資產已大幅縮水。但最重要的是，鄭芝龍繼承了李旦的理念——控制中國東南海域的貿易有利可圖，只要明朝政府、歐洲人沒有控制近海，這片海洋的大門就會向擁有良好船艦、商品、武器和貿易知識的人敞開，帶來源源不斷的巨大財富。

同年秋，鄭芝龍在台灣期間效力過的海盜頭子、與李旦集團有密切關聯的顏思齊因傷寒病逝。顏為福建海澄縣人，出身底層，個性豪爽，仗義疏財，在明末糾集了一大批三教九流，成為一股海上勢力。他也是最早率眾縱橫台灣海峽、大規模有組織地拓墾台灣的人，後人因而尊其為「開台王」。

天啟五年（1625）十二月初二，在台灣北港溪的出海口，鄭芝龍和17個華人海盜結拜為兄弟，人稱「十八芝」。他們以所謂「祈天」的方式共推鄭芝龍為首，並於當月十八日成立水師軍。

年紀最輕的鄭芝龍何以能力壓眾多個性桀驁的海盜頭子，成為帶頭大哥，這多少是一個謎。據史載，他先後爭取到顏手下兩位要人楊天生、陳衷紀對他的支持。楊是顏的心腹高參，曾為顏在日本策划過倒幕密謀。他對鄭芝龍極為欣賞，認為他「年紀雖輕，議論大有經濟」。得到楊的支持，鄭得以擊敗來自陳衷紀的競爭，然後又把陳拉攏到他這邊。接手顏的隊伍後，他「統領諸軍，即料理船隻，整頓器械，件件完備」，也讓陳欽佩，餘下的大小海盜頭目都一一拜服在他手下。

經歷1625年的巨變後，20歲出頭的鄭芝龍已不是那個替大海商們跑腿、做翻譯、押送海上貨物的小夥計了。他繼承了李旦龐大的船隊、國際貿易網路，得到了顏思齊的人馬，並與日本幕府、荷蘭駐東亞頭面人物都有過往來。

天啟六年（1626）年初，鄭芝龍召集手下大小頭目，對福建沿海展開軍事行動，目的是為了練兵，同時也為得到糧草和軍餉。他親自帶領戰船10隻、快哨3隻，登陸金門、廈門等沿海富庶地區劫掠。因為人數眾多，很少遇到大的反抗。他開始有意識地籠絡人心，當時正碰上福建連年大荒，他劫富濟貧、禮賢下士，大量饑民因此都來投靠他，一時名聲大震。據西班牙傳教士的說法，鄭芝龍當時有能力調動一千艘船出海。

次年六月，他帶著部下進犯閩山、銅山、中左等處，屢屢襲擊東南沿海一帶，令明朝的軍隊大為頭疼。甚至有明朝地方官以開放貿易為條件，請求荷蘭人聯手剿滅他，結果，荷蘭艦隊也被鄭芝龍打得落荒而逃。但每次與明軍作戰勝利時，鄭芝龍都會手下留情：制止部下繼續追擊，尤其要求不能讓那些明朝將官難堪。

兩年時間裡，他率部擊敗了明朝水師提督俞咨皐統領的福建、浙江水師，殺死了為荷蘭人做事的買辦商人許心素。經過對各方海商力量的整合，此時的鄭芝龍已經成為可與明朝政府、荷蘭殖民者等多方力量在海上博弈的重要角色了。

荷蘭人繪製的海圖，描繪鄭芝龍和鄭成功父子（右下）勢力控制的廈門和金門一帶地區（台灣歷史博物館/圖）

與朝廷、海盜和西方殖民者的博弈

天啟七年（1627）八月，明熹宗在乾清宮駕崩，因無子嗣，傳位給其弟朱由檢，即末代皇帝崇禎。此時的大明王朝處於風雨飄蕩之中：除了國內官吏腐敗、朋黨林立之外，在東北有努爾哈赤的威脅，西部、中部則有李自成、張獻忠的農民起義。因此，崇禎帝決心招撫鄭芝龍，以解決威脅帝國東南的海疆安全問題。

崇禎元年（1628）九月，鄭芝龍接受明朝政府的招撫，被封為「五虎游擊將軍」。

這是一個雙贏的決定。對鄭芝龍來說，這有助於他個人地位的提升，能夠「合法地」從事海上貿易，擺脫同時被明朝軍隊、其他海盜和荷蘭艦隊多面攻擊的處境。在明朝政府這邊，是希望通過招安的方式，以寇治寇，讓鄭芝龍的水師協助明軍掃滅東南沿海的海盜，解決海疆安全問題。

在接受朝廷招安的問題上，鄭芝龍集團內部意見不一，加上利益分配引發的矛盾，號稱「十八芝」的人馬隨之分裂，李魁奇、鍾斌、李國助、劉香等海賊頭目帶著人和船叛逃，先後在海上對鄭芝龍發起挑戰。

首先發起挑戰的，是個性最為驕橫的李魁奇。他率部分人員出逃時，帶走了數百條帆船，其中有9條是裝滿貨物要駛往大員（17世紀，在今台南西邊有一個舄湖，稱為台江內海，俗稱大員灣。台江內海由一堆離岸沙洲圍成，其中最大的兩個沙洲是北線尾島和大員島）和巴達維亞（今印尼雅加達）的貨船。李魁奇糾集多條漁船，在台海一帶打劫來往商船，包括呂宋的洋人船和鄭芝龍在台灣的船隊，成為海上一霸。從1629到1630年初，李一度佔據了廈門。

當福建官府打算剿滅海上各方勢力時，鄭芝龍力主先剿李魁奇。自崇禎二年起，到崇禎八年四月，他先後將李魁奇、鍾斌、劉香等海盜一一擊殺。

在這場東亞海域的控制權爭奪遊戲中，另一個闖入的玩家是荷蘭人。

荷蘭原為西班牙屬地。自17世紀起，經過資產階級革命擺脫西班牙統治後，在短短几十年間發展成為航海和貿易強國，被譽為「海上馬車夫」，成為繼西班牙之後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國家。1602年，荷蘭商人和貴族聯合成立東印度公司。1619年，他們在亞洲建立了第一個殖民據點巴達維亞，試圖逐漸向東亞海域擴張勢力，並與先來者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爭奪殖民地。

自荷蘭人進入東亞海域的第一天，所求的就是自由、不受約束的貿易，可以在中國沿岸任何地方停泊、交易。這實質上是要在東亞貿易中佔據主導地位。為此，他們採取了一種極為現實的策略——誰最有可能給他們帶來貿易，就選擇跟誰合作，從明朝政府到鄭芝龍、李魁奇、鍾斌、劉香。

1630年2月9日，在荷蘭艦隊的協助下，鄭芝龍在廈門海域擊敗了對手李魁奇，得以重新控制廈門。作為交換條件，他承諾荷蘭的船隻可以在廈門、漳州河貿易，並達成荷蘭人不得傷害鄭氏旗下船隻的協議。但等到海盜鐘斌起來作亂，福建的海禁又嚴格起來。1631年，鄭芝龍要求荷蘭人離開廈門海域，交易只能限制在台灣的大員島進行。荷蘭人非常不滿，仍想盡一切努力讓他們在廈門海域的貿易繼續下去。

當時，鄭芝龍已成為荷蘭人最大的貿易夥伴。隨著海禁收緊，福建商船到台灣大員的很少，難以滿足荷蘭人的貨物需求。另一方面，鄭芝龍壟斷了對台灣的貿易，控制了定價權，貨品質次價高。這種受制於人的局面，讓荷蘭人越來越難以接受，認為這將使東印度公司無利可圖，蒙受巨大的經濟損失。到1633年，當對華貿易依然沒有好轉時，他們決定採取武力來改變現狀。

鄭芝龍也有他的為難之處。自接受明朝招撫以來，他與招撫他的福建巡撫熊文燦交好。熊奉行「以不治治之」的策略，善於驅使鄭芝龍來剿滅各路海盜山賊。至於鄭與荷蘭人私下的貿易來往，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等到1631年9月，鄭芝龍先後剿滅了李魁奇、鍾斌等海上勢力後，熊文燦隨即奏請朝廷開放漳、泉的海禁，重開通商口岸恢復海外貿易。他清楚鄭有「紅夷（明清之際對荷蘭人的稱呼）之利」，仍准許他的船到台灣南部的大員島與荷蘭人做交易。這對中荷貿易乃至鄭芝龍與荷蘭的關係都是一個重要的緩衝。

但到崇禎五年（1632）二月，熊文燦升任兩廣總督，繼任者鄒維璉是個海禁強硬派。他極力反對讓荷蘭人來福建沿海做貿易，更不許談「互市」兩字，認為「自古華夷混處，釀禍非小，何敢容隱以用癰」，「紅夷們」深目長鼻，更是蛇豬一類的野獸畜生。對鄭與荷蘭人之間交往過密，他多次上書朝廷嚴厲譴責。

在巨大的壓力下，鄭芝龍不得不與荷蘭人斷絕關係，並表態「剿匪以贖罪」。這也最終造成了鄭荷關係的破裂。到1633年10月料羅灣海戰前夕，他只得「誓以一身拚死當夷」。

1633年7月，荷蘭方面經過充分準備後，在南澳、廈門對明朝軍隊發動了進攻，共投入11艘荷蘭戰艦和3艘戎克船。當時鄭芝龍忙著對付海盜劉香，對荷蘭人完全沒有防備。荷蘭人用炮擊、火燒、鑿沉等方式，毀掉了明軍駐在港口中的幾十艘船艦。突襲成功後，他們的下一步動作是劫掠來往於福建與馬尼拉的商船，使得中國與東南亞的貿易航線陷於癱瘓。

隨後，荷蘭人以勝利者的姿態給鄭芝龍和泉州官員們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包括：毫無限制地在中國沿海自由貿易，在廈門鼓浪嶼建立屬於他們的貿易據點，船隻自由出入中國海岸，禁止中方與西班牙人貿易，「不再允許任何戎克船前往馬尼拉、基隆（均為西班牙殖民地）或者其他我們敵人的地方，只許前往巴達維亞。」

荷蘭人是想以軍事實力為後盾，把勢力紮根到東亞大陸的沿海地區，壟斷中國的對外貿易，在東亞貿易體系中佔據主導地位，就像葡萄牙人擁有澳門那樣。

鄭成功與原配董氏畫像，清代佚名作（視覺中國/圖）

料羅灣海戰

1633年10月，一份來自鄭芝龍的宣戰書被送達大員，他措辭強硬地表示：要與荷蘭人堂堂正正較量一番。

當月22日黎明，鄭芝龍的水師艦隊突然出現在荷蘭艦隊停靠的金門料羅灣。據荷蘭人描述，明軍投入了約150艘戎克船，其中有50艘是特別大的戰船，其餘是中小型戰艦。荷艦有8艘，另有與荷蘭人臨時結盟的海盜劉香和李國助的50艘船從旁協助。

鄭芝龍親任前鋒，下令他的艦隊直衝荷蘭人，將荷劉的艦隊合圍起來。其中三艘中國戰船勾住了荷蘭的快艇brouckerhaven號，然後其中一艘中方戰船被點燃，立刻燒起來，brouckerhaven的船尾也跟著起火。雖然荷蘭人還在船頭用步槍、火器拚命抵抗，但已完全喪失了突破包圍的可能性。他們於是自行引爆火藥，brouckerhaven爆炸後沉入海底。

除火攻外，另有四艘中方船把另一艘荷快艇slooterdijck號勾住，明軍將士跳到敵艦上，經過一番廝殺爭奪，最終佔領、控制了slooterdijck。

在明軍的猛烈攻擊下，荷蘭人被團團包圍。眼看敗局已定，剩下六艘荷艇衝出重圍，逃往外海。劉香和李國助的艦隊看勢不妙，立刻奪路而逃，完全棄荷蘭盟友於不顧。

據荷蘭人的《巴達維亞城日記》所記：料羅灣海戰中，被俘的荷蘭人約計百人。另據福建巡撫鄒維璉奏報的戰績：「計生擒夷眾一百一十八名，馘斬夷級二十顆，焚夷夾板巨艦五隻，奪夷夾板巨艦一隻，擊破夷賊小舟五十餘只，奪盔甲、刀劍、羅經、海圖等物皆有籍存。而前後銃死夷屍被夷拖去，未能割級者，累累難數，亦不敢敘。」

料羅灣海戰又稱崇禎明荷海戰，是中國軍隊第一次在海上大敗西方海軍的戰役，鄭芝龍的水師是這場海戰的絕對主力。戰前，他做了精心的準備和戰略謀劃，並得到福建官府的火船和戰船助戰，以形成對荷蘭人的合圍。為激勵士氣，鄭芝龍「破家賞士」，對燒毀荷蘭戰船者，再贈200兩精銀。

大戰後，明軍乘勝追擊，又連續與荷蘭人發生小規模海戰，一直將荷蘭趕出中國沿海為止。

耐人尋味的是，海戰11天後，鄭芝龍派人送信到大員島，主動向荷蘭人拋出橄欖枝：說自己和明朝官員們對發生戰爭感到痛心，提出雙方可以恢復和平關係，繼續貿易，前提是荷蘭長官普特曼斯需要為發動戰爭道歉，並賠償損失。

儘管大獲全勝，鄭芝龍的真正目的是形成一種戰略震懾，讓荷蘭人知難而退，徹底打破想以武力征服來壟斷貿易的企圖。事實上，雙方都想控制事態。在戰前，鄭芝龍下了對荷方長官普特曼斯的赦免令，如將其俘虜，不得將他殺死，而是交給鄭或其他官員。戰役中被俘的其他荷蘭人，也都受到了友好招待。

經多次交涉談判，鄭、荷恢復了貿易合作關係。到1633年底，明朝政府允許一定數量的商船去大員貿易，但交易地點僅限於此，不能擴展到大陸沿岸地區。從1634年開始，陸續有持貿易通行證的中國商船前來大員做交易。

不久，對海禁強硬的福建巡撫鄒維璉遭到撤職，繼任者對海禁以及鄭芝龍等人無力約束，於是採取放任態度。雖然明朝宣稱勝利，但東南海權自此落入鄭芝龍一人掌控之中。荷蘭方面也放棄了武力威脅的方式，接受鄭芝龍的貿易安排。大員作為東亞海域貿易的中轉站逐漸發展起來。自此，台海一直處於相對和平穩定的均勢狀態，直到明王朝覆滅。

自1628年被招撫後，鄭芝龍幫助明朝政府蕩平海寇，擊敗荷蘭人，使得東南沿海恢復了安寧。崇禎八年，鄭以首功升為參將；九年升任福州都督，十三年又因戰功升福建總兵官。自此，他控制了從日本到東海、南海的全部東亞制海權，被稱為「閩海王」。

東南海疆唯鄭芝龍是從，來往的商船花錢買鄭氏旗號，「每一舶例入三千金，歲入千萬計」。若無鄭氏旗，在東亞海面被攔截的概率超過百分之五十，若在福建沿海，則百分之百被攔截。最後就連在台灣的荷蘭人都得偷偷地以日本船的名義買令旗。當時，鄭芝龍違反明朝政府的禁令，開闢了直航日本的貿易航線，這也意味著台灣作為中轉站的地位喪失，由此導致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利益遭受巨大損失。

在故鄉南安的安海港，鄭芝龍用數年時間修建了一座巨大的城堡，以此作為海上貿易的基地和軍事據點。整個城堡佔地138畝，極其華麗，一半修築在海灘上，一半在海里，像一個神秘的港口。城堡直通五港口岸，並設有面向大海的大炮，可以射擊近海來犯的敵船。

在17世紀上半葉，鄭芝龍以強大的海上武裝和明朝官員的身份，獨佔通洋巨利，成為環中國海的主宰。此時，大明王朝正處於大廈將傾之際，帝國的統治者無暇也無力顧及沿海侵擾的「肢體之患」，只能「以寇治寇」。這給了鄭芝龍難得一遇的歷史時機，發展、壯大成為集商業、軍事於一體的鄭氏海上帝國。

日本畫家歌川國芳所繪的鄭成功獵虎圖（視覺中國/圖）

「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先驅

在17世紀的東亞海域，無論是明朝軍隊，還是後來的清朝軍隊，都無法與鄭氏集團的海上武裝相抗衡。

崇禎元年，兩廣總督李逢節在給朝廷的奏疏里，就提到「鄭賊」的船器很多都是外番製造。相比明軍以及後來的清軍，鄭氏水師的船械裝備要優越得多。除了傳統的中式帆船，如鳥船、烏尾船等，還配有仿西式的火炮，包括16世紀從葡萄牙傳入的小型火炮佛狼機。

當時歐洲國家進入東亞後，海上優勢是「側舷炮艦」。這是一種可以在船隻兩側安裝多層火炮的大型戰艦，比中式帆船火力強大很多。1633年7月，當荷蘭人發動對明朝的突襲戰時，他們驚訝地發現鄭芝龍竟然裝備了一支新型艦隊——在廈門港內停泊著近30艘較大的戰艦，裝備完善，架著16、20到36門大炮，遠超過荷蘭艦的炮火裝備。

在與荷蘭人打交道的過程中，鄭芝龍已經在悄悄地學習、仿製荷蘭人的戰艦，並開始採用西式的四輪炮架和駐退索環，把戰鬥力水平提升到與當時領先歐洲的「海上馬車夫」大致對等的水平。北美漢學家歐陽泰因此稱鄭芝龍「系統性地開闢海洋軍隊現代化之路」。

歐陽泰根據多國資料研究鄭成功收復台灣的整個過程時發現：如果純粹從軍事技術來講，包括武器、船隻的種類、數量，碉堡的設計，17世紀的荷蘭人已經遠遠超越了鄭成功的軍隊。但由於鄭成功的將領在素質、團結方面都優於荷蘭人，而且對待俘虜寬厚、善於用他們的長處來戰勝敵人，所以鄭成功很快就學會了如何運用荷蘭人在武器和碉堡技術上的突破。

這些早期的中西方較量，顯示了荷蘭的軍工科技及其背後的政治、社會制度的優越性。在17世紀，這些差距尚小，可以通過學習、模仿來彌補。等鄭氏失敗後，清朝失去了在海上發展的動力，只注重帝國在陸地上的威脅，差距越來越大。

清朝初年，為了追趕並擊敗鄭氏水師，新生的清軍水師一度開始學習、仿造鄭氏的戰艦和裝備。等清廷消滅鄭氏勢力、平定台灣後，主帥施琅當即上奏，拆掉了正在建造的一隻大型戰船，又改回過去那種只裝備少量火炮的老式中型船，在軍事技術上走了回頭路。

直至一個半世紀後的1840年，英國軍艦封鎖了廣東的珠江口，發動第一次鴉片戰爭，清朝才領教到西方的「船堅炮利」，陷於與西方屢戰屢敗、進退失據的敗局。至晚清，在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等政治精英的推動下，一場「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洋務運動姍姍來遲。

鄭芝龍本人的生活方式也頗有「華洋雜處」之特色。

他身邊有一支從澳門招募、組建的黑人僱傭兵。僱傭兵里不僅有非裔，還包括深膚色的南亞和東南亞人。他們作戰勇敢，忠誠友愛，善於用來福槍、滑膛槍等新式武器。

這是鄭芝龍在澳門時從葡萄牙人那裡借鑒的經驗。他一直過著刀口舔蜜的生活。接受明朝招撫後，他仍面臨各種危險，需要時刻防範仇家、競爭對手的暗殺活動。每當他接受各種要人邀請去參加慶典或宴會時候，他都會帶著黑人衛隊做貼身安保。

等鄭芝龍後被清廷挾持到北京後，部分黑人僱傭兵追隨鄭成功抗清，且在收復台灣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聯合併策反了荷蘭人的「烏番軍」，在戰爭中給荷蘭人以重擊。

台灣省台南市鄭成功文物館，描繪台灣沿海城鎮台南的風土人情的繪畫地圖局部（視覺中國/圖）

鼎革之際的「國姓爺」

崇禎三年（1630），年僅7歲的小福松（鄭成功乳名）告別母親和弟弟，跟著堂叔鄭芝鶚乘船回國，認祖歸宗。母親田川松則被德川幕府以「日女不入中原」為由留在日本。直到15年後，田川松才得以來中國，與丈夫和長子團聚。

田川家是隸屬於平戶藩主松浦氏的武家。在7歲前，小福松除了讀書識字外，也接受了日本武士道的訓練。

對於長子，鄭芝龍這個海盜出身的梟雄寄予著極高期望。他一度設想過把長子交給荷蘭人，安排他到巴達維亞去學習西人的軍事知識和禮儀。但最終還是為兒子安排一條他眼中、也是中國傳統社會認為最光宗耀祖的路——讀四書五經，通過科舉進入帝國高層，當大官。在老家安平，他為小福松聘請當地最有學問的老師開蒙。老師給他起名森，寓深沉整肅、叢眾茂盛之意。

鄭森也很爭氣，14歲考中秀才，又經考試成為南安縣20個「廩膳生」之一。崇禎十四年（1641），他迎娶了福建泉州惠安進士、禮部侍郎董颺先的侄女。

崇禎十七年（1644），鄭森前往南京求學，進南京國子監深造。他拜在「東林魁首」、大儒錢謙益的門下讀書，「性喜春秋，兼愛孫吳」。為了勉勵這個出身武家的門生，錢謙益替他起「大木」之表字。在南京期間，鄭森和東林復社人士往來頻繁，結為師友。東林復社所標榜的忠君愛國、殺身成仁的社會清議對他影響至深。

儒家的忠孝節義觀，成為鄭森一生的精神底色。相比弟子，一代大儒錢謙益此後在明清易代之際進退維谷、反覆無常，盡顯知行之間的錯位和尷尬。等降清出仕後，他又困頓於「大節已虧」，和妾柳如是與鄭成功暗中聯絡，想助他的反清復明事業。

這一年，闖王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禎帝自縊於煤山，明朝滅亡。隨後，山海關總兵吳三桂引清軍入關，擊敗李自成，進駐北京城。明朝遺臣遂於南京擁立萬曆帝之孫、福王朱由崧登基，翌年（1645年）改元「弘光」。為了得到鄭氏的支持，他封鄭芝龍為南安伯，守福建，調其弟鄭鴻逵率舟師駐鎮江防守。當年五月十五日，清朝豫親王多鐸率軍南下，破揚州，攻佔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等人殉國，弘光帝被俘後遇害。

弘光政權覆滅後，由於清廷在江南採取殘酷野蠻的高壓政策，強行下達剃髮令，激起各地抗清鬥爭蜂起。在福州，鄭芝龍和鄭鴻逵擁明宗室、唐王朱聿鍵稱帝，1645年七月改元「隆武」。手握重兵的鄭芝龍成為隆武帝依靠的主要軍事力量。

隆武政權成立後，鄭芝龍把長子鄭森引薦給隆武帝。隆武帝非常讚賞他的才華，嘆息說：「惜無一女配卿，卿當忠吾家，勿相忘也！」在帝制時代，這是無上的榮光。為了表示對鄭森的寵愛，隆武帝將當朝最尊崇的朱姓賜給鄭成功，並將其原名森改為成功。

自是，朝廷內外都稱朱為國姓，普通百姓尊稱鄭成功為「國姓爺」。1646年（南明隆武二年）起，22歲的鄭成功開始領軍，多次奉命進出閩、贛與清軍作戰，頗受隆武帝器重。但兵權仍掌握在其父鄭芝龍手裡。

此時，權勢到達頂峰的鄭芝龍意識到大明王朝氣數已盡。他一直以來都是一個善於投機的精明商人，也是明末東亞海域眾多海盜中碩果僅存的一個。他不想全副身家跟著大明王朝這艘老舊的破船一起沉入海底。

當清軍南下福建的時候，鄭芝龍開始「放水」——命令仙霞關守將施福（又名施天福，施琅族叔）把軍隊撤回福州。此舉導致清軍攻入閩北時幾乎沒有遭受抵抗。當時已降清的前明高官洪承疇受命招撫江南。因他和鄭芝龍同為泉州南安人士，便以同鄉之誼，給出了三省王爵的降清條件。利誘之下，鄭芝龍不顧鄭成功、鄭鴻逵等人的反對，決意帶著其他幾個兒子北上向清朝投降。鄭成功見勸阻父親不成，帶著部分將士出走金門。

鄭芝龍本以為降清之後不但得保家業，還能佔據一方成為王侯。不料清軍征閩主帥博洛背約，不但將鄭芝龍及其諸子一同挾往北京，更出兵攻打鄭氏的故鄉閩南南安。鄭成功之母田川松當時已從日本來南安定居，不幸遇此劫難，受辱後自縊身亡。鄭成功得知母親死訊，悲痛欲絕，更加堅定了抗清的決心。

鄭成功和其軍隊成為南明後期主要的抗清軍事力量之一。

清朝一直想以手中的鄭芝龍為要挾，逼誘鄭成功降清，未果。順治十四年（1657），鄭芝龍和四個兒子、弟弟鄭芝豹一道被流放寧古塔，「加鐵鏈三條，手足杻鐐」。康熙即位後，當年（1661年）十月，下旨在菜市處死鄭芝龍等11人。噩耗傳到台灣，鄭成功「伏案頓足大慟」，發誓要「縞素復仇，以結忠孝之局」。

鄭成功後裔祭奠鄭成功陵墓（視覺中國/圖）

「國姓爺」的志業與生意

1646年，對鄭氏家族和東亞海域，是乾坤巨變的一年。

隨著清軍攻入廣東，控制東南沿海，鄭氏的地盤被壓縮到閩省沿岸一帶和近海島嶼。第二年，鄭成功在海上起兵抗清，尊在廣東肇慶稱帝的永曆為正朔，以復明為大業。

起初，他沒有自己的地盤，廈門、金門都被叔父、堂兄弟們控制，各自擁兵自重。他在沿海一帶招兵買馬，聚攏起其父舊部中不願降清者，建立起自己的軍隊，三年時間裡逐步整合鄭氏集團的力量。到1650年收金、廈兩島於手中後，他以此為基地苦心經營。到1658年，他建立起一支遠超鄭芝龍全盛時期的軍隊，「甲士五萬，伏兵凡十餘萬，船數千艘」。

相比出身底層、早年混跡江湖的鄭芝龍，鄭成功的性格里有更多的「剛強、勇敢、好復仇和殘忍」。他對部下和軍隊要求極為嚴格，也因此打造出一支極富戰鬥力的強悍軍隊。據與他有過深入接觸的西班牙神父李科羅估計：在鄭成功控制中國東南沿海的15年里，約有50萬人因為違反他的命令而受到嚴厲的處罰，不管是親信還是他的家人。

鄭成功一生中的大部分精力都消耗在抗清復明的事業里，同時以商養戰，還沒來得及一一展開他胸中的諸多抱負。早在南明隆武二年(1646)，他在年僅22歲之際就向隆武帝提出了被後人譽為「延平條陳」的治國安邦之策，即「據險控扼、揀將進取、航船合攻、通洋裕國」。隆武帝聽畢贊為奇策。

這16個字涵蓋了鄭氏在政治、經濟、軍事兵法上的戰略戰術思想。其中的「通洋裕國」，即指發展海上貿易，增加國家財富，以達到富國強兵之目的。可以說，這是中國古代最早關於對外開放的最高構想和實踐。

「通洋」所帶來的經濟利益和軍需物資，也是鄭成功反清復明活動的基礎。

在他的時代，鄭氏海外貿易的主要對象國是日本，一是因為日本當時對中國物產的需求量較大；另一方面也因為鄭氏本身與日本關係密切。當時，他的胞弟田川七左衛門一直留在日本，負責管理鄭氏集團在日本的海外貿易。「國姓船」除了從日本採購生活物資外，還負責採購鄭成功軍隊的軍需物資，如甲胄、軍火原料等。出口到日本的物產主要以生絲和紡織品為主，另外還有台灣產的鹿皮、砂糖等產品。

為了斷絕鄭成功的後路，清廷後來採納了原鄭成功部下、降清將領黃梧的計策，實施遷界令，「令將山東、江浙、閩、廣海邊居民盡遷於內地，設界防守。片板不許下水，粒貨不許越疆，則海上食盡鳥獸散矣。」遷界令下達後，鄭氏集團從大陸採購物資的途徑被切斷，導致海外貿易無法進行。清朝的這項措施也是促使鄭成功最終選擇退守台灣的關鍵原因。

從1646到1656年，鄭成功與荷蘭方面維持著穩定的貿易往來。雖然雙方不時因船隻徵稅、劫掠商船有小摩擦，大體上還是維持著合作關係，直至1656年發生了貿易禁運風波。

當時，南洋有大量華人經商定居，他們在當地積累了財富，但地位很低，經常成為暴力的犧牲品。1603、1639年，馬尼拉兩次爆發西班牙殖民者聯合當地土人針對華人的大屠殺事件。到1655年，又發生了針對華商的惡行。鄭成功得知後非常生氣，決定對馬尼拉實施貿易制裁。

他隨後寫信給台灣的荷蘭長官，請求大員方面禁止船隻前往馬尼拉進行貿易。但是，荷蘭人以西、荷之間簽訂過永久和平協定為由，婉拒了這一要求。這讓鄭成功非常不滿。1656年6月，他果然發布禁令：禁止大小船隻往台灣大員方向貿易，並給予一百日內來回航行的寬限。

此後一年時間裡，沒有一艘船前往大員貿易，沿海地區也只有少數小船偷渡至大員。鄭成功對禁令的執行極為嚴苛：一隻商船被查出私藏胡椒後，船長被處死，船員則被砍下右手。台灣是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南亞的中轉站，東南亞的許多商品都是經由台灣轉運至各地貿易，而大員港又是荷蘭在台灣最大的港口。大員港被禁後，荷蘭東印度公司對中國和日本的貿易幾近癱瘓。

荷蘭方面不得不派人向鄭成功求和。經過數月談判，最終荷蘭人作出退讓，鄭成功也就此罷休，於1657年7月解除對大員的貿易禁令。

隨著東亞大陸政治格局的劇烈變動，荷蘭東印度公司開始嘗試與清朝建立聯繫。1653年，從巴達維亞派出的荷船到達廣州，試探是否有商談通商的可能性，但清廷拒絕了。1655年夏，荷蘭方面又派出一支由16人組成的使臣團到北京面見順治帝，請求貿易許可。在廣州等候期間，他們提出願意向中國皇帝提供援助以剿滅鄭氏的勢力，以此換得清廷開放貿易。

荷蘭人認為，要打開中國的貿易，最有價值的籌碼就是幫助清廷圍剿「國姓爺」。

事實上，自1646年南明隆武政權被滅，荷蘭東印度公司就開始擔憂一種可能——鄭成功有進攻台灣島的打算。在他們眼中，鄭成功是一個越來越危險的人物。

1662年2月，荷蘭人向鄭成功投降（視覺中國/圖）

收復台灣

1657-1659年，鄭成功三次北伐抗清，力圖克複南京，最終都遭遇失敗。此時，滿清大體上控制了中國，抗清鬥爭進入低潮；南明最後一個皇帝永曆逃入緬甸境內。清軍由此得以集中更多兵力，加強對金、廈二島的進攻。

大陸沿海已經難以固守，再開闢一個抗清的基地迫在眉睫。

1661年4月21日，鄭成功親率25000名將士，分乘三百艘戰船，從金門出發，越過台灣海峽，因遇上颶風在澎湖停留數天，於30日清晨抵達大員。荷蘭駐軍聽說鄭成功要進攻台灣，十分驚恐。他們把軍隊集中在熱蘭遮城、普羅文查城（均在今台南）兩座城堡，還在港口沉破船阻止鄭成功船隊登岸。鄭軍趁海水漲潮順利駛進鹿耳門內海，主力從禾寮港登陸，從側背進攻普羅文查城，並切斷了其與熱蘭遮城的聯繫。戰鬥中，荷軍以hector號戰艦攻擊，鄭成功一聲令下，把荷軍緊緊圍住，六十多隻戰船一齊發炮，把hector號擊沉。普羅文查城的荷軍在水源被切斷、外援無望的情況下，向鄭軍投降。死守熱蘭遮城的荷軍負隅頑抗，鄭成功在該城周圍修築土台，並打退來自巴達維亞的援軍。圍困8個月之後，他下令向熱蘭遮城發起強攻。1662年2月，荷蘭人投降。

經過長達9個月的戰鬥，鄭成功打敗了當時的海洋強權，從殖民者手裡收復了淪陷38年的中國領土台灣。這場戰爭結束了荷蘭東印度公司在中國台灣的經營，開啟了明鄭政權對台灣的統治。

1662年6月23日，年僅37歲（未滿38周歲）的鄭成功在盛年之際突然死去。此後，他的繼承者鄭經、鄭克塽接續在台灣的經營。

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在鄭氏經營台灣21年後，鄭成功之孫、延平郡王鄭克塽向鄭的舊部、清統帥施琅投降，接受剃髮，然後乘坐船隻離台。1699年，經康熙帝恩准，鄭成功、鄭經父子的屍骨從台灣被帶回南安縣鄭氏祖墓歸葬。

鄭成功對明的忠誠、矢志不移的抗清，和他中日混血兒的身份，讓東亞文化圈深受儒家忠烈觀和「華夷之辨」影響的民眾為之深深感動，尤其是在日本。自18世紀初，日本民間出現了大量有關「國姓爺」題材的戲劇、小說和歷史創作，至今興盛不衰，被稱為「鄭成功文學」。

（參考書目和資料：鄧孔昭《鄭成功與明鄭在台灣》；李廣超《鄭芝龍海洋活動研究：1621-1635》；韋文軍《鄭荷海戰與台海軍事格局之演變：1633-1663》；管寧《日本德川幕府鎖國的原因和影響》；李伯聰《中國在「全球化第一波」中錯失的三次歷史機遇》。）

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徐琳玲